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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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正能说实话能反映各时代“社会心理”的材料只能“出于民众”。有此见解； 重视过去处于边缘甚或异端的材料便是自然的发展。从这一主张可见其与20
世纪最初几年国人喊得很响的“民史”或“群史”观念的传承关系； 同时也充分反映出一种从边缘重写历史的倾向； 既体现了当时新史学创建性的一面；
从今日的后见之明看也不免失之稍偏。
胡适在稍后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继续提出： “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 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 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
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 民间流传的小说； 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
吴敬梓、曹 和关汉卿、马东篱和杜甫、韩愈有同等的位置。”虽然“近来颇有人注意戏曲和小说了；
但他们的注意仍不能脱离古董家的习气。他们只看得起宋人的小说； 而不知道在历史的眼光里；
一本石印小字的《平妖传》和一部精刻的残本《五代史平话》有同样的价值”。总之； “过去种种； 上自思想学术之大； 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
都是历史； 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③。胡适这篇文字是代表群体的陈述； 所以比较强调正统和异端的平等；
比顾颉刚明确重边缘轻中心的观念显得更为稳健温和。
顾氏自己在为北大《国学门周刊》所做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中； 也强调“历史的观念”和“学术平等的观念”； 提出“凡是真实的学问；
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 阶级的尊卑； 价格的贵贱； 应用的好坏”而是“一律平等的”。故“在我们的眼光里；
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 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来源； 都有它的经历；
都有它的生存的寿命；这些来源、经历和生存的寿命都是我们可以着手研究的”④。这一次顾颉刚是特别针对时人“蔑视”民俗和歌谣材料的态度而立说；
故主要强调“学术平等”； 不像他在1922 年的表述那样为了矫枉而明显更偏重过去被视为异端或处于边缘的材料；
但为了矫枉而不惜过正的史料观仍越来越得到正面的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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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胡适在北伐后系统陈述他的的文学史观说： 中国文学史上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 “不该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
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 所以能代表当世！”⑤既然“旁行斜出”成了时代的代表；
所有各具体时代处于边缘的文学家就摇身一变而成了“正宗”。郑振铎后来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进一步呼应了这一观念： “有三五篇作品；
往往是比之千百部的诗集、文集更足以看出时代的精神和社会的生活来的； 他们是比之无量数的诗集、156文集；
更有生命的。我们读了一部不相干的诗集或文集； 往往一无印象； 一无所得； 在那里是什么也没有； 只是白纸印着黑字而已。但许多俗文学的作品；
总可以给我们些东西。他们产生于大众之中；为大众而写作； 表现着中国过去最大多数的人民的痛苦和呼吁； 欢愉和烦闷； 恋爱的享受和别离的愁叹；
生活压迫的反响； 以及对于政治黑暗的抗争； 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 另一种人生； 另一方面的中国；
和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着的许多文人学士们所写作的东西里所表现的不同。只有在这里； 才能看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发展、生活和情绪。”①
可以看出； 胡适等人治文学史的方法； 实际是一种倒着放电影片然后重新剪辑的方法； 即先把所谓“古文传统史”划出去；
再把历代的边缘文学串起来作为正统； 然后据以否定历代文人自认的正统。其要点就在于自说自话； 基本不承认历代当时的主流；
也不必与之对话。这一研究取向的长处在于能注意到昔人视而不见的材料； 其实也是一种史料的扩充； 不过已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郑氏虽然指出文学作品中其实存在两个“方面”的中国； 其逻辑发展应是新派学者自己提倡的正统与异端“平等”而非重此轻彼；
但“只是白纸印着黑字而已”的千百部诗集文集却不如俗文学的“三五篇作品”； 正统的崩溃是再明显不过；
而研究者意识层面的倾向性也已昭然若揭。若将其从文学史移向整体的史学； 则有二十四史而不看便是自然的发展。
“史料的广泛扩充”这一取向在民初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各项学术努力中已有非常明确的体现； 但国学门虽起着开风气的作用；
实际研究的成就却有限。如傅斯年后来所说： 北大这一研究机构虽“在中国历史最久”； 但“与北大他事皆同； 即每每为政治之牺牲品； 旋作旋辍”；
若“论其成绩； 史料整理第一”。不过； 国学门的具体成绩虽不甚大； “然其t radition 犹在”；
留下了特定的治学“传统”②。后来的清华国学院因为师资雄厚；
在具体的学术影响上和后来的学术史研究上都更显著。北伐后设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两个机构的治学风格③；
同时也因创始人傅斯年那句有名的“史学就是史料学”而更凸显其特色。
过去的学术史研究特别注重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 其实当时仅任清华国学院讲师的李济恐怕对实际研究的影响还更大；
特别是在地下证据由文字向实物转换这方面； 李氏的划时代影响无人能及。从徐中舒等人治学的变化可以看出④；
从王国维到李济这一路向的发展后来基本落实在史语所（包括一些后来离开史语所的学者）
。其余各大学———包括很早就成立了考古学会的北京大学———的史家也甚少认真而有效地运用这一方法。
王国维自己界定他提倡的“二重证据法”说： 对于古史材料； 应做“充分之处理”； 也就是据“地下之新材料”以“补正纸上之材料；
