文史通义作者章学诚-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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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著也。若元明之《一统志》书，其总汇也。散著之篇，存於官府文书，本无文
理，学者所不屑道。统汇之书，则固地理专门，而人物流寓，形胜土产，古迹祠
庙诸名目，则因地理而类撮之，取供文学词章之所采用，而非所以为书之本意也。
故形胜必用骈俪，人物节取要略，古迹流连景物，祠庙亦载游观，此则地理中之
类纂，而不为一方文献之徵，甚皎然也。”
余曰：“然则统志之例，非与？阎氏若璩以谓统志之书，不当载人物者，其
言洵足法与？”章君曰：“统志创於元明，其体本於唐宋，质文损益，具有所受，
不可以为非也。《元和郡县》之志，篇首各冠以图，图后系以四至八到，山川经
纬之外，无旁缀焉；此图经之本质也。《太平寰宇》之记，则入人物艺文，所谓
踵事而增华也。《嘉熙方舆胜览》，侈陈名胜古迹，游览辞赋，则逐流而靡矣。
《统志》之例，补《寰宇》之剩义，删名胜之支辞，折衷前人，有所依据，阎氏
从而议之过矣。然而其体自有轻重，不可守其类纂名目，以备一方文献之全，甚
晓然也。”余曰：“古之方志，义例何如？”章君曰：“三代封建，与后代割据
之雄，大抵国自为制，其体固不侔矣。郡县之世，则汉人所为《汝南先贤》、
《襄阳耆旧》、《关东风俗》诸传说，固已偏而不备，且流传亦非其本书矣。今
可见者，宋志十有馀家，虽不能无得失，而当时图经纂类名目未盛，则史氏家法
犹存。未若今之直以纂类子目，取为全志，俨如天经地义之不可易也。”余曰：
“宋志十有馀家，得失安在？”章君曰：“范氏之《吴郡志》，罗氏之《新安志》，
其尤善也。《罗志》芜而不精，《范志》短而不详，其所蔽也。《罗志》意存著
述，《范志》笔具翦裁，其所长也。后人得著述之意者鲜矣。知翦裁者，其文削
而不腴，其事郁而不畅，其所识解，不出文人习气，而不可通於史氏宏裁；若康
氏《武功》之志，韩氏《朝邑》之志，其显者也。何为文人习气？盖仿韩退之
《画记》而叙山川物产，不知八书十志之体，不可废也。仿柳子厚《先友记》而
志人物，不知七十列传之例，不可忘也。然此犹文人徇名之弊也。等而下者，更
无论矣。”
余曰：“如君所言，修志如何而后可？”章君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
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一方掌故，何取一人著作？然不讬於著作，
则不能以传世而行远也。文案簿籍，非不详明，特难乎其久也。是以贵专家焉。
专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传也。其可以言传者，则规矩法度，
必明全史之通裁也。”“明全史之通裁当奈何？”曰：“知方志非地理专书，则
山川都里坊表名胜，皆当汇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宾主之义也。知方志为
国史取裁，则人物当详於史传，而不可节录大略；艺文当详载书目，而不可类选
诗文也。知方志为史部要删，则胥吏案牍，文士绮言，皆无所用，而体裁当规史
法也。此则其可言者也。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然家谱有徵，
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徵，则国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盖有取於家谱者矣。未闻
取於县志。则荒略无稽，荐绅先生所难言也。然其故，实始於误仿图经纂类之名
目，此则不可不明辨也。”
噫！章君之言，余未之能尽也。然於志事，实不敢掉以轻心焉。二图包括地
理，不敢流连名胜，侈景物也。七志分别纲目，不敢以附丽失伦，致散涣也。二
