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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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观玄奘在国内所学,基本上是《涅槃经》和瑜伽行派及有部诸论。他所经历的参学路线,主要是南方摄论师和北方地论师的活跃地区,而当时争论的中心,则是由南北朝末年即已开始的心性和佛性问题。玄奘在去国时写的《启谢高昌王表》中提到国内义学状况,认为佛教典籍因翻译上的差舛,遂使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二道,纷纭诤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他之誓死西行,就是企图解决这一疑案。①当然,西游的最后成就,大大超出他的初衷。
贞观三年(629),玄奘陈表出国,有诏不许,遂乘道俗逐丰就食之便,孤身孑影,偷出边卡,抵达高昌。在高昌王和突厥叶护可汗的大力赞助下,玄奘艰难地通过了中亚地区,进入北印度境,渡印度河,经■叉尸罗,至迦湿弥罗。在这里参学两年,听老法师讲授《俱舍》、《顺正理》、《因明》、《声明》诸论。随后至磔迦国(旁遮普西部),从老婆罗门学《经百论》、①“当、现二常”,指解释“佛性”(常)问题上的两种观点。主“当常”者认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一语,是指众生在将来(当)都有成佛的可能具性,而不必一定在现在已经具备佛性:主“现常”者认为,“佛性”人人具有,未来成佛,只是使既有的“佛性”现显出来。“南北二道”一般指地论师在解释佛性上的当、现二派。
《广百论》,至那仆底国(阿姆利则或费罗兹浦尔),从大德调伏光学《对法论》、《显宗论》和《理门论》;再至阇烂达国(贾朗达尔),就大德月胄习《众事分毗婆沙》,然后转入中印度境。在禄勒那国,听阇那毱多讲《经部毗婆沙》,在秣底补罗国,从德光弟子密多斯那习《辨真论》、《随发智论》,在曲女城从毗离耶犀那习《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贞观八年(634)到达王舍城,入那烂陀寺。这个经历,大体反映了北印和中印的学术状况和玄奘的学术兴趣。
玄奘在那烂陀寺被推为十大德之一,地位尊崇,待遇优厚。他着重听戒贤三藏讲《瑜伽师地论》,旁及瑜伽行派的其它论著和有部、中观诸派的代表,前后历时5年。
贞观十二年(638),玄奘离开那烂陀寺,继续游学东印、南印和西印诸国。在伊烂那钵伐多国,听两论师讲《毗婆沙》、《顺正理》等论;在南桥萨罗国,从婆罗门学《集量论》;在驮那羯磔迦国,从两僧学《大众部根本阿毗达磨》;在建志城遇僧伽罗国两大德,问学《瑜伽要文》及僧加罗佛教情况;随后,从西印转至北印的钵伐多国(在巴基斯坦旁遮普境),居二年,学《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及《摄正法》、《成实》等论,返回那烂陀寺。
寺西有低罗择迦寺,玄奘就该寺的般若跋陀罗问学有部三藏及《声明》、《因明》等论。又往枝林山,从饮誉摩揭陀的著名学者胜军居士学《唯识决择》、《意义理》、《成无畏》、《不住涅槃》、《十二因缘》、《庄严经》等论,并就《瑜伽》、《因明》等质疑,又两年,于贞观十六年(642),再回那烂陀寺。戒贤请他为寺众主讲《摄大乘》、《唯识决择》。
此前中观派论师师子光,用本宗“二谛”说反对瑜伽行派的“三自性”
说,玄奘著《会宗论》三千颂,加以调和。南印正量部论师般若毱多著《破大乘论》,玄奘著《制恶见论》1600颂破之。玄奘在五印学界的声誉日高,受到戒日王和拘摩罗王①的特别敬重。他们隆重会见玄奘,支持他与南方正量部的论战,或许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同时详询大唐国情,为中印友好往来沟通了消息。这次会见,决定在曲女城为玄奘召开五印论师大会。届时到会者有18国王,僧众3000余,婆罗门及尼乾外道2000余,那烂陀寺僧千余。作为论主的玄奘,将论意写出,由明贤法师读示大众,并别悬一本于会场门外,请人问难,竟18日无人发论。玄奘取得全胜,被美为“大乘天”和“解脱天”。
