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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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等意见，奠定了1279年以后元朝中央对西藏地方行使行政管理的基础。萨迦派由此也取得了卫藏地区在政治和宗教上的领袖地位。
据传，萨班在凉州也曾讲经说法，被分别译成蒙古、畏兀儿、汉语和当地藏语。他还用古畏兀儿文的字母字形，创制了蒙文字母。佛教和以佛教为载体的文化，由萨班开始向蒙古流传，八思巴继承并大大开拓了这一事业。
八思巴（1235—1280）意谓圣者、神童，是人们对他的尊称，原名罗追坚赞（慧幢），是“萨迦五祖”。史书中说他“幼而颖悟，长博闻思，学富五明，淹贯三藏”②。1252年，忽必烈南征大理，招降吐蕃，翌年，召见八思巴，留在身边，并从受密教灌顶。1255年，奉命回藏受比丘戒，尔后回到忽必烈驻地（后之“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1258年，忽必烈奉蒙哥汗勅主持佛道二家优劣之辩，佛方17人由八思巴为首，道方自认失败，道士落发，道观改为僧寺。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赐象征权力的“玉印”，由此开创了元朝历代帝王任命帝师的作法。1264年，忽必烈迁都燕京，在中央设置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行政事务，命八思巴国师兼领总制院事，协助中央对西藏的管理。具体规定，西藏行政事务由“本钦”总管，宗教事务由“国师”掌管；但国师对任命“本钦”
有建议权。八思巴推荐释迦桑波为第一任本钦，由元世祖任命，并赐“卫藏三路军民万户”印，从此确立了西藏地方由中央掌管的制度和机构，也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直接管辖的完全主权。
至元六年（1269年），八思巴奉忽必烈之命创制“蒙古新字”成功。新字仿照藏文字母，共41个，可拼成千余音节。同年，诏令颁行，规定凡诏书及官方公文，一律改用新字，兼以各族通用文字。次年被加封为帝师。1276年，八思巴回到萨迦，请求朝廷免除西藏寺院一切捐税负担，驿使和官兵不得沿途住宿寺院。这些请求由朝廷批准，作为规定一直延续下来。1280年，八思巴去世，忽必烈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在元朝中央的大力支持下，萨迦派的政治、经济力量和社会影响空前加强，成为西藏居领导地位的教派。八思巴的家族和萨迦派教徒倍受朝廷重用，受封为帝师的有十余人，被封为王、司空、国公和各级官吏的更多。以八思巴叔侄为代表的萨迦派上层同元朝的关系，是统治阶级内部上下级的隶属关系，都是从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出发考虑的。但他们的活动在客观上顺应了各民族共同缔造自己国家的历史潮流，延续和发展了西藏自古以来同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密切了汉藏蒙和新疆、青海诸民族间的联系，推动了经济文化交流，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内地的印刷术、造船、建筑等技术先后传入西藏，西藏的佛像雕塑、造塔、工艺等技术也传入内地。民间的往来日益频繁起来。
自14世纪上半叶，元朝开始衰落，萨迦派失去了中央政权的强大支持，卫藏地区新的教派和封建集团崛起，加上内部纷争，萨迦派逐渐式微，仅保持法王的称号和官衔。1354年，帕木竹巴绛曲坚赞消灭了萨迦地方政权，取①见《萨迦班智达全集》、《萨迦世系史》。
②《西藏王臣记》。召2r其辖地。
从此，萨迦派政治失势，逐渐向纯宗教领域复归。
