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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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
第八章 藏传佛教的再兴及其向国内外的传播（公元11—18世纪）
据藏文史料记载，当达磨灭佛时，有三名在曲卧日（今曲水县境）的僧人，经阿里、回鹘（当时国都在新疆东部），逃到多康地区的玛垅（青海西宁一带），居住下来，传教授徒，其中最著名的门徒是穆苏赛拔。
穆苏赛拔系青海宗喀德康（青海循化县境）人，原是苯教徒，后改信佛教。受沙弥戒后，先后学密法和发菩提心法，又习《中观》、《因明》和瑜伽。年20（911），请上述三师和二汉僧与基班为其授比丘戒，被尊为喇钦。贡巴饶赛。“喇钦”意为大师，“贡巴饶赛”意为通晓佛教教理，汉文译为“意明大师”。此后，喇钦北去甘州（甘肃张掖），跟皋绒僧格扎巴学律藏、四《阿含》及其注释。940年左右，他受丹底（西宁塔尔寺东南、循化县以北）
“侏儒九兄弟”之请，前往丹底传教，得到当地藏族上层的大力支持，并受到众多施主的供养。由是喇钦便授徒传教，广建寺塔。据说当地藏人和上层都从他受戒，使丹底成了第一个复兴佛教的中心。
原吐蕃王室永丹一支的后裔，在战乱中，逃至山南桑耶寺附近站住脚跟。
永丹的第六世孙意希坚赞，既是山南地方势力的首领，又是桑耶寺的寺主。
他虔信佛教，并想进一步使其发展，便和后藏的另一个小王，先后派出一些人到丹底，从喇钦出家，学习佛法，时间约在970年。这些学徒分别来自卫地、藏地和阿里，而以前藏的鲁梅。粗赤喜饶的影响最大。约在975年陆续返回卫藏。他们带回来的律学被称作“前期律学”，以别于以后从阿里传来卫藏的“上派律学”。此时意希坚赞已经去世，由额达赤巴继位。“额达”
意为领主，“赤巴”意为法台或寺主，说明他与其父一样，也实行政教合一的体制。他和卫藏其它地方的领主一起，大力支持鲁梅等人的传教活动。据说鲁梅的门徒有“四柱”、“八粱”、“三十三椽”之称。“四柱”之一的向那囊多吉旺曲，年18（993年）随鲁梅出家，先后建造热擦庙和杰鲁来庙，后者就是著名的杰拉康寺前身（地在林周县热振寺附近）。其二翱绛曲琼乃，先住叶尔巴寺，后建虚衮噶热哇等十余座寺庙。之三兰耶歇喜饶，住杰萨尔冈。四是主梅粗赤琼乃，和其他七人共建的塘波且寺（在山南乃东县昌珠寺以东），从11到13世纪的几百年间，以多出讲经法师而著名，鲁梅本人也曾住过此寺。主梅死后，主持该寺的是他的弟子枯敦。尊追雍仲（1011—1075），后来又拜阿底峡为师，也是“后弘期”佛教史上著名人物。
从鲁梅等人开始，卫藏地区的佛教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其规模与盛况甚至超过了“前弘期”，史称“下路弘法”。
佛教史
第八章 藏传佛教的再兴及其向国内外的传播（公元11—18世纪）
原吐蕃王室的另一支后裔尼玛衮，于10世纪上半叶，逃往阿里的布让（普兰县），成为雄踞一方的封建势力。到他的第三代柯热，建立起以香雄、布让和芒域为主要领域的古格王朝。柯热十分热衷于发展佛教，他在佛像前出家，取法名意希沃（意译智光），并把王位让给他的弟弟松额，实权仍然掌握在他的手中，这显然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教合一”，只不过王权更直接地受教权左右，佛教也更易于推广。当时阿里和卫藏的一些教门，打着密教的旗号，把蹂躏妇女当作成佛法门，以砍杀人头为超度手段，修习所谓“炼尸成金”等法术，引起意希沃的不安。为了弄清这种密宗是否是佛教的真正法门，他从属民中选派了21名青少年到迦湿弥罗留学。当时这里的佛教依旧兴盛，有很多佛教宗派流行，包括密教在内。但最后只有仁钦桑布和玛。雷必喜饶回到阿里，其余都病死在克什米尔。
