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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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151…167
提要： 北伐前后史学研究中曾出现“史料的广泛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这两种倾向并存的诡论现象； 本文即以这一长期为学界忽视的现象为中心；
探索当时新旧史学见解歧异之所在； 特别注意考察这一现象与疑古倾向、“二重证据法”的关联。当时新派学者刻意扬弃正统而注重异端；
形成一种从边缘重写历史的倾向； 他们为进入世界学术之林（即“预流”） 并与西方争胜； 而更多关注西方汉学家重视的研究领域和材料；
这些因素都直接间接影响到学者的史料观； 既极大地扩充了史料； 也导致轻视常见文献的取向； 影响相当广远。
关键词： 新史学 史料扩充 二重证据法 新旧史料观 疑古
章太炎在1924 年指出； 当时的史学有五项弊端： 一曰尚文辞而忽事实； 二曰因疏陋而疑伪造； 三曰详远古而略近代； 四曰审边塞而遗内治；
五曰重文学而轻政事（详后） 。到1933 年；太炎复在江苏省立师范学校讲《历史之重要》； 强调当时为学之弊、不可盲从者二端；
即讲西洋科学不依一定之轨范； 而故为荒谬之说、恣为新奇之议论； 结果形成“空谈之哲学”和“疑古之史学”。特别是“讲史学者喜考古史；
有二十四史而不看； 专在细致之处吹毛求瘢”①。
约20 年后； 顾颉刚在1945 年总结民国史学的成绩为六方面： “一、考古学和史前史的研究；二、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研究； 三、敦煌学的研究；
四、小说、戏曲、俗文学的研究； 五、古史的研究； 六、社会史的研究。”他随后将考古学和敦煌学列入《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这一大部分中；
同时另分五章介绍其余成绩； 但指出： “这六项当中； 社会史的研究成绩较少”； 故不单论。而将古史一章名为《古史的研究与〈古史辨〉》；
特别揄扬其“疑古”倾向对史学的冲击152和贡献。①将章、顾二人的见解稍做对比可以看出； 在基本去掉“社会史的研究”后；
顾氏所见的“成绩”几乎等同于章氏所见的“弊端”。
也就是说； 章太炎在1924 年指为“弊端”的现象一直在发展； 所以才有顾颉刚20 年后大致相同但褒贬迥异的总结。如果暂置其褒贬于不顾；
他们所见的应即是当时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态势。实际上； 这一史学发展趋势后来仍在继续。就是在1949 年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全据正统的几十年间；
中国大陆的史学发展大致未离这一趋向。如果不计史观方面的演化； 除了现在已存争议的“五朵金花” （如古史分期问题和农民战争问题等）
和近代史领域著述激增这两点； 20 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史学在研究实践层面比较能持久的“成绩”大体不出顾颉刚所论的领域（此仅就其大者而言之）
。今日大陆史学权威总结百年史学发展的进步一面； 与顾颉刚所见实甚相类②。
昔柳诒徵论周末学术分裂说： “历史事迹； 视人之心理为衡。叹为道术分裂； 则有退化之观； 诩为百家竞兴； 则有进化之象。故事实不异；
而论断可以迥殊。”③此处所引章、顾二人论断之异； 也大致出于对同样事实的观察； 恰揭示出当时新旧史学见解歧异之所在。在新派基本掌握“话语权势”的20
世纪； 章太炎多少属于“失语”的一边； 所以他的观察在当时不为新派所注重； 而旧派则不时挂在口上④。值得思考的是；
这一观察似也甚少受到后之治学术史者的注意。本文仅就北伐前后史学研究取向中“史料的广泛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并存这一诡论性现象略做探索。
“不看二十四史”的现象与一度成为民初史学主流的疑古倾向有直接的关联。徐炳昶（旭生） 观察到： 从新文化运动到1949 年间；
以《古史辨》派为大本营的“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虽然在疑古学派初盛时； 已有“一部分的学者对于他们某部分的不赞成； 不肯随声附和”；
但因“当日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派所把持”； 反对者未能产生多大力量⑤。徐氏自己是不在疑古主流之中的；
他对北伐后唯物史观派的影响或有些低估⑥； 但这一观察大致不差。主张“了解之同情”的陈寅恪在1931 年就认为： “今日国虽幸存；
而国史已失其正统。”但怀疑派已形成所谓“话语权势”的控制力量； 使未曾“预流”者不得不自我禁抑； 陈氏后来即慨叹其“论学论治； 迥异时流；
而迫于事势； 噤不得发”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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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认为； 疑古派其实是“因疏陋而疑伪造”； 遂至“以一端小过； 悉疑其伪。然则耳目所不接者； 孰有可信者乎？ 百年以上之人； 三里以外之事；
吾皆可疑为伪也”。他在1933 年进一153步指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说： “今日有为学之弊； 不可盲从者二端；
不可不论。夫讲西洋科学；尚有一定之轨范； 决不能故为荒谬之说。其足以乱中国者； 乃在讲哲学讲史学；
而恣为新奇之议论。”他特别注意到；“今之讲史学者； 喜考古史； 有二十四史而不看； 专在细致之处吹毛求瘢； 此大不可也⋯；⋯；夫讲学而入魔道；
不如不讲。昔之讲阴阳五行； 今乃有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 皆魔道也。必须扫除此种魔道； 然后可与言学。”①
在太炎看来； 这些弊端也是前有渊源的。他注意到： “识字者； 古之小学； 晚世虽大学或不知； 此在宋时已然。”章氏本主张“学问不期以广博；
要以能读常见书为务”。宋人尚能读常见书； 若明清大儒； 已多不读扬雄的《法言》（有意思的是早有人认为扬雄专识奇字而不识常见字）
。要到惠栋、戴震而下；“诵览始精。有不记必审求之； 然后诸考辨者无记诵脱失之过”。但朴学家外粗略者尚时有； 章学诚对于《汉书·艺文志》就未认真读；
更因其所误而“发抒狂语”；也是不读常见书的一例。到晚清更因当道的翁同 “喜谈公羊而忘其他经史”； 潘祖荫“好铜器款识而排《说文》”；