表辨析经纬，不敢以花名卯簿，致芜秽也。五传详具事实，不敢节略文饰，失徵
信也。乡荐绅不余河汉，勤勤讨论，勒为斯志，庶几一方之掌故，不致如章君之
所谓误於地理之偏焉耳。若求其志，而欲附於著作专家，则余谢不敏矣。
○为毕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常德为古名郡，左包洞庭，右控五溪，战国楚黔中地，秦楚争衡，必得黔中
以为橐钥；所谓旁摄溪蛮，南通岭峤，从此利尽南海者也。后汉尝移荆州治此，
盖外控诸蛮，则州部之内，千里晏然。隋唐以来，益为全楚关键。五季马氏既并
朗州，而后屹然雄视，诸镇莫敢与抗矣。盖北屏荆渚，南临长沙，远作滇、黔门
户，实为控要之区，不其然欤？我朝奕世承平，蛮夷率服，大湖南北，皆为腹地。
康熙二十二年，满州将军驻防荆州，遂移提督军门，弹压常德。后虽分湖南北为
两部院，而营制联络两部，呼吸相通，故节制之任，仍统於一。
余承乏两湖，尝按部常德，览其山川形势，慨想秦汉通道以来，治乱机缄，
割制利弊，与夫居安思治，化俗宜民之道，爰进守土长吏，讲求而切磋究之。知
府三原李君大｛雨隆｝，悃愊吏也。六条之察，次第既略具矣。府志辑於康熙九
年，故册荒陋，不可究诘；百馀年之文献，又邈焉无徵；於是请事重修。余谓此
能知其大也。虽然，方志遍寰宇矣，贤长吏知政事有恒，而载笔之士，不知辞尚
体要，猥芜杂滥，无讥焉耳。即有矫出流俗，自命成家，或文人矜於辞采，学士
侈其蒐罗，而於事之关於经济，文之出於史裁，则未之议也。
会稽章典籍学诚，游於余门。数为余言史事，黎然有当於余心。余嘉李君之
意，因属典籍，为之撰次，阅一载而告成。凡书二十四篇；为纪者二，编年以综
一郡之大事；为考者十，分类以识今古之典章；为表者四，年经事纬，以著封建、
职官、选举、人物之名姓；为略者一，为传者七，采辑传记，参合见闻，以识名
宦、乡贤、忠孝、节义之行事。纲举而目斯张，体立而用可达。俗志附会古迹，
题咏八景，无实靡文，概从删略。其有记序文字，歌咏篇什，足以考证事实，润
色风雅，志家例录为艺文者；今以艺文专载书目，诗文不可混於史裁，别撰《文
徵》七卷，自为一书，与志相辅而行。其搜剔之馀，畸言脞说，无当经纶，而有
资谈助者，更为《丛谈》一卷。皆不入於志篇。凡此区分类别，所以辨明识职，
归於体要。於是常德典故，可指掌而言也。
夫志不特表章文献，亦以辅政教也。披览舆图，则善德、桃源之为山镇，渐、
潜、沧浪之为川泽，悠然想见古人清风，可以兴起末俗。爰求前迹，有若马伏波、
应司隶之流，制苗蛮於汉世；李习之、温简舆其人，兴水利於唐时；因地制宜，
随时应变，皆文武长吏前事之师。考古即以徵今，而平日讨论，不可以不豫也。
盖政之有恒与辞之体要，本非两事，昧於治者不察也。余故因李君之知所务也，
而推明大旨，以为求治理者法焉。
○为毕秋帆制府撰荆州府志序
荆州富於《禹贡》、《职方》，雄据於三国六朝五季，而冲要岩剧於前明。
盖至今所领仅七城，而於湖北部内十一府州，犹为重望云。三代画州，荆域袤延
且数千里，无可言也。汉分南郡，荆州所部。蒯越说刘表曰：“荆州南据江陵，
北守襄阳，八郡可传檄而定。”诸葛忠武说昭烈曰：“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
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用武之国。”六朝争剧於萧梁，五季称雄於高氏，一时献
奇借箸，腾说虽多，大约不出蒯、葛数语。然是时荆州，实兼武陵、桂阳诸郡，
幅员包湖南境。至明改元中兴路为荆州府，则今荆州境矣。彼时王国所封，蔚为
都会。我朝因明旧治，初以总兵官镇守其地，旋改满营，设将军都统以下如制。
雍正十三年，割二州三县与土司地，分置宜昌、施南两府。乾隆五十六年，又以
远安隶荆门州。於是荆州所部，止於七县。然而形势犹最诸府，则江陵固兼南北
之冲，而东延西控，联络故自若也。至於时事异宜，则满汉分城，民兵不扰；漕
兑互抵，转饷无劳，亦既因时而立制矣。惟大江东下分流，故道多湮，江防堵筑，
视昔为重。乾隆戊甲大水灌城，军民被淹，城治倾圮。天子南顾畴咨，特命重臣，
