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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

佛(季羡林自选集)-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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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师子国

    《祐录》原文:

    于是持经像寄附商客,到师子国。显同旅十余,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常怀悲慨,忽于玉像前见商人以晋地一白团扇供养,不觉凄然下泪。停二年,复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及《杂藏》本,并汉土所无。

    《高僧传》完全抄《祐录》原文。《法显传》比较详细,其他几种书都很简略。我现在根据《法显传》作一些补充。

    师子国,《大唐西域记》卷十一称之为僧迦罗国,一意译,一音译,即今之斯里兰卡。据说这里原来没有人,后来商人贪图这里的宝石,于是遂成大国。这里有纪念佛来此化恶龙的大塔。有无畏山僧伽蓝,法显见故国白扇而流泪就在这座寺院里。有前王从印度、中国取来的贝多树,有声名远扬的佛牙。在无畏精舍东四十里,有跋提精舍,有二千和尚。城南七里有摩诃毗诃罗精舍,和尚三千人。这里的国王笃信佛法,因此佛教非常兴盛。法显在这里听到天竺道人诵经,内容讲的是佛钵。他想写这一部经,但是道人说,只是口诵,因此没有能写成。法显在这里住了两年,当为义熙六年及七年,公元410年和公元411年。

第三部分 12。法显(7)

    浮海东还

    《祐录》原文:

    既而附商人大舶还东,舶有二百许人。值大暴风,舶坏入水,众人惶怖,即取杂物弃之。显恐商人弃其经像,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土众僧。大风昼夜十三日,吹舶至岛下,治舶竟前,时阴雨晦冥,不知何之,唯任风而已。若值伏石及贼,万无一全。行九十日,达耶婆提国。停五月日,复随他商侣东趣广州。举帆月余日,中夜忽遇大风,举舶震惧。众共议曰:〃坐载此沙门,使我等狼狈,不可以一人故令一众俱亡。〃欲推弃之。法显檀越厉声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门,亦应下我;不尔,便当见杀!汉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当罪汝!〃商人相视失色,俯而止。既水尽粮竭,唯任风随流。忽至岸,见藜藿菜依然,知是汉地,但未测何方。

    法显就是这样又回到了祖国。《祐录》记载已极细致生动,《法显传》也不过如此,用不着再作什么补充了。

    回国后的译经活动和卒年

    《祐录》原文:

    即乘小舶入浦寻村,遇猎者二人,显问:〃此何地耶?〃猎人曰:〃是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猎人还,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闻沙门远至,躬自迎劳,显持经像随还。顷之,欲南归。时刺史请留过久,显曰:〃贫道投身于不返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六卷泥洹》、《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经》、《杂阿毗昙心》,未及译者,垂有百万言。显既出《大泥洹经》,流布教化,咸使见闻。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杨都朱雀门,世奉正化,自写一部读诵供养。无别经室,与杂书共屋。后风火忽起,延及其家,资物皆尽,唯《泥洹经》俨然具存,煨烬不侵,卷色无异。扬州共传,咸称神妙。后到荆州,卒于新寺,春秋八十有二,众咸恸惜。其所闻见风俗,别有传记。

    《高僧传》几乎完全抄《祐录》。《法显传》比《祐录》详细,再根据它作一点补充。

    上岸以后,商人又乘船还向扬州。法显受到了李嶷的款待以后,由陆路南下,道过彭城,受青兖刺史刘道怜之请,住了一冬一夏,在这里夏坐,时间是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关于这个问题,足立喜六(见前引书,第291页)认为,法显随商人航海南至扬州。汤用彤见汤用彤所著《往日杂稿》,第26~30页;参阅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75页。不同意足立喜六的意见。

    法显本来想到长安去,未果,便转向建康(今南京),在这里翻译佛经。除了上面《祐录》中提到的那些佛经外,还写了一部《法显传》,此书名称繁多参阅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3~24页……后来死在荆州新寺,年龄《祐录》说是82岁,《高僧传》说是86岁。

    三、结语

    上面简略地叙述了法显一生的活动情况。在这个结语里我想谈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第二个是《法显传》在世界上产生的影响。

    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上面已经谈过,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到了法显时代,达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一个转折点,从过去的基本上是送进来的阶段向拿进来的阶段转变。晋末宋初的西行求法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兴起来的。

    根据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378~380页的统计,西行求法活动自朱士行而后,以晋末宋初为最盛。这时期最知名的求法者有以下一些人:

    康法朗和其他四人;见《高僧传》,卷四。

    于法兰见《高僧传》,卷四。

    竺佛念见《高僧传》,卷一。

    慧常、道行、慧辩见道安:《合光赞放光随略解》。

    慧睿见《高僧传》,卷七。

    支法领、法净见《高僧传》,卷六,《慧远传》。

    法显、智严、智羽、智远、宝云、慧简、僧绍、僧景、慧景、道整、慧应、慧嵬、慧达见《法显传》、《祐录》,卷十五《法显传》、《智严传》、《宝云传》。

    昙学、威德等八人见《祐录》,卷六。

    僧纯、昙充、道曼见《祐录》,卷十一。

    智猛与昙纂、竺道嵩等15人见《高僧传》,卷三。

    法勇、僧猛、昙朗等25人见《高僧传》,卷三。

    沮渠京声

    道泰

    法盛共师友29人见《名僧传抄》。

    僧表见《名僧传抄》。

    法维

    道普。

第三部分 13。法显(8)

