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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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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史的内容受所处时代的史观影响; 史官“兼司天事”时; 便“重神意”; 史学要“垂训资治”; 就有五德终始和尊君成分。然史籍终“为史事之所寄; 
      不尽存详实; 亦多存详实”。后世考证订补是应该的; 若“必执真赝参半破碎不全之物; 以推翻一切记载”; 则不仅破坏学术; 
      且“有害于国家文化”。他认为这是由于“今日学者盛道西学; 治史者必称科学方法”。结果“文字著录; 视同废籍; 终日孜孜; 
      乃在直接史料之搜集。故出土文物; 瓦石弥珍; 一二文字; 引以断古。立论穿凿; 不免偏蔽。”⑦周荫棠也引黄宗羲说扬雄“但知识奇字; 不知识常字; 
      不知常字乃奇字所自出”的先例攻击新派166学人“专搜孤本秘籍; 不读常见之书”①。 


        2007…3…25 14:35 回复 
         
        drewjet 
        2位粉丝 
      11楼

        1941 年创刊的《斯文》(金陵大学文学院办) 的《卷头语》对新派进行整体批评说: “今世治人文之学者; 似有二蔽; 一曰考证; 
      二曰新颖。盖自五四运动而后; 学风趋向批评。近年治学; 遂重考据。钻研不厌其深; 论据不辞其博; 立言务求翔实; 
      断制务求精当。以为如此方是科学之方法、朴学之精神; 而为治学之法门”。其长处是“批判谨严; 论议矜慎; 洵堪法式。然流弊所至; 或搜僻事以矜创获; 
      采野语以为新奇。甚者穿凿附会、琐碎支离; 订一名、考一字;往往累数万言; 几何不蹈两汉经生俗儒之辙。”更因“趋新鹜奇”; “苟不经见; 便为新颖; 
      苟觉新颖; 便是真理”。这些人“或假考据以骇俗; 或援名人以自重”②。该刊观察到的趋新和考据在民国共生并存的现象非常值得注意; 而考据可以“骇俗”; 
      尤见当时世风学风重心所在。 

        结果是“考据”成为这些未居主流的学人的一个主要攻击目标; 
      而他们注意到考据仍居主流的最重要原因即是当时地位至高的“科学”所起的正名作用。程千帆从清代学术史考察说:民国偏重考据的风气“皆缘近代学风之一于考据。案满清学术; 
      一由于明学之反动; 二由于建夷之钳制; 考据遂独擅胜场。而咸同以来; 朝政不纲; 人心思动; 所谓汉学; 亦久王将厌; 
      以有今文家言之发生。公羊学派; 又考据之反动也。然此学派本依附政治而光昌; 亦以政局之变更; 不旋踵而消灭。及西洋学术输入; 
      新文化运动勃兴⋯;⋯;考据之学乃反得于所谓科学方法一名词下延续其生命。二十年来; 仍承胜朝之余烈; 风靡一世。”③ 

        熊十力也一则曰汉学“托于科学方法及外人考古学等; 而藉西学以自文”; 再则曰“汉学之焰; 至今盛张(托于科学方法及考古学) ; 毒亦弥甚; 
      全国各大学文科学子; 大抵趋重此途”。钱穆到晚年还在批评崇拜新材料的流弊在于“一意于材料中找罅缝; 寻破绽; 觅间隙; 一若凡书尽不足信; 
      苟遇可信; 即是不值学问处; 即是无可再下工夫处”。他尤其反对专“觅人间未见书; 此所谓未发现之新材料; 因谓必有该材料; 
      始有新学问”④。后一语似乎特别针对前引陈寅恪关于“预流”的一段话而发。 