复由于康有为、梁启超“谓群经皆新莽妄改； 谓诸史为二十四部家谱。既而改设学校； 经史于是乎为废书”。民国后“适有佻巧之师； 妄论诸子；
冀以奇胜其侪偶。学者波靡； 舍难而就易； 持奇诡以文浅陋。于是图书虽备； 视若废纸。”②
其实史学还是中国学问中发展相对成功者； 如梁启超1902 年所说； “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 为中国所固有者；
惟史学。”③故清季民初史学一度居中国学术的中心地位④； 其他西来学科早期似都有与史学挂钩的情形；
如国人心目中最初的“哲学大纲”实即哲学史。据冯友兰回忆；胡适初到北大讲中国哲学史时；
所发的讲义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教三年级中国哲学史的陈汉章在课堂上拿着胡的讲义“笑不可抑”； 并称： “我说胡适不通；
果然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 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 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
不通之至。”⑤能在课堂上拿着证据“笑不可抑”； 肯定是真正觉得其不通。故在胡适之前的北大； “哲学史”三字当是一整体的概念； 即“哲学的大纲”；
而不是“哲学之历史”的意思⑥。
由于史学为中国所固有； 较易学习和从事； 结果各新学术门类无意中仍走入史学一途。哲学成为哲学史；
其实也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新“六经皆史”。本来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到章太炎的新“六经皆史”说； 观念在不断发展； 六经正可大量用为史料；
也有不少人在这么做。熊十力在1948 年说：“在五四运动前后； 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 此甚要紧。”盖其使后之青年“皆知注重逻辑； 视清末民初；
文章之习； 显然大变。但提倡之效； 似仅及于考核之业”。其结果； “三十余年来； 六经四子几投厕所；
或则当做考古资料而玩弄之”⑦。熊氏所见的现象与早年的大纲即史正复相类； 这就从又一个侧面说明新学术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未能跳出老框框。
进入民国后； “六经皆史”的观念更进一步发展到把过去的文字记录全部看做历史材料。章154学诚已提到“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的观点；
胡适则对其进行“现代解释”； 以为“其实先生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史”与“史料”的差别当然很大①；
但时人恰特别强调这一点。梁启超在稍后（几乎同时） 也说； 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可归入史部的各类文字记录； “拿历史家眼光看来；
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又不独史部书而已； 一切古书； 有许多人见为无用者； 拿他当历史读； 都立刻变成有用。章实斋说‘六经皆史’；
这句话我原不敢赞成； 但从历史家的立脚点看； 说‘六经皆史料’； 那便通了。”由此类推； 所有文字记录也皆史； “也可以说诸子皆史； 诗文集皆史；
小说皆史”； 都“和史部书同一价值”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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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皆史”说因“历史的眼光”而改为“六经皆史料”； 便从不通到通、从无用变有用；最足以说明经学在民国的衰落；
乾嘉时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是想提高史学的身价； 而到民国则是已经被“许多人见为无用”的六经因史学而增高其价值；
变为有用。过去的“史”或“史学”本附载有各种社会角色、政治功能和思想含义； 一旦变为“史料”； 这些附着的意义基本都不复存在。傅斯年说：
“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 不是文学上的事； 国故是材料； 不是主义”。他针对的是“一切以古义为断”的“大国故主义”③；
其实已暗示着在古书“上升”为材料而“有用”时；“古义”却随之而去。“一切古书”既然变成研究的对象； 遂不再有高下之别④。
经史以及“一切古书”的确有些像陈独秀所说是“一家眷属”； 它们之间隐存难以分离的多重联系。六经皆史延伸为凡文字记载皆史料后；
民国史家中即使以“六经”为史料而认真研读者也呈越来越少之趋势； 经学的边缘化无疑是不读经的原因之一；
其他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⑤。无人读六经的趋势到后来便发展到“有二十四史不看”的程度；
专向经史典籍以外寻找材料。广寻史料这一趋向虽然从宋代特别是清代乾嘉时就已存在； 到民国时更得到充分的发展⑥。但摈弃正史而不读；
却是一个崭新的现象。不读常见书如章太炎所说远及宋明； 近则大约可溯源到康有为与梁启超； 而胡适、顾颉刚、王国维（他们本身尚属读“六经”者）
以及陈垣也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程度地对此倾向起过直接间接的推波助澜作用； 是很值得思考的。155
民初史家都特别注重史料； 但何者为有用史料； 新旧学人却渐有较大的分歧①。顾颉刚在1922 年说： 研究历史“总要弄清楚每一个时代的大势；
对于求知各时代的‘社会心理’； 应该看得比记忆各时代的‘故事’重要得多。所以我们应当看谚语比圣贤的经训要紧； 看歌谣比名家的诗词要紧；
看野史笔记比正史官书要紧。为什么？ 因为谣谚野史等出于民众； 他们肯说出民众社会的实话； 不比正史、官书、贤人君子的话； 主于敷衍门面”。所以；
要说明汉代人的思想；“对于独具支〔只〕眼的《论衡》可以不管； 而荒谬绝伦的纬书却不能不取”②。
这样的史学观念意味着实际可用史料的大量扩充；
而其重各时代的“社会心理”甚于同时代的“故事”的见解尤其呈现出新人物治史的睿见。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认为正史官书不过在“敷衍门面”；
而真正能说实话能反映各时代“社会心理”的材料只能“出于民众”。有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