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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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帝，占据西南地区；孙氏在建康（南京）立国为吴，统治长江以南，史称三国。这是自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形势的首次正式分裂。
曹魏政权统治初期，采取了一些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措施，使大乱后的黄河流域得以相对稳定。魏明帝死后（239），曹氏集团开始衰落，政权为司马氏豪强集团所控制。263年，司马昭带兵灭蜀，265年，司马炎以禅让方式代魏，改国号为晋，280年灭吴，全国重新统一，史称西晋。自汉末以来，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动乱和分裂，至此得到了短暂的安定。
西晋王朝是在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统治集团内部长期进行着争权夺利的斗争。公元209年，晋武帝死，皇室宗亲间爆发“八王之乱”，西晋王朝的力量消耗殆尽，届于北方的少数民族贵族纷纷进入中原逐鹿，西晋的统一不过10余年，就陷入了更严重的分裂中。
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建立汉国于左国城（山西离石县）。316年，同族刘曜攻陷长安，俘晋愍帝，其余王室和门阀士族先后南渡长江，拥戴瑯玡王司马睿于建业建都，是谓东晋。东晋王朝的建立，开始了对江南广大地区的大规模经济开发，也为开辟海上交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在政治上，仍然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代表。只是由于几个大士族集团势力互相牵制，得以保持平衡，在不断地动荡中维持了百余年时间。
420年，出身于低级士族而又屡建军功的东晋将军刘裕，废除晋帝，建立宋朝。此后，江南地区政权迭经更替，先后经历了齐、梁、陈几个朝代，直到589年统一于隋。宋齐梁陈四代均以建业为国都，以长江流域为基地，与北方诸国长期对抗，史称南朝，加上原先的吴与东晋，又通称六朝。
在黄河流域的北方中国，自西晋灭亡后，有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几个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16个国家，另外还有几个汉人控制的小国。他们之间也是战争连年，互相兼吞，最后基本统一于鲜卑的拓跋魏王朝。
鲜卑族原是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公元386年，鲜卑拓跋部落酋长拓跋珪即代王位，同年改国号曰魏。398年，建都平城（山西大同），史称北魏。
次年称帝，号道武帝。至439年，魏太武帝灭北凉国，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493年，魏孝文帝又迁都洛阳，改姓为元。
北魏政权入主中原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任用大批汉士人为官，吸收和利用先进的汉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生产巩固了统治。这一局势维持了一百多年。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东魏建都于邺，政权实际上掌握在贵族高欢手中。550年，高欢之子高洋代东魏称帝，史称北齐，建都洛阳。557年，西魏宇文觉代魏称帝，国号曰周，史称北周。577年，北周灭北齐，北方统一。581年，北周隋国公杨坚灭北周，建立了隋朝。589年，隋灭南陈，从而结束了长达几百年的南北分裂，中国重归统一。
从曹魏代汉到隋灭陈止，共计369年，总称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是战乱频仍，灾难深重的历史时期，但在局部地区或短暂时期，又有相对稳定和繁荣的局面出现。这使佛教在全国范围得到了多方位的传播。它深入社会的各个阶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撞冲激荡，参差交会，形成了独具中国历史特色的佛教思潮，影响甚至支配着南北朝一些大国的统治思想。
佛教史
第四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下）（公元4—6世纪）
继汉末儒家正统观念的崩溃，三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有更深层的开拓。曹操曾起用“不仁不孝”而有真才实学的人做官，在实践上已经提出了对纲常名教的挑战。至魏末嵇康倡导“非汤武而薄周孔”，标志着对传统儒学的批判，达到了一种新的自觉。何晏、王弼开创“正始之音”①，发挥《老子》的宇宙观，突出《周易》、《论语》的地位，并作全新的解释。由于他们立意玄远，甚少务实，亦称玄学，或曰清谈。
