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作者章学诚-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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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宝鼎《文选著作人名》之列也。（常书凡三卷。）唐李肇著《经史释题》，宗
谏注《十三代史目》。其书编於目录部类，则未通乎记传之宏裁也。赵宋孔平仲，
尝著《良史事迹》，其书今亦不传，而著录仅有一卷，则亦猥陋不足观采也。
夫史臣创例，各有所因；列女本於刘向，孝义本於萧广济，（晋人，作《孝
子传》。）忠义本於梁元帝，（《忠臣传》三十卷。）隐逸本於皇甫谥，（《逸
士传》、《高士传》。）皆前史通裁，因时制义者也。马、班《儒林》之传，本
於博士所业；惜未取史官之掌，勒为专书。后人学识，不逮前人，故使未得所承，
无能为役也。汉儒传经，师法亡矣。后史儒林之篇，不能踵其条贯源流之法，然
未尝不取当代师儒，就其所业，以志一代之学。则马、班作史，家法既失，后代
史官之事，纵或不能协其义例，何不可就当时纂述大凡，人文上下，论次为传，
以集一史之成乎？夫儒林治经，而文苑谈艺，史官之业，介乎其间，亦编摩之不
可不知所务者也。或以艺文部次，登其卷帙，叙录后语，略标作者之旨，以谓史
部要旨，已见大凡。则不知经师传注，文士辞章，艺文未尝不著其部次；而儒林
文苑之篇，详考生平，别为品藻，参观互证，胡可忽诸？其或事迹繁多，别标特
传，不能合为一篇，则於史官篇内，亦当存录姓名，更注别自有传。董仲舒、王
吉、韦贤之例，自有旧章，（仲舒治《春秋》，王吉治《毛诗》，韦贤治《鲁诗》，
并见《儒林》而别有专传。）两无妨害者也。夫荀卿著《礼》、《乐》之论，乃
非十二子书，庄周恣荒唐之言，犹叙禽、墨诸子，欲成一家之作，而不於前人论
著，条析分明，祖述渊源，折衷至当；虽欲有功前人，嘉惠来学，譬则却步求前，
未有得其至焉者也。
○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下
州县志书，论次前人撰述，特编列传，盖创例也。举此而推之四方，使《春
秋》经世，史氏家法，灿然大明於天下，则外志既治，书有统会，而国史要删，
可以抵掌言也。虽然，有难叙者三，有不可不叙者三，载笔之士，不可不熟察此
论也。
何谓难叙者三？一曰书无家法，文不足观，易於散落也。唐宋以后，史法失
传，特言乎马、班专门之业，不能复耳。若其纪表成规，志传旧例，历久不渝，
等於科举程式，功令条例，虽中庸史官，皆可勉副绳墨，粗就隐括；故书虽优劣
不齐，短长互见，观者犹得操成格以衡笔削也。外志规矩荡然，体裁无准，摘比
似类书，注记如簿册，质言似胥吏，文语若尺牍；观者茫然，莫能知其宗旨。文
学之士，鄙弃不观；新编告成，旧志遽没。比如寒暑之易冠衣，传舍之留过客，
欲求存录，不亦难乎？二曰纂修诸家，行业不详，难於立传也。史馆徵儒，类皆
文学之士，通籍朝绅，其中且有名公卿焉。著述或见艺文，行业或详列传，参伍
考求，犹易集也。州县志书，不过一时游宦之士，偶尔过从；启局杀青，不逾岁
月，讨论商榷，不出州闾。其人或有潜德莫徵，懿修未显；所游不知其常，所习
不知其业，等於萍踪之聚，鸿爪之留；即欲效文苑之联编，仿儒林之列传，何可
得耶？三曰题序芜滥，体要久亡，难徵录例也。马、班之传，皆录自序。盖其生
平行业，与夫笔削大凡，自序已明；据本直书，编入列传；读者苟能自得，则於
其书思过半矣。原叙录之所作，虽本《易·系》、《诗》篇，而史氏要删，实自
校雠诸家，特重其体。刘向所谓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上之文，类皆明白
峻洁，於其书与人，确然并有发明。简首题辞，有裨后学，职是故也。后代文无
体要，职非校勘，皆能率尔操觚；凡有简编，辄题弁语，言出公家，理皆泛指。
掩其部次，骤读序言，不知所指何人，所称何事。而文人积习相沿，莫能自反，
抑亦惑矣。州县修志，尤以多序为荣，隶草夸书，风云竞体。棠阴花满，先为循
吏颂辞；水激山峨，又作人文通赞。千书一律，观者索然；移之甲乙可也，畀之
丙丁可也。尚得采其旧志序言，录其前书凡例，作列传之取材，为一书之条贯耶？