持节临莅，发帑二百万金，钜工大役，次第兴举。余於是时，奉命来督两湖，夙
夜惴惕，惟恐思虑有所未周，无以仰答诏旨。咨於群公，询於寮寀，群策材力，
幸无陨越。而亿兆生灵，皆蒙恺泽，而出於昏垫，则荆州虽故而若新也。
逾年，民气渐苏，官司稍有清晏。知府山阴张君方理，始欲整齐掌故，为后
持循；旋以事去。继其任者，永济崔君龙见，乃集七县长吏而议修府志。崔君以
名进士起家，学优而仕，其於斯志，盖斤斤乎不苟作也。且《荆志》著於古者，
倍他州郡，盛弘之有《荆州记》，庾仲雍有《江记》，宗懔有《荆楚岁时记》，
梁元帝有《荆南志》，又有《丹阳尹传》，书虽不存，部目可考，遗文逸句，犹
时见於群书所称引也。前明所修《荆州府志》，仅见著录而无其籍。康熙年间，
胡在恪所修，号称佳本，而世亦鲜见。今存叶仰高志，自云多仍胡氏旧文，体例
谨严，纂辑必注所出，则其法之善也。而崔君之於斯志，则一秉史裁，详赡博雅
之中，运以独断别裁之义。首纪以具编年史法，次表以著世次年代，掌故存於诸
考，人物详於列传，亦既纲举而目张矣。又以史志之书，记事为主。艺文仍著录
之篇，而近代志家，猥选诗文杂体；其有矫而正者，则又裁节诗文，分类隶於本
事之下，皆失古人流别。今师史例以辑府志，更仿选例以辑文徵。自云：志师八
家《国语》，文徵师十五《国风》，各自为书，乃得相辅而不相乱。又采辑之馀，
琐事畸言，取则失裁，弃则可惜；近人编为志馀，亦非史法。今乃别为《丛谈》
一书，钜细兼收，而有条不紊，盖近日志家所罕见也。昔罗愿撰《新安志》，自
谓儒者之书，不同钞撮簿记。今崔君所辑，本源深远，视罗氏雅裁，有过之而无
不及已。会湖北有《通志》之役，聘会稽章典籍学诚，论次其事。章君雅有史识，
与余言而有合。崔君又屡质於典籍，往复商榷，时亦取衷於余。余故备悉其始末，
而叙於卷端。
○为毕秋帆制府撰石首县志序
石首为荆州望县，两汉本华容地，晋平吴，分华容置县，因山以石首名。赵
宋改治调弘，易名建宁。寻迁绣林山左，复名石首。元大德中，又迁楚望山下。
历明至今，文物声名，为荆部称盛。县志不修，近六十年。旧志疏脱，诠次无法，
又阙数十年之事实。知县玉田王君维屏，因余撰辑通志，檄徵州县之书，乃论次
其县事，犁剔八门，合首尾为书十篇，以副所徵，且请余为之序。
余披览其书，而知王君之可与论治也。夫为政必先纲纪，治书必明体要。近
日为州县志者，或胥吏案牍，芜秽失裁；或景物题咏，浮华无实；而求其名义所
归，政教所重，则茫然不知其所指焉。夫政者，事也。志者，言也。天下盖有言
之斐然，而不得於其事者矣；未闻言之尚无条贯，而其事转能秩然得叙者也。今
王君是志，凡目数十，括以八门，若网在纲，有条不紊。首曰编年，存史法也。
志者史所取裁，史以记事，非编年弗为纲也。次曰方舆，考地理也。县之有由立
也，山川古迹，以类次焉。而水利江防，居其要矣。次曰建置，人功修也。城池
廨署，以至坛庙，依次附焉。次曰民政，法度立也。户田赋役之隶於司徒，邮驿
兵防之隶於司马，皆《洪范》八政之经也。次曰秩官，昭典守也。长佐师儒，政
教所由出也。而卓然者，爰斯传矣。次曰选举，辟才俊也。论秀书升，《王制》
之大，兴贤与能，《周官》是详；勒邦乘者，所不容略也。次曰人物，次曰艺文，
一以徵文，一以考献，皆搜罗放失，谨备遗忘，尤为乘时之要务也。人物必徵实
事，而不以标榜为虚名；艺文谨著部目，而不以诗文充篇幅。盖人物为马《史》
列传之遗，艺文为班刘著录之例，事必师古，而后可以法当世也。部分为八，亦
既纲举而目张矣。至於序例图考，冠於篇首，馀文剩说，缀於简末，别为篇次，
不入八门。殆如九夫画井，八阵行军，经纬灿然，体用具备。乃知方志为一方之
政要，非徒以风流文采，为长吏饰儒雅之名也。
且石首置县以来，凡三徙矣。今县治形势，实为不易，四顾平衍之中，至县
群山涌出，东有龙盖，南有马鞍，西有绣林，北有楚望，居中扼要，政令易均；
是以明代至今，相仍为治。夫抚驭必因形势，为政必恃纲纪，治书必贵体要，一
也。王君以儒术入仕，知所先务。其於治书，洵有得於体要，后人相仍，如县治
矣。抑古人云：“坐而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