玄学完全清除了两汉儒学的谶纬妖妄之言，而以简炼的文字探讨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确立一种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由于它远离政治和实际生活，抽象的哲理性强，对于逃避或钝化当时残酷的权力斗争的部分知识贵族和士大夫，有很大的吸引力，使玄学成了魏晋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形态，尽管在思想内容上，玄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派别。
非儒之风和玄学的兴起，为佛教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条件。
“正始之音”是在汉末崇尚《老子》的风气中形成的，着重阐发“以无为本”的主张，一般称作“贵无”派玄学。支谶译《道行般若》（或另有灵帝时竺佛朔译本）几乎与《老子》在汉末的盛行同时。至于三国，研究《般若》也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即般若学。般若学是佛教以纯理论形式进入上层社会的开端，直到两晋，始终是佛教中的显学。
魏、吴两国对《般若》的讲习都有相当的开展。释朱士行曾在洛阳开讲《道行经》，“觉文章隐质，诸未尽善”，遂于甘露五年（260）西渡流沙，至于阗求得《放光般若经》（《大品般若》）胡本。这说明洛阳听众对般若学的讲次，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过，魏自曹操开始，对黄老神仙术方士取羁縻政策，对民间的鬼神祭祀作为“淫祀”加以禁止，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嵇康曾讥讽过“乞胡”，表明游化洛阳的西域僧人已经引人注目。但佛教在社会底层的传播情况，则很难了知。见于僧传的译者，则有沙门昙柯迦罗、昙帝、康僧铠等。
昙柯迦罗，中印度人，于魏嘉平（249—254）年间来洛阳从事译经工作，①“正始”是曹魏年号，相当公元240—249年。
《高僧传》本传记：“于是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亦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有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祗戒心》，止备朝夕。更清梵僧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
又有安息国沙门昙帝者，亦善“律学”，正元中（254—256），游洛阳，出《昙无德羯磨》。
魏境的佛教特别重视对戒律的译介，反映出家僧侣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有了整顿和规范内部纪律的需要。当然，这也与曹魏对宗教的禁约有关。
曹氏集团与佛教的关系，是个历史疑案。据刘宋陆澄的《法论》序：“魏祖（曹操）答孔（孔融）是知英人开尊道（指尊佛）之情”。曹植据《庄子。至乐》作《髑髅记》，与佛教小乘的悲观厌世情绪极为接近。僧史称他读佛经，“能转读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为后人诵经所宪章；尝游鱼山，“闻空中梵天之赞，乃摹而传于后”，“梵天之赞”，简称“梵呗”，属佛教的赞美歌。
曹植被认为是中国佛教音乐的创始者。或言魏明帝曾为佛图“作周阁百间”。
不过这都不能作为定论。
吴都建业的般若学，相对更加发达。主要的弘扬者是支谦。
支谦，一名支越，字恭明，原籍月支，其祖在汉灵帝时归汉。支谦的汉文水平很高，又“备通六国言”。曾从支谶的弟子支亮就学。东汉末年，避乱至吴，为孙权所闻，拜为博士。赤乌四年（241）太子登卒，支谦退隐山中，从沙门竺法兰受持五戒。据支愍度《合首楞严记》说，自黄武（222—228）
至建兴（253—254）年间，支谦共出经数十部。《出三藏记集》著录36部，48卷。其中重要的是《大明度无极经》、《维摩诘经》。
《大明度无极经》是《道行般若》的改译本，原译的晦涩诘诎处，大部改得通畅可读，胡语音译则改为意译。这显然是出于普及般若学的考虑。此处所谓“大明”，就是“般若”的意译：“无极”则是支谦添加的，是对于“大明度”威力无限的形容。由此可见他在翻译上的一般特点：雅顺而不甚忠于原文。《维摩诘经》同《般若》的空观思想相通，在蔑视世俗正统观念和批判小乘出世俗苦行方面，同样激烈，但更表现得玩世不恭，很便于为贵族的纵欲主义辩护。它认为，佛教的根本目的，在于深入世间，解救众生，所以修道成佛不一定落发出家，只要证得佛教义理，居士也能出俗超凡；在享受“资财无量”的世俗生活乐趣中，就能达到涅槃解脱的境界。因为佛国与世间，无二无别，离开世间的佛国，是不存在的：“如来种”存在于“尘劳”（烦恼）之中，离开“尘劳”，也就无所谓“如来”。此经在西晋时还有竺法护、竺叔兰的两个异译本，至姚秦鸠摩罗什、唐玄类也都有重译本。
在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阶层中，大受欢迎，比《般若》的影