萨迦派教义以“道果法”为核心，认为只要断除“烦恼”，获得“一切智”，就是达到“涅槃”之“果”。按照这一基本思想修持，形成三个次第，即：“首应破非福，次则破我执，后除一切见，知此则为智”。①“首应破非福”。“非福”，指死后要得恶报的那类“坏事”，修法者首先要把“非福”抛掉，决心不做恶业，专行“好事”。由此求得来生“三善趣”（即人、天、阿修罗）的果报。
“次则破我执”。“我执”，指关于“我”和实体实有的观念，这种观念被认为是一切苦恼的根源，必须破除，才能超脱。因此，要求修行者证悟诸法“皆非实有”、“一切皆空”的道理，由“无我”之空慧彻底断除“我执”，从而摆脱“轮回”之苦。
“后除一切见”。这里的“一切见”，既指非佛教的认识，也指佛教自称的“正见”。那种认为宇宙万物一切实有的见解，叫做“常见”，固然应该破除；但认为“一切皆空”，甚至心识、涅槃、因果报应、善恶等也是当真空无所有，叫做“断见”，同样应该破除。如果修行者除掉“断、常”二见，就能获得“一切智”，成为“智者”，即真正悟到佛法的人。
萨迦派的全盛期，在蒙古、汉地、康区、安多和卫藏各地都建有寺院。
随着它的衰落，在外地的寺院也相继破败。保存下来的唯有四川德格的贡钦寺为最著名。它本名伦珠顶寺，是第四十一代德格士司坚巴彭措时所建，他的长子任寺主，次子继承土司，形成制度，政教大权世代由德格土司统一掌握，所以没有活佛。1550年，该寺建成印经院，影响扩大。此外，艾旺却丹寺于1429年建在纳塘和夏鲁之间的俄尔地方，故又名俄尔寺，是萨迦派在后藏传播密宗的重要场所。多吉丹寺，1464年建在山南贡噶以东，也以传播萨迦密法为主。在萨迦以西拉孜以南有名叫图丹根培寺的，也属萨迦派所有。
萨迦派亦称花教，是因为它的一个支派俄尔派寺院把垣墙涂以红、白、青三色而得名。
佛教史
第八章 藏传佛教的再兴及其向国内外的传播（公元11—18世纪）
噶举派，是一个注重口传的教派。“噶”，在这里特指师长的言教：“举”，意为传承，合译作“口传”。此派尤重密法修炼，强调师徒口耳相传，所以称为“噶举派”。此派远祖玛尔巴、米拉日巴等人修法财穿白色僧衣、僧裙，故又称“白教”。
噶举派形成于11世纪中叶。支系众多，教法复杂，是它的特点之一。它原有两个传承：一是香巴噶举，一是达波噶举。它们的密法均来自印度，前者到14、15世纪即已泯灭无闻，后者一直传流下来。通常所说的噶举派就是指达波噶举而言。此系的创始人达波拉杰，本名索南仁钦，其教法渊于玛尔巴和米拉日巴。
玛尔巴（1012—1097），本名却吉罗追，出生于西藏山南洛扎县的一个富有家庭。15岁时向卓弥泽师习梵文；成年后三次赴印，四次去尼泊尔，主要学修“时轮金刚法”、“欢喜金刚法”、“大手印”等密教教法。回藏后①洛桑却吉尼玛：《善说诸宗源流及教义晶镜史》。
授徒传法，独成一系，后传给弟子米拉日巴。
米拉日巴（1040—1123），出生于后藏贡塘（吉隆县北），原属琼波家族的米拉氏家，以耕田、经商和行医为业，家道富有。7岁丧父，家产被伯父霸占，据说，米拉日巴为了复仇，学会“黑巫术”（苯教巫术），咒杀了他的伯父一家15人，祭起冰雹打毁全村庄稼。后来为了涤除“恶业”，皈依佛教。
先学宁玛派的“大圆满法”，年38拜玛尔巴为师，45岁开始收徒传法。
他用演唱道歌的方式传教，通俗易懂，受人欢迎，所著《道歌集》，在藏族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他有很多门徒，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达波拉杰。
达波拉杰（意为达波地方的医生），于1121年创建岗波寺，又称岗巴波，后成为达波噶举的祖寺。他原是噶当派门徒，32岁从米拉日巴改学噶举派教法，受金刚亥母灌顶，遂以“大手印”为主，形成自己的体系。他的门下有四大弟子，在卫藏地区分别建寺收徒，形成四大支系，即噶玛噶举、蔡巴噶举、拔戎噶举、帕竹噶举，其中帕竹噶举又分出八个小系，总称“四大八小”。
佛教史
第八章 藏传佛教的再兴及其向国内外的传播（公元11—18世纪）
创始人都松钦巴（1110—1193），意为知三世，本名却吉扎巴，出生于康区哲雪地方一个封建主家庭，年16出家，19岁到前藏学佛。先学噶当派教法，后拜达波拉杰为师，更学萨迦、宁玛派教法，最后确定以“大手印”