仁钦桑布（958—1055），13岁时跟耶歇桑波出家，先后三次留学迦湿弥罗，曾跟75位显密大师学法，回来时又请了许多印度僧人到阿里，协同他翻译佛经。显教方面，他译经17部，论33部；密教方面，译介了108部怛特罗（密宗经咒）。一般认为，从仁钦桑布开始，西藏佛教才把密宗提到佛家理论的高度，因此称他和以后所译的密籍为“新密咒”，而把他以前，包括吐蕃时代所译密籍称为“旧密咒”。他还根据新的梵本改订了一些旧译本。“后弘期”的密宗比较兴盛，和仁钦桑布大量译介密宗经典有密切关系，因此尊称他为“洛钦”（意为大译师）。玛。雷必喜饶回来后，也从事佛典翻译，尤其是译介《量释论颂》、《量释论第一品法称自释》等因明著作，并授徒研习。人称“洛琼”（意为小译师），所传因明，史称“旧因明”。
仁钦桑布还广建寺塔，在古格三区建了不少寺庙。传说他在芒域降伏了苯教的地方神灵鲁噶甲，反映了他同地方势力及其苯教代表者之间也有过斗争。
他的活动受到古格王朝的有力支持，意希沃的儿子拉德为王时，尊他为“金刚阿阇黎”，并把布让的一个“谿卡”（庄园）作为封地赐给他，还拨给一定的税收供他使用。从此，西藏有了寺属的“谿卡”。
为了发展佛教，意希沃在香雄仿照桑耶寺建立了托林寺，是阿里地区的著名寺院。他还请来东印度名僧达磨波罗及其三个门徒，传授佛教戒律，藏传佛教史称之为“上派律学”或“上部津传”。
意希沃控制王权的时间相当长，松额死后，拉德继位，继续大力推行佛教。当时阿底峡（982—1054）在印度超岩寺已经很有名气，意希沃极想请他来藏传教，但需要大量黄金，于是意希沃用武力到处搜刮，当他率兵到噶尔洛（处于西藏西北部的一个伊斯兰教小国）时，战败被俘。噶尔洛国王向他提出：或是改信伊斯兰教，并承认香雄从属噶尔洛：或由古格王朝用意希沃等身重的黄金赎回；以上两者都不从，就将他处死。意希沃的后辈，已出家为僧的绛曲沃遂四处募金，但意希沃认为与其赎自己，不如用这些黄金去迎请阿底峡来古松传教。绎曲沃无法说服他改变主张，遂返回古格，派专人携黄金到超岩寺去请阿底峡，意希沃则被处死。阿底峡于1040年离超岩寺，经尼泊尔，于1042年到达阿里。
意希沃复兴沸教的结果，不只是维护了阿里地区的统一，而且抵御了咄咄东逼的伊斯兰教势力，对于捍卫整个西藏和内地，都有重大意义。
阿底峡生于982年的扎护罗国（达卡），是国王的次子，原名月藏，阿底峡意为“殊胜”，是西藏佛教徒对他的尊称。传说他自幼好学，对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和大小乘显密经论，无不备习，年29受戒为僧，法名燃灯吉祥智，他的老师有印度密宗大师香蒂巴、那饶巴等，先后担任过那烂陀寺、超岩寺等18座寺庙的住持。他的到来对正在复兴的、西藏佛教走上正规道路，起了重要作用。
此前，再兴的藏地佛教内部思想见解和修行方法极为混乱，佛教徒众各行其是，互相轻毁，有的重显轻密，有的重密轻显，有的重师长传承轻三藏教典，有的重戒律轻显密教法，有的说修福就能解脱，有的说悟空就能成佛；尤其是对胜义空，多有误解，“堕于边见”，还自以为见解高深；更有打着密宗旗号，滥传灌顶，“破坏梵行”，还说是“圆融无碍”。如此等等，异说纷坛。阿底峡在这种情况下来到阿里，受到古格王朝的隆重欢迎。
阿底峡在阿里主要从事讲说经论，传授密法灌顶，以及译经和著述。他为绛曲沃等写的《菩提道灯论》（或译作《菩提道次第明灯》），就是针对上述佛教弊病而发的，他强调修持佛法要有次第，要以经典为规范。这部著作对藏地佛教影响深远，直到15世纪的宗喀巴还吸取它的主要内容，对三士道、菩提心、真空见、福智双修等广为发挥，写成《菩提道次第广论》，直传至今。他还特别阐扬业报因果，劝人归依三宝，号称“业果喇嘛”，被誉为“佛尊”。
1045年，原在西康学经的僧人仲敦杰微迥乃前来阿里，特请原拟返印的阿底峡去卫藏弘教。稍后，鲁梅四柱弟子之一的向那囊多吉旺曲等又共议派出代表去迎请阿底峡，终于自布让抵达卫藏。