继之,又从戒日王等随喜于钵罗耶伽国(恒河与阎牟那河合流处)的圣地施场,举行五年一度的无遮大会,到会道俗50余万,用时75天。
此后,玄奘谢别戒日诸王,踏上回国路程,重越葱岭,于贞观十九年初,被荣耀地迎进长安。首尾历时17年,亲践110国,传闻28国,遂述《大唐西域记》12卷,成为研究古印度和中亚史的重要文献。由玄奘将唐太宗与中印戒日王和东印童子王联结起来的活动,开创了中印两国正式友好交往的新篇章。②唐太宗在洛阳接见玄奘,并按照玄奘的意愿,安排他到长安弘福寺译经。
玄奘从印度共带回梵经520夹,657部,经19年,总共译出75部,1335卷,只占总种类的八分之一强。唐太宗为他的译籍作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玄①东印迦摩缕波国(今阿萨姆邦西部)之国王,意译童子王,或称日胄王。
②有说,公元640年,玄奘著《会宗论》,秋末晤戒日王;641年,戒日王遣使至长安,太宗命梁怀纸诟俊
奘的译介重点是瑜伽行学派和说一切有部论著,最后是对般若经类作了系统的编纂。有关上座、大众、三弥底、弥沙塞、迦叶臂耶、法密等小乘诸部的经律论,以及另外一些因明和声明的著作等,都未译出,是非常可惜的。
玄奘的翻译,是译经史上的最高成就。此前隋彦悰在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基础上,总结历来的译经情况,提出“十条”、“八备”
的新要求,认为把译经事业同个人的道德素质、理解水平和汉梵文字能力统一起来,才有可能出现完善的译文。以此标准衡量译家,玄奘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他提出“五不翻”的原则,规定凡汉文中无可对应和佛教特用的词,只音译而不意译,以避免望文生义。他本人是译场的主持者,梵汉精通,解决了梵师与笔受间的矛盾。因此,尽管他的翻译是有倾向的,但却能如实地表达出他所宗经典的内容。他的译文凝炼而精美,既保持了原本的文采风貌,又显示了汉文的典雅明畅。
玄奘自己的著作不多。除《西域记》外,前述之《会宗论》、《制恶见论》和为童子王写的《三身论》等,不传。他的许多见解散见在他的门徒记述中。《成唯识论》是他杂揉唯识十家对《唯识三十颂》的注疏编译而成,可以看作玄奘思想的代表作,也是慈恩一宗的奠基性论著。
玄奘门下和法相宗玄奘的译场尽管不大,但集中了当时的主要佛教学者,从他门下出来的人才,大都出类拔萃。其中由于对唯识学的解释不同,又分为两个系统,即圆测学系和窥基学系。
圆测曾就学于真谛一系的法常和僧辩。玄奘移居西明寺时(658),敕选五十大德同住,圆测是其中之一,故亦称“西明”。他和窥基等从玄奘听讲《成唯识论》和《瑜伽师地论》,但在某些问题的解释上,与窥基不同。他的知名弟子都是新罗人,被朝鲜佛教推为新罗法相宗的始祖(见朝鲜佛教节)。他和他的弟子辈注疏有关唯识和因明的论述很多,也是全面研究玄奘思想及其影响的重要文献。
窥基(632—682),长安人,出身唐贵族鲜卑尉迟氏。据传,他以独受玄奘所讲陈那之论,而大善因明三支:“纵横立破,述义命章,前无与比”;又独受玄奘的“五性宗法”,与玄奘的其他门徒截然有别。他追随玄奘,信奉弥勒兜率净土,弘扬《法华经》。先后曾到五台山、太原、博陵等地传法,有三车跟随,前乘经论,中乘自御,后乘家伎女仆食馔,被讥为“三车和尚”。
他的才华横溢,撰述极多,号称“百本疏主”。据他说玄奘编纂《成唯识论》,就是根据他的提议。他的代表作是《成唯识论述记》,此外还有《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固明入正理论疏》、《瑜伽师地论略纂》、《法华经玄赞》、《大乘法苑义林章》等。他对于《异部宗轮论》和《辩中边论》、《唯识二十论》等,也都有述记。有关《说无垢称》、《金刚》、《弥勒》等经,也有疏释。一般认为,窥基属于玄奘的嫡传。由他代表玄奘创始的唯识法相宗,亦称慈恩宗。