凡此三者，所为难叙者也。
何谓不可不叙者三？一曰前志不当，后志改之，宜存互证也。天下耳目无穷，
一人聪明有限，《禹贡》岷山之文尚矣，得《缅志》，而江源详於金沙。郑玄娑
尊之说古矣，得王肃，而铸金凿其犠背。穷经之业，后或胜前；岂作志之才，一
成不易耶？然后人裁定新编，未必遽存故录；苟前志失叙，何由知更定之苦心，
识辨裁之至当？是则论次前录，非特为旧志存其姓氏，亦可为新志明其别裁耳。
二曰前志有徵，后志误改，当备采择也。人心不同，如其面也，为文亦复称是。
史家积习，喜改旧文，取其易就凡例，本非有意苛求。然淮阴带剑，不辨何人；
（太史公《韩信传》云：淮阴少年辱信云“若虽长大，中情怯耳”。班固删去
“若”字，文义便晦。）太尉携头，谁当假借？（前人议《新唐书·段秀实传》
云；柳宗元状称太尉曰：“吾带吾头来矣。”文自明。《新唐书》改云：“吾带
头来矣。”是谁之头耶？）不存当日原文，则三更其手，非特亥豕传讹，将恐虫
鱼易体矣。三曰志当递续，不当迭改，宜衷凡例也。迁书采《世本》、《国策》，
集《尚书》世纪，《南·北史》集沈、萧、姚、李八家之书，未闻新编告成，遽
将旧书复瓿也。区区州县志乘，既无别识心裁，便当述而不作乃近人载笔，务欲
炫长，未窥龙门之藩，先习狙公之术，移三易四，辗转相因，所谓自扰也。夫三
十年为一世，可以补辑遗文，蒐罗掌故。更三十年而往，遗待后贤，使甲编乙录，
新新相承，略如班之续马，范之继班，不亦善乎？藉使前书义例未全，凡目有阙，
后人创起，欲补逸文，亦当如马无地理，班《志》直溯《夏书》；梁、陈无志，
《隋书》上通五代；（梁、陈、北齐、后周、隋五代。）例由义制，何在不然？
乃竟粗更凡目，全录旧文；得鱼忘筌，有同剽窃，如之何其可也．然琴瑟不调，
改而更张。今兹创定一书，不能拘於递续之例；或且以矛陷盾，我则不辞；后有
来者，或当鉴其衷曲耳。历叙前志，存其规模，亦见创例新编，初非得已。凡此
三者，所谓不得不叙者也。
○和州文徵序例
乾隆三十九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编摩既讬，因采州中著述有裨文献，
若文辞典雅有壮观瞻者，辑为奏议二卷，徵述三卷，论著一卷，诗赋二卷，合为
《文徵》八卷，凡若干篇。既条其别，因述所以采辑之故，为之叙录。
叙曰：古人著述，各自名家，未有采辑诸人，裒合为集者也。自专门之学散，
而别集之风日繁，其文既非一律，而其言时有所长，则选辑之事兴焉。至於史部
所徵，汉代犹为近古。虽相如、扬雄、枚乘、邹阳，但取辞赋华言，编为列传；
原史臣之意，虽以存录当时风雅，亦以人类不齐，文章之重，未尝不可与事业同
传；不尽如后世拘牵文义，列传止徵行迹也。但西京风气简质，而迁、固亦自为
一家之书，故得用其义例。后世文字，如滥觞之流为江河，不与分部别收，则纪
载充栋，将不可纪极矣。唐刘知几尝患史传载言繁富，欲取朝廷诏令，臣下章奏，
仿表志专门之例，别为一体。类次纪传之中，其意可为善矣。然纪传既不能尽削
文辞，而文辞特编入史，亦恐浩博难罄，此后世所以存其说，而讫不能行也。
夫史氏之书，义例甚广；《诗》、《书》之体，有异《春秋》。若《国语》
十二，《国风》十五，所谓典训风谣，各有攸当。是以太师陈诗，外史又掌四方
之志；未闻独取备於一类之书也。自孔逭《文苑》、萧统《文选》而后，唐有
《文粹》，宋有《文鉴》，皆括代选文，广搜众体。然其命意发凡，仍未脱才子
论文之习，经生帖括之风，其於史事，未甚亲切也。至於元人《文类》，则习久
而渐觉其非；故其撰辑文辞，每存史意，序例亦既明言之矣。然条别未分，其於
文学源流，鲜所论次。又古人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作者生
平大节，及其所著书名，似宜存李善《文选》注例，稍为疏证。至於建言发论，
往往有文采斐然，读者兴起，而终篇扼腕，不知本事始末何如。此殆如梦古人而
遽醒，聆妙曲而不终，未免使人难为怀矣。凡若此者，并是论文有馀，证史不足，
后来考史诸家，不可不熟议者也。至若方州选文，《国语》、《国风》之说远矣。
若近代《中州》、《河汾》诸集，《梁园》、《金陵》诸篇，皆能画界论文，略
寓徵献之意，是亦可矣。奈何志家编次艺文，不明诸史体裁，乃以诗辞歌赋、记
传杂文，全仿选文之例，列於书志之中，可谓不知伦类者也。是用修志馀暇，采
