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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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史的内容受所处时代的史观影响；　史官“兼司天事”时；　便“重神意”；　史学要“垂训资治”；　就有五德终始和尊君成分。然史籍终“为史事之所寄；　
　　　　　　不尽存详实；　亦多存详实”。后世考证订补是应该的；　若“必执真赝参半破碎不全之物；　以推翻一切记载”；　则不仅破坏学术；　
　　　　　　且“有害于国家文化”。他认为这是由于“今日学者盛道西学；　治史者必称科学方法”。结果“文字著录；　视同废籍；　终日孜孜；　
　　　　　　乃在直接史料之搜集。故出土文物；　瓦石弥珍；　一二文字；　引以断古。立论穿凿；　不免偏蔽。”⑦周荫棠也引黄宗羲说扬雄“但知识奇字；　不知识常字；　
　　　　　　不知常字乃奇字所自出”的先例攻击新派166学人“专搜孤本秘籍；　不读常见之书”①。　


　　　　　　　　2007…3…25　14：35　回复　
　　　　　　　　　
　　　　　　　　drewjet　
　　　　　　　　2位粉丝　
　　　　　　11楼

　　　　　　　　1941　年创刊的《斯文》（金陵大学文学院办）　的《卷头语》对新派进行整体批评说：　“今世治人文之学者；　似有二蔽；　一曰考证；　
　　　　　　二曰新颖。盖自五四运动而后；　学风趋向批评。近年治学；　遂重考据。钻研不厌其深；　论据不辞其博；　立言务求翔实；　
　　　　　　断制务求精当。以为如此方是科学之方法、朴学之精神；　而为治学之法门”。其长处是“批判谨严；　论议矜慎；　洵堪法式。然流弊所至；　或搜僻事以矜创获；　
　　　　　　采野语以为新奇。甚者穿凿附会、琐碎支离；　订一名、考一字；往往累数万言；　几何不蹈两汉经生俗儒之辙。”更因“趋新鹜奇”；　“苟不经见；　便为新颖；　
　　　　　　苟觉新颖；　便是真理”。这些人“或假考据以骇俗；　或援名人以自重”②。该刊观察到的趋新和考据在民国共生并存的现象非常值得注意；　而考据可以“骇俗”；　
　　　　　　尤见当时世风学风重心所在。　

　　　　　　　　结果是“考据”成为这些未居主流的学人的一个主要攻击目标；　
　　　　　　而他们注意到考据仍居主流的最重要原因即是当时地位至高的“科学”所起的正名作用。程千帆从清代学术史考察说：民国偏重考据的风气“皆缘近代学风之一于考据。案满清学术；　
　　　　　　一由于明学之反动；　二由于建夷之钳制；　考据遂独擅胜场。而咸同以来；　朝政不纲；　人心思动；　所谓汉学；　亦久王将厌；　
　　　　　　以有今文家言之发生。公羊学派；　又考据之反动也。然此学派本依附政治而光昌；　亦以政局之变更；　不旋踵而消灭。及西洋学术输入；　
　　　　　　新文化运动勃兴⋯；⋯；考据之学乃反得于所谓科学方法一名词下延续其生命。二十年来；　仍承胜朝之余烈；　风靡一世。”③　

　　　　　　　　熊十力也一则曰汉学“托于科学方法及外人考古学等；　而藉西学以自文”；　再则曰“汉学之焰；　至今盛张（托于科学方法及考古学）　；　毒亦弥甚；　
　　　　　　全国各大学文科学子；　大抵趋重此途”。钱穆到晚年还在批评崇拜新材料的流弊在于“一意于材料中找罅缝；　寻破绽；　觅间隙；　一若凡书尽不足信；　
　　　　　　苟遇可信；　即是不值学问处；　即是无可再下工夫处”。他尤其反对专“觅人间未见书；　此所谓未发现之新材料；　因谓必有该材料；　
　　　　　　始有新学问”④。后一语似乎特别针对前引陈寅恪关于“预流”的一段话而发。　