    在所有这一些西行求法者中,法显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个。这里所谓〃突出〃,归纳起来约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显旅行所到之地最多,最远

    在法显以前,在汉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著名的旅行家,比如张骞和甘英,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到的地方很远、很远;但是法显到的地方,他们却没有到过。这一点《高僧传·法显传》和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三都指出:〃皆汉时张骞、甘父所不至也。〃50,337c和55,507c。这对于中国人民对外开阔视野,认识外国,当然会有极大的帮助。其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二)法显真正到了印度

    既然西行寻求正法,其最终目的地当然是正法所在的印度。然而,奇怪的是,在法显之前,真正到了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几乎没有。汤用彤先生说:〃故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反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80页。这件事情本身意义就很重要。法显以后,到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逐渐多起来了。

    (三)法显携归翻译的戒律起了作用

    法显到印度去的目的是寻求戒律。他经过了千辛万苦,确实寻到了,其中最重要的是《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归国后,他同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汤用彤先生认为这是法显求法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81页。这对于中国当时的僧伽来说,宛如及时的春雨,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也许现在还会有人认为,促进佛教发展是法显的过,而不是功。在当年教条主义垄断、形而上学猖獗的时候,这种论调我们早听腻味了。到了今天,绝大多数有识之士不会再这样想,这是我的信念。

    (四)法显对大乘教义发展和顿悟学说的兴起起了作用

    经过多年的思考与验证,我认为,世界宗教的发展是有共同规律的。这个规律可以用如下的方式来表述:用越来越少的努力(劳动)得到越来越大的宗教满足。人类中有不少人是有宗教需要的。这并不完全来自阶级压迫,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人并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事实。只轻轻地说一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什么问题也不解决。一般人的解决办法是创造和相信这一种或那一种宗教。在宗教的最初发展阶段上,满足宗教需要必须费很大的力量,付出很大的劳动。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会同生产力的发展发生矛盾,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维持社会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在这里,宗教就施展出自己固有的本能适应性。在不影响满足宗教需要的情况下,竭力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这个规律适用于所有的世界性的宗教。专就印度佛教而论,由小乘向大乘的过渡就是这个规律的具体表现。在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顿悟学说的兴起,其背后也是这个规律。小乘讲渐悟,讲个人努力,也并不答应每个人都能成佛,换一个术语来说,就是每个人不都有佛性。想成佛,完全依靠个人努力。如果每个人都努力去成佛,生产力必然受到破坏,社会就不能存在。这是绝对不行的。大乘在中国提倡顿悟成佛,讲虔诚信仰,只需虔心供养,口宣佛号,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等轻松惬意!这样既能满足宗教需要,又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佛教凭借了这种适应性,终于得到了发展。

    但是提倡顿悟学说是并不容易的。首倡者为竺道生。在他之前,可能已有这种思想的萌芽,集大成者是竺道生。他那〃一阐提皆有佛性〃是非常著名的论断。〃一阐提〃是梵文icchantika的音译,意思是〃十恶不赦的恶人〃。连这种人都有佛性,其余的人就不必说了。法显在这里也起了作用。他从印度带回来并且翻译了的《六卷泥洹》中就隐含着〃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的思想。见《祐录》此书的《出经后记》。道生倡顿悟义,不知始自何年。据《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

    又《六卷泥洹》先至京师,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50,366c,《祐录》文字稍异,55,111a。

    这里明说,竺道生受到了法显《六卷泥洹》的影响。此说一出,守旧的和尚群起而攻之,他们都认为道生之说为异端邪说。不久,昙无谶译出了《大般涅槃经》,其中果有此说(见12,393b),于是众僧咸服。

    以上从四个方面论列了法显在中国佛教史的突出地位。可能还有别的方面,这里不再讨论了。

第三部分 14。法显(9)

    《法显传》在世界上的影响

    法显的功绩主要在于取经和翻译。他携归和翻译的经历代经录都有著录,请参阅《祐录》卷二,以及其他经录,这里不再胪列。但是他写的《法显传》对于世界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他的翻译对于中国的影响。《法显传》在历代著录中有很多不同的名称,比如《佛游天竺记》、《释法显行传》、《历游天竺记》、《佛国记》、《历游天竺记传》、《释法显游天竺记》、《佛游天竺本记》、《释法明游天竺记》、《法明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法显记》等等参阅章巽:《法显传校注》,第5~7页。,名称固繁,版本亦多参阅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3~24页……

    《法显传》在国际上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的外文译本之多上。根据章巽的统计见章巽:《法显传校注》,第30页。,共有英译本三,译者为SamuelBeal(1869年)、JnmesLegge(1886年)和HA。Giles(1923年);日译本二,译者为足立喜六:《考证法显传》(1935年)、《法显传——中亚、印度、南海纪行の研究》(1940年)和长泽和俊(1970年)。既然有了这样多的译本,那就必然有相应多的影响。

    我在这里专谈一谈《法显传》对印度的影响。众所周知,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来过。因此,研究印度古代历史,必须乞灵于外国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国古代典籍最为重要,而在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游记更为突出。僧人游记数量极多,而繁简不同,时代先后不同。《法显传》是最古的和最全的之一,一向被认为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鼎足而三。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学者,包括印度学者在内,都视之为瑰宝。有一位著名的印度史学家曾写信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

    关于《法显传》对印度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印度学者高善必是优秀的数学家,同时又是最优秀的史学家。他在印度古代史方面著述宏富,而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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