摭诸体，草创规制，约略以类相从，为叙录其流别，庶几踵斯事者，得以增华云
尔。
△奏议第一
文徵首奏议，犹志首编纪也。自萧统选文，以赋为一书冠冕，论时则班固后
於屈原，论体则赋乃诗之流别，此其义例，岂复可为典要？而后代选文之家，奉
为百世不祧之祖。亦可怪已。今取奏议冠首，而官府文移附之。奏议拟之於纪，
而文移拟之政略，皆掌故之藏也。
△徵述第二
徵述者，记传序述志状碑铭诸体也。其文与列传图书，互为详略。盖史学散
而书不专家，文人别集之中，应酬存录之作，亦往往有记传诸体，可裨史事者。
萧统选文之时，尚未有此也。后代文集中兼史体，修史传者往往从而取之，则徵
述之文，要为不易者矣。
△论著第三
论著者，诸子遗风，所以讬於古之立言垂不朽者，其端於是焉在。刘勰谓论
之命名，始於《论语》，其言当矣。晁氏《读书志》，授“论道经邦”，出於
《尚书》，因诋刘氏之疏略。夫《周官》篇出伪古文，晁氏曾不之察，亦其惑也。
诸子风衰，而文士集中乃有论说辨解诸体，若书牍题跋之类，则又因事立言，亦
论著之派别也。
△诗赋第四
诗赋者，六义之遗。《国风》一体，实於州县文徵为近。《甘泉》《上林》，
班固录於列传，行之当世可也。后代文繁，固当别为专书。惟诗赋家流，至於近
世，溺於辞采，不得古者国史序《诗》之意；而蚩蚩焉争於文字工拙之间，皆不
可与言文徵者也。兹取前人赋咏，依次编列，以存风雅之遗；同时之人，概从附
录，以俟后来者之别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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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书名 作者
卷七 外篇二
书名：文史通义 作者：章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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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县志皇言纪序例
史之有纪，肇於《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司马迁用以载述帝王行事，冠冕百
三十篇，盖《春秋》之旧法也。厥后二十一家，迭相祖述，体肃例严，有如律令。
而方州之志，则多惑於地理类书之例，不闻有所遵循；是则振衣而不知挈领，详
目而不能举纲，宜其散漫无章，而失国史要删之义矣。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国自
有史书；然正月必系周王，鲁史必称周典，（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
谓《周礼》尽在於鲁是也。）盖著承禀所由始也。后世郡县，虽在万里之外，制
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门次类，略无规矩章程，岂有当於《周官》外史之义欤？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於四方。此见列国之书，不得自擅，必禀
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则撰志诸家，不明史学之过也。
吕氏十二月令，但名为纪；而司马迁、班固之徒，则称本纪。原其称本之义，
司马迁意在绍法《春秋》；顾左氏、公、穀专家，各为之传；而迁则一人之书，
更著书、表、列传以为之纬，故加纪以本，而明其纪之为经耳。（其定名则仿
《世本》之旧称。）班固不达其意，遂并十志而题为本志。然则表传之不加本称
者，特以表称年表，传称列传，与本纪俱以二字定名，惟志止是单名，故强配其
数，而不知其有害於经纪纬传之义也。（古人配字双单，往往有之，如《七略》
之方称经方，《淮南子》论称书论之类，不一而足。惟无害於文义，乃可为之耳。）
至於例以义起，方志撰纪，以为一书之经，当矣。如亦从史而称本纪，则名实混
淆，非所以尊严国史之义也。且如后世文人所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