        王 森注意到; 当时也有一些传统派史家刻意不用或少用新史料; 而且有意表示不用新史料也可以写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就是一例; 
      他批评新派“矜尚孤本秘籍; 采山之铜;岂不可贵? 若之诚不敏; 妄欲寝馈取求于《二十四史》中”。语虽自谦; 
      实为有意对抗。对于新派史家之看重实物材料; 邓氏也批评说: “又今人喜胪前人实物; 宝为重要史料⋯;⋯;特凡此种种; 不过证史而已。史若可废; 
      考证奚施? 且实物发现; 较之史书所记; 固已多少不侔矣。”若“谓金石以外无史; 窃以为稍过”; 而他自己的态度则是: “求证于金石甲骨; 
      所得既渺; 毋宁付之阙如。”⑤ 但这毕竟是未预主流者的抗拒; 而史学界不读常见史书的影响则长远得多。 

        姚从吾于20 世纪50 年代初曾批评严耕望“只是看正史”; 继“又谅宥的说;‘能读读正史也好’”。严氏明白其“意思是不大看得起”; 
      可见这一倾向的影响⑥。到1956 年; 金毓黻还在说:“现在史学研究者(包括我在内) 的毛病; 就是拼命去找罕见的材料; 而对于摆在眼前的大部报刊; 
      反而熟视无睹; 以为这些是普通材料; 不值得一顾。”金氏讨论的是治现代史; 只要将其中167“大部报刊”换作“二十四史”; 
      则其所论与前引章太炎之言如出一辙。他进而指出: 其实“很可宝贵的材料不在别处; 即埋藏在这些普通报刊' 按二十四史亦然' 
      之中。其咎在于我们不肯正视它; 所以才得不到应有的材料; 一旦得到多人重视之后; 
      重要材料就可以联翩涌现。”他因而回忆起万斯同教人治史先读《实录》;“现在我也知道治史应先从读二十四史作起”①。 

        再到1957 年; 陈寅恪在撰钱柳姻缘考证时致友人书说: “弟近来仍从事著述; 然已捐弃故技; 用新方法、新材料; 
      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 。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 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②中山大学的姜伯勤回忆说: “1956 年前后; 
      陈寅恪先生在中山大学历史系选修课‘元白诗证史’的课堂上; 说过一句大意如下的话; 陈先生说: ‘我是要用开拖拉机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姜先生以为: 
      那是中国农业现代化之时; “拖拉机曾一度是现代化的一种象征; 是新事物的象征。陈先生传达出来的信息是; 他要用一种崭新的方法来研究历史; 
      并力求得到大面积的收获。”③这是否即陈的本意不必论; 但他欲再次为史学开新局面的心态大致可见。 

        陈寅恪这一次拟开展的新局面; 其中不仅包括“新方法”; 又再次要拓宽“新材料”; 专门侧重“诗词及方志笔记等”。陈撰此书固别有所寄托; 
      他晚年深感“纵有名山藏史稿; 传人难遇又如何”; 其寄托之一大约亦希望藉此书以传其方法④。可知其所欲传之方法仍包括强调尽量扩展史料的重要性。不过; 
      陈寅恪更早主要靠常见史料完成的隋唐两论; 已充分展示了其运用常见史书材料的学术技艺。 

        陈氏的隋唐两论提示着当年在史料尽量扩充的同时; 似已出现逐渐向常见史料回归的现象(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可视为一种“扩充”; 
      因许多新人物先已不看这些常见史料) 。此不独陈寅恪如此; 蒙文通在此前关于古史的研究即已基本采用常见书; 而邓之诚更明确其专用二十四史。同时; 
      疑古倾向也逐渐成为众多学者实际针对的目标: 傅斯年提倡“重建”; 陈寅恪主张“了解之同情”; 钱穆倾向于“心通意会”; 蒙文通着意于“通观达变”; 
      郭沫若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得启发; 陶希圣从社会经济发展中找证据; 其所侧重者固有不同; 
      而皆欲与疑古倾向有别则一。这两者的结合导向一种相对而非绝对、多元而非一统的史学观念; 少了怀疑; 多了理解; 显系史学风气的一大转折; 
      这些只能另文探讨了。 


        2007…3…25 14:35 回复 
      121。48。204。*12楼
      罗志田教授很有才华啊

        2007…6…13 13:12 回复 
  共有12篇贴子 发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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