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157言； 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他解释其对古史材料的“处理”方法说：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 而已得证明者； 不能不加以肯定。”问题在于； 古书已得证明的毕竟是少数； 对未得证明者； 是信还是不信？
王国维自己的回答是“经典所记上古之事； 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 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①。这些话正是针对极端疑古的倾向而发；
其《古文新证》在第一章《总论》之后的第二章就是《禹》； 专论禹的存在； 颇能说明其态度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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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不过； 王国维在态度上虽然反对极端疑古；
但其关于史料“处理”这样一种极有分寸的严谨表述与民初的激进语境实不相合。自从梁启超提出立说当以比原意“过两级”的方式表出然后可得其所望结果这一主张后；
新文化运动那一代人纷纷效仿③； 结果温和稳健而恰如其分的表述通常都影响不大（这可与傅斯年所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相比较； 傅其实也是故意说得过分些；
结果虽然正面负面反应俱有； 但影响就非常大） 。王国维后面那一句不“完全抹杀”的追加界定；
远不如前面所云据“地下之新材料”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一句引起人们的注意。纸上材料要靠地下“新”材料的补正其实暗示着纸上材料本身的不足据；
结果本意反对疑古的王至少间接支持了疑古派。重要的是； 在实际研究中对于未经地下材料证明的“古书”是用还是不用？ 若此类材料不能用；
则有多少古籍可用？ 若不能信而用； 怎么用？ 仅仅是“不否定”和不“完全抹杀”； 显然遗留下相当数量难以解决的基本问题。
且王国维的研究取向经陈寅恪后来的诠释； 实已有所转移。陈总结王国维的“学术内容与治学方法”；
以为“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一概括颇有点“理想型”的意味；
恐怕在相当程度上更像是陈寅恪自己向往的治史取向； 这可以从他预计“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 范围纵广； 途径纵多； 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一句看出④。
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将甲骨材料视做“地下之实物”而不视为文字。陈氏行文考究； 决非随意为之；
尤其序跋一类文字不会也不能掉以轻心。王国维其实基本未用文字之外的地下实物；故此说或是为王讳；
但也暗示了王在利用地下材料方面的限制。陈的意思或可有两层； 即“实物”不仅限于文字； 还可有远更广泛的用途；
而地下发掘出的文字材料既零散而数量复少； 实不足普遍引以为据（因而影响整个中国古史诠释也就有限） 。
陈寅恪对西方近代考古学颇有体会； 其论“了解之同情”说：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 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 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
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 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
始可以真了解。”⑤这样一种欲以“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藉“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来了解“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的方法；
与西人从人类学和考古学中生出尤盛行于今日的“实物文化（material culture） ”研究取向极相类似。158
另一方面； 陈寅恪也曾对自己的学生说： 上古文字记载不足； 难以印证。而“地下考古发掘不多； 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 见仁见智； 曰朱曰墨；
言人人殊。证据不足； 孰能定之？”①此语提示着陈寅恪对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似不无保留；
则陈在甲骨文或出土材料方面的态度甚或稍接近章太炎。太炎指出的“学弊”之一即“详远古而略近代”；
他指责那些选择研究上古时代的学者“好其多异说者而恶其少异说者； 是所谓好画鬼魅恶图犬马也”②。两人所用的语汇也非常相近。
后来陈寅恪在1942 年序杨树达书； 进一步申说“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 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
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 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 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
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先生平日熟读三代两汉之书； 融会贯通； 打成一片； 故其解释古代佶屈聱牙晦涩艰深词句； 无不文从字顺；
犁然有当于人心。”③此虽未及甲骨文； 但他既视出土的零星地下材料为“脱离之片段”； 又更肯定经过许多代人不断整理的既存文献材料； 其间的轻重；
自不必多言。
考古学曾给20 世纪的新史学带来许多希望； 但对地下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材料则不同的学人有不同的期望。北大考古学会的马衡在1925
年就曾希望有计划、大规模的发掘能“打开更精确、更复杂的‘地下二十四史’”④。曾正式提出“动手动脚找东西”而不做“读书人”的傅斯年对地下发掘的认识则与马衡很不相同；
他认为“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若关于文籍的发觉； 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 故有如许文书的发现；
这等事例岂是可以常希望的） ”⑤。这里表现的不仅仅是对地下材料的期望更加现实； 更重要的是傅斯年并不因为出现大规模“文籍”的可能性小就轻视发掘；
他根本就更寄希望于“初期文化史”上的“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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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在处理既存文献材料与新出土史料的观点方面； 傅斯年与陈寅恪相当接近。他充分承认像甲骨文这样的出土材料可以“点活”文献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