窥基的知名弟子有慧沼、智通、智达等。慧沼(651—714),淄州(今山东淄博)人。初师玄奘,继而师事窥基。著《成唯识论了义灯》,反驳西明圆测的《唯识论疏》;另著有《能显中边慧日论》、《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等,阐述唯识教义,使该宗进入全盛时期。智通、智达是日本入唐求法僧,回国后,成为在日本传播法相宗的重要一支。
慧沼弟子有智周等。智周(668—723),濮阳人,初学天台教义,后师事慧沼。著有《成唯识论演秘》、《因明入正理论前记》及《后记》等。智周有日本弟子玄防,新罗弟子智凤、智鸾、智雄等,他们形成日本法相宗中的另一重要支派。
此外,日僧道昭也曾入唐师事玄奘,是在日本弘扬法相宗的初传大师。
法相唯识宗在日本传承不断,一直延绵至今。
此外,玄奘门下还有一部分重点研习有部论著的学僧。其中普光密受玄奘的《俱舍》学,“多是记忆西印萨婆多师口义”,因著疏解判,称《俱舍论记》,又撰《俱舍论宗原》。法宝从玄奘译《大毗婆沙论》,曾责难玄奘“以凡语增加圣言量”,遂“咆哮颉颃于奘之门”,亦精通《俱舍》。玄奘的另一弟子神泰,亦有《俱舍疏》,使真谛以来的俱舍学又有新的发展。并传播于日本。
佛教史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法相宗远承印度瑜伽行派,特别是护法一系的思想。窥基把本宗所依沸典归纳为“六经十一论”,实际上,他们所重视的是《解深密经》和《瑜伽师地论》。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派别,他们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成唯识论》中。
《成唯识论》把瑜伽行派的唯识学说精炼而成新的系统。《述记》解释“唯识”时说:“唯遮境有,执‘有’者丧其真;‘识’简心‘空’,滞‘空’者乖其实。所以晦斯‘空’、‘有’,长溺二边;悟彼‘有’、‘空’,高履中道”。这样,就把传统上强调的“唯识无境”更明确地表达为“无境有识”,也更突出了“识”之作为世界本体的意义。
《成唯识论》沿袭“八识”之说,突出八识都有变现认识对象的功能,被变现的对象,称为“似境”。识的这种功能被分为三类,叫做“三能变”。
第一能变是“阿赖耶识”,或曰“异熟能变”,据说它能“内变”为八识“种子”和入身器官:“外变”为器世间(自然界)。第二能变属第七识,亦称“思量能变”,经常把阿赖耶识思量为“我”的那种体相。第三能变属前六识,亦称“了境能变”,所了之境,即是识的变现。
关于八识所造和所缘之“境”,玄奘从其性质上分为三类,对印度唯识学作了新的补充,这就是窥基在《成唯识论枢要》中引用的“三类境”颂:“‘性境’”不随心,‘独影’唯从见,‘带质’。通情本,性、种等随应“。
这个颂涉及到他们的“种子”说和“见、相”等识分说,十分琐细,各家理解也很不一致,但重要的是,它把当前真实存在的对象(性境)和纯属主观幻觉、回忆、想象中的景象(独影境),以及确有实事被反映在内的心识活动(带质境)分别开来,从而改变了通常将幻境与实境模糊一起的弊端,无疑是一大进步;它特别承认,反映在前五识主观影像(相分)中的,乃是一种“不随心”而存在的实物(“质”或“本质”),这又使它添置了某些朴素唯物主义的成分。当然,这里讲的“性境”,仅指直觉的对象:甚至把意识对直觉的综合表象,也称为“独影”;所谓“本质”或“质”,也依然归结为“种子”的派生物(即八识之相分色),所以始终不能冲破唯识家在世界观上的共同框架。
中国的唯识家有两大系。以菩提流支与真谛为首的旧译家,本质上都是把诸识的最高本体归给为“自性清净心”,同当时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