和“拙火定”作为本派主要教法。1147年，在昌都类乌齐附近建噶玛丹萨寺，噶玛噶举由此得名。1187年，他又在拉萨西北堆城建粗卜寺，后成为该派主寺。
噶玛噶举在西藏佛教各派中率先采用活佛转世相承制，先后建立过若干活佛转世系统，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黑帽系和红帽系。
黑帽系的实际创始人是噶玛拔希（1204—1283），本名却吉喇嘛，或称为“祝钦”，意为大成就者，传说是仅次于莲华生的有大“神通”者，出生在康区哲拢的哉波乌家族。初从学于都松钦巴的再传弟子崩扎巴，后到粗卜寺出家，回归康区即收徒传法，门徒500多。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路过康区，在召见八思巴随同对，召请噶玛拔希于川西北绒域色部会晤。噶玛拔希不愿追随忽必烈，便到灵州（宁夏灵武）和甘州（甘肃张掖）一带传教，并于宁夏、内蒙交界处建立吹囊朱必拉康寺。1256年，他应召在和林会见了蒙哥汗，蒙哥赐他金边黑色僧帽一顶，金印一颗，由是得称“黑帽派”。蒙哥死后，1260年忽必烈自称大汗，与其弟阿里不哥展开了争夺汗位的战争，次年，阿里不哥战败。噶玛拔希因曾帮助阿里不哥而被忽必烈投入监狱，继之流放至盖乌曲地方，1264年获释。在返藏途中，依然讲经传教，历时8年回到粗卜寺。
黑帽系奉部松钦巴为初祖，噶玛拔希为二祖。第三世活佛攘琼多吉（1284—1339），后藏贡塘人，先后学过噶玛噶举、宁玛、希解等派密教，在桑浦寺学显宗多种经论。后到康区类乌齐附近建噶玛拉登寺，在前藏修建德钦登寺，并在萨迦、江孜一带传教。1332年受诏入京，为元宁宗和皇后行密教灌顶，1338年又应元顺帝之召进京，后死于此。
四世活佛乳必多吉（1340—1383），生于工布地区一个农奴主家庭，主要活动于塔布、工布地区，受到帕木竹巴地方统治者和政权的建立者绎曲坚赞的信任。1358年应元顺帝之召动身赴京，路经青海宗喀时，为刚满三岁的宗喀巴授五戒。1360年至大都，给顺帝父子授“金刚亥母”灌顶，讲《那饶六法》，传密教中专指男女双身修法的“方便道”，为太子讲一些显密经论；还给在京的蒙、汉、畏、西夏、高丽等各族上层人物传法。1364年启程返藏，后回到粗卜寺，此时以黑帽系为代表的噶玛派，在甘、青、康、藏已有很大势力。元灭之后，明太祖派人召请藏族僧俗领袖进京，乳必多吉也在被请之列。1374年，他开始遣使去南京朝觐。
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1383—1415），本名却贝桑布，《明史》称哈立麻。7岁出家，18岁到昌都的馆觉、类乌齐一带传教，20岁在工布地区的则拉岗受比丘戒。1406年应召，经西康到南京，明成祖在华盖殿宴请。次年春，受命在灵谷寺为太祖帝后“荐福”，设普度大斋，成祖赐以“如来”名号，并封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简称“大宝法王”。后，成祖又命他在五台山为新故皇后“荐福”。1408年返藏。他的弟子数人先后被封为国师、大国师。
得银协巴受封为大宝法王以后，这个封号就为黑帽系历代活佛所承袭，并按期进京朝贡。明成祖时还设大乘法王、大慈法王，但仍以大宝法王的地位为最荣贵。明代之所以看重噶玛噶举派，主要因为他们与康藏地方势力的联系密切，影响较大，而噶玛噶举自身并没有掌握地方政权。元朝封西藏十三万户，没有一个万户是属于他们的。《明史》称他们为“游僧”，这大概反映了此派领袖人物周游各地传教授徒，调解地方争端，联系地方势力广泛的特点。
15到16世纪的四代活佛（六一九世）与中央政权继续保持联系，同蒙古的统治集团也有书信往来，九世活佛旺秋多吉（1556—1603）还加强了同云南丽江纳西族木土司的联系。十世活佛却英多吉（1604—1674）的一生，处于明清两代武装交替，蒙藏地方势力互相纠葛，卫藏地区权势斗争剧烈的时代。他在少年期间，曾两次派人向明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