　　　　　　　　王　森注意到；　当时也有一些传统派史家刻意不用或少用新史料；　而且有意表示不用新史料也可以写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就是一例；　
　　　　　　他批评新派“矜尚孤本秘籍；　采山之铜；岂不可贵？　若之诚不敏；　妄欲寝馈取求于《二十四史》中”。语虽自谦；　
　　　　　　实为有意对抗。对于新派史家之看重实物材料；　邓氏也批评说：　“又今人喜胪前人实物；　宝为重要史料⋯；⋯；特凡此种种；　不过证史而已。史若可废；　
　　　　　　考证奚施？　且实物发现；　较之史书所记；　固已多少不侔矣。”若“谓金石以外无史；　窃以为稍过”；　而他自己的态度则是：　“求证于金石甲骨；　
　　　　　　所得既渺；　毋宁付之阙如。”⑤　但这毕竟是未预主流者的抗拒；　而史学界不读常见史书的影响则长远得多。　

　　　　　　　　姚从吾于20　世纪50　年代初曾批评严耕望“只是看正史”；　继“又谅宥的说；‘能读读正史也好’”。严氏明白其“意思是不大看得起”；　
　　　　　　可见这一倾向的影响⑥。到1956　年；　金毓黻还在说：“现在史学研究者（包括我在内）　的毛病；　就是拼命去找罕见的材料；　而对于摆在眼前的大部报刊；　
　　　　　　反而熟视无睹；　以为这些是普通材料；　不值得一顾。”金氏讨论的是治现代史；　只要将其中167“大部报刊”换作“二十四史”；　
　　　　　　则其所论与前引章太炎之言如出一辙。他进而指出：　其实“很可宝贵的材料不在别处；　即埋藏在这些普通报刊＇　按二十四史亦然＇　
　　　　　　之中。其咎在于我们不肯正视它；　所以才得不到应有的材料；　一旦得到多人重视之后；　
　　　　　　重要材料就可以联翩涌现。”他因而回忆起万斯同教人治史先读《实录》；“现在我也知道治史应先从读二十四史作起”①。　

　　　　　　　　再到1957　年；　陈寅恪在撰钱柳姻缘考证时致友人书说：　“弟近来仍从事著述；　然已捐弃故技；　用新方法、新材料；　
　　　　　　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　。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　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②中山大学的姜伯勤回忆说：　“1956　年前后；　
　　　　　　陈寅恪先生在中山大学历史系选修课‘元白诗证史’的课堂上；　说过一句大意如下的话；　陈先生说：　‘我是要用开拖拉机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姜先生以为：　
　　　　　　那是中国农业现代化之时；　“拖拉机曾一度是现代化的一种象征；　是新事物的象征。陈先生传达出来的信息是；　他要用一种崭新的方法来研究历史；　
　　　　　　并力求得到大面积的收获。”③这是否即陈的本意不必论；　但他欲再次为史学开新局面的心态大致可见。　

　　　　　　　　陈寅恪这一次拟开展的新局面；　其中不仅包括“新方法”；　又再次要拓宽“新材料”；　专门侧重“诗词及方志笔记等”。陈撰此书固别有所寄托；　
　　　　　　他晚年深感“纵有名山藏史稿；　传人难遇又如何”；　其寄托之一大约亦希望藉此书以传其方法④。可知其所欲传之方法仍包括强调尽量扩展史料的重要性。不过；　
　　　　　　陈寅恪更早主要靠常见史料完成的隋唐两论；　已充分展示了其运用常见史书材料的学术技艺。　

　　　　　　　　陈氏的隋唐两论提示着当年在史料尽量扩充的同时；　似已出现逐渐向常见史料回归的现象（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可视为一种“扩充”；　
　　　　　　因许多新人物先已不看这些常见史料）　。此不独陈寅恪如此；　蒙文通在此前关于古史的研究即已基本采用常见书；　而邓之诚更明确其专用二十四史。同时；　
　　　　　　疑古倾向也逐渐成为众多学者实际针对的目标：　傅斯年提倡“重建”；　陈寅恪主张“了解之同情”；　钱穆倾向于“心通意会”；　蒙文通着意于“通观达变”；　
　　　　　　郭沫若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得启发；　陶希圣从社会经济发展中找证据；　其所侧重者固有不同；　
　　　　　　而皆欲与疑古倾向有别则一。这两者的结合导向一种相对而非绝对、多元而非一统的史学观念；　少了怀疑；　多了理解；　显系史学风气的一大转折；　
　　　　　　这些只能另文探讨了。　


　　　　　　　　2007…3…25　14：35　回复　
　　　　　　121。48。204。*12楼
　　　　　　罗志田教授很有才华啊

　　　　　　　　2007…6…13　13：12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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