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作者章学诚-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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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变而为《春秋》，则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者，得从比事属辞为稍密矣。《左》、
《国》变而为纪传，则年经事纬，不能旁通者，得从类别区分为益密矣。纪传行
之千有馀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
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
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诵识。
盖族史但知求全於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书为体例所拘，但欲方圆求备，不知纪传
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书》之初意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
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
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
左氏编年，不能曲分类例，《史》、《汉》纪表传志，所以济类例之穷也。
族史转为类例所拘，以致书繁而事晦；亦犹训诂注疏，所以释经，俗师反溺训诂
注疏而晦经旨也。夫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例自
《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书》未入《春秋》之初意欤？
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解《庄》书者，以谓天地自有变化，人则从
而奇腐云耳。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尚书》圆而神，
其於史也，可谓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马、班，盖自
刘知几以还，莫不以谓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经籍志》著录，
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
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
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
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
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於纪传，事豁於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
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於
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於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
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
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
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
变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传，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势不得不然也。以上古
神圣之制作，而责於晚近之史官，岂不悬绝欤！不知经不可学而能，意固可师而
仿也。且《尚书》固有不可尽学者也，即《纪事本末》，不过纂录小书，亦不尽
取以为史法，而特以义有所近，不得以辞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
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
非好为更张也。
纪传虽创於史迁，然亦有所受也。观於《太古年纪》、《夏殷春秋》《竹书
纪年》，则本纪编年之例，自文字以来，即有之矣。《尚书》为史文之别具，如
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编年，即传也。以《尚书》之义，为《春秋》之传，则左氏
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书》之义，为迁《史》之传，则八
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皆可仿左氏而统名曰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
或究一人之行，（即列传本体。）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训诰之类。）
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於年月后先之累；
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
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至於人名事类，合於本末之中，难於稽检，则
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
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
之流弊，其道莫过於此。至於创立新裁，疏别条目，较古今之述作，定一书之规
模，别具《圆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晋涵云：“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之上接《尚书》家言，
是貌异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艺为支子，於史学为大宗；於前史为中流砥柱，於
后学为蚕丛开山。”
○诗教上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
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於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战国
之文，奇邪错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
其体皆备於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诗》教，人愈不知也。知文体备於战国，
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於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知战国多出於
《诗》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可与论六艺之文，而后可与离文而见道；可与
离文而见道，而后可与奉道而折诸家之文也。
战国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
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
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
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於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
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
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
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
《七录》之所叙论，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
战国之文，既源於六艺，又谓多出於《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纵横
之世也。纵横之学，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
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
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
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九
流之学，承官曲於六典，虽或原於《书》、《易》、《春秋》，其质多本於礼教，
为其体之有所该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古之文质合於一，
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
战国者，纵横之世也。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於战国，何谓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
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详见《文集》
篇。）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
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即诸子书也。）而文集有论辨。后
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馀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於战国，
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学者不知，而溯挚虞所裒之《流别》，（挚虞有《文章
流别传》。）甚且以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
今即《文选》诸体，以徵战国之赅备。（挚虞《流别》，孔逭《文苑》，今
俱不传，故据《文选》。）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
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
《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徵偶，《连珠》
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为始於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
其质矣。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暧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
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邹阳辨谤於梁王，江淹陈辞於建平，苏秦之自解忠
信而获罪也。《过秦》、《王命》、《六代》、《辨亡》诸论，抑扬往复，诗人
讽谕之旨，孟、荀所以称述先生，儆时君也。（屈原上称帝喾，中述汤、武，下
道齐桓，亦是。）淮南宾客，梁苑辞人，原、尝、申、陵之盛举也。东方、司马，
侍从於西京，徐、陈、应、刘，徵逐於邺下，谈天雕龙之奇观也。遇有升沉，时
有得失，畸才汇於末世，利禄萃其性灵，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
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於《诗》、《骚》，古今一也。
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战国而
著述之事专，何谓也？曰：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
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
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详见外篇《校雠略
·著录先明大道论》。）道不行而师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贤尧舜也。然而
予欲无言，无行不与，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也。《论语》记夫子之
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训，至孟子而其文然后闳肆焉，著述至战国而
始专之明验也。（《论语》记曾子之没，吴起尝师《曾子》，则《曾子》没於战
国初年，而《论语》成於战国之时明矣。）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鬻子》、
《晏子》，后人所讬。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
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谓管仲之书，不当称桓
公之谥，阎氏若璩又谓后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
之事，皆是后人缀辑，详《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阴符》，医家之有《黄
帝素问》，农家之《神农》、《野老》，先儒以谓后人伪撰，而依讬乎古人；其
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则亦有所未尽也。盖末数小技，造端皆始於圣人，苟无微
言要旨之授受，则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
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
者，述旧闻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战国之
人，而述黄、农之说，是以先儒辨之文辞，而断其伪讬也；不知古初无著述，而
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与孔子所述六艺旧
典，皆非著述一类，其说已见於前。）实非有所伪讬也。然则著述始专於战国，
盖亦出於势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后人
无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辞焉，然犹自命为著述，是以战国为文章之
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战国也。
○诗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后，六艺惟《诗》教为至广也。敢问文章之用，莫盛於
《诗》乎？曰：岂特三代以后为然哉？三代以前，《诗》教未尝不广也。夫子曰：
“不学《诗》，无以言。”古无私门之著述，未尝无达衷之言语也。惟讬於声音，
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诗》、《书》，《书》阙有间，而《诗》篇无有散失
也。后世竹帛之功，胜於口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於文字；则古今时异，而理
势亦殊也。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三代文质，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
官守，《礼》之质也；情志和於声诗，乐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诸子以
术鸣。故专门治术，皆为《官礼》之变也。情志荡，而处士以横议，故百家驰说，
皆为声《诗》之变也。（名、法、兵、农、阴阳之类，主实用者，谓之专门治术，
其初各有职掌，故归於官，而为礼之变也。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类，主虚
理者，谓之百家驰说。其言不过达其情志，故归於诗，而为乐之变也。）战国之
文章，先王礼乐之变也。（六艺为《官礼》之遗，其说亦详外篇《校雠略》中
《著录先明大道论》。）然而独谓《诗》教广於战国者，专门之业少，而纵横腾
说之言多。后世专门子术之书绝（伪体子书，不足言也。）而文集繁，虽有醇驳
高下之不同，其究不过自抒其情志。故曰：后世之文体，皆备於战国，而《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