阿底峡在卫藏传教9年（1045—1054），先后到过桑耶、拉萨、叶巴、盆域、聂塘等地。从他学法的人很多，枯敦。尊追雍仲、俄。雷必喜饶和仲敦巴等，都很著名。仲敦巴随阿底峡时间最长，所学教法最多，是阿底峡最好的继承者。1054年，阿底峡卒于聂塘。次年，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1056年，他的弟子们在聂塘为他修建了古朋寺和卓玛拉康，以示纪念。1076年，古格王朝又在托林寺举行纪念大法会，史称“火龙年法会”（是年为藏历火龙年），康区和卫藏地区都有佛教徒参加，实际上成了全藏佛教徒的代表会议。
阿底峡到达卫藏地区，是佛教复兴势力由阿里进入卫藏的标志，在西藏佛教史上称为“上路弘法”。阿底峡的主要作用，是使当时混乱的佛教教理系统化，使佛徒的修持规范化。
佛教史
第八章 藏传佛教的再兴及其向国内外的传播（公元11—18世纪）
除上、下路弘法外，西藏还有其它一些复兴佛教的活动。
公元10世纪后半期，有一个名叫弥底的印度僧人流落在后藏达纳（谢通门县），为人牧羊。后被一位译师索南坚赞发现，请到曼垅，向他学习佛法。
弥底在这里学会了藏语文，就到康区的丹垅塘地方讲授《俱舍》、《四座》等显密经论，从事翻译，并用藏文写了一本著名的藏文文法书《语言门论》弥底的门徒很多，其中最有成就的是赛尊、噶当派创始人仲敦巴以及枯敦。尊追雍仲等。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康区也形成了一个研习佛学的中心。
原吐善王室逃亡阿里的尼玛衮，有兄扎西孜巴，在后藏拉推（昂仁附近）
自立，他的后裔逐渐强大起来。当鲁梅同时代的藏僧洛敦。多吉旺秋在后藏建寺收徒时，扎西孜巴的后裔也请了洛敦的门徒到拉推建寺度僧。洛敦门徒为发展拉推佛教，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选派青年去印度留学。其中一名叫卓弥的青年，在超岩寺攻读8年，学习戒律、般若和密法，后又到东印度学习4年，从般若因陀罗茹箕专习密法和“道果教授”。“道果教授”是藏传佛教中一种重要密法，后来成为萨迦教派的主要教法。
卓弥回到西藏后，在拉孜、萨迦一带建立了牛古垅寺。他又从印度请来迦耶达惹论师，5年中供奉500两黄金，继续从学“道果教授”。卓弥精通梵文，翻译了《喜金刚》、《金刚幕》、《三补札》等密教经典。当时传习密法，需要学徒提供财物“供养”，卓弥所收门徒不少，索取的黄金也多，因此有些人只好舍近求远，直接到印度留学。卓弥的门徒中，有宁玛派始祖素尔波且，他曾向卓弥供奉百两黄金，学习“道果密法”；萨迦派始祖贡却杰布、噶举派始祖玛尔巴，也曾向他学习梵文和佛法。
总之，从公元9世纪中到10世纪后半期，西藏社会经过百余年的混战局面，逐渐稳定下来，佛教在康区、卫藏和阿里都得到复兴和发展，尽管在政治上仍然是分散割据。到阿底峡进藏时，僧人已达到数千；藏文译经事业，尤其是在修订旧译和介绍晚期密教典籍方面，有了很大发展。
新兴的佛教具有许多新的特点，首先，它依然受到吐蕃贵族的支持，并转变成了抗拒伊斯兰教东进、稳定割据形势和推进封建化的思想支柱。其次，权势贵族进入僧侣集团，开创了僧侣驾凌和支配世俗政权的先声，为此后确立新的全藏性的“政教合一”体制准备了条件。第三，强化了寺院和僧侣作为社会独立实体的地位，再次承担起社会教育和发展文化的职能。僧侣们从事传教弘法、诵咒防雹、念经止疫、超度亡灵、禳灾修福等，都要收取大量布施，特别是教授密法，索价之高，有时令对方倾家荡产。他们的文化水平较高，掌握医术、历算、历史、哲学、文学等知识，既是吸取外来文化，创造本土文化的主体，也是教育青少年识字启蒙、传播文化知识的主体。在有些地方，他们出面调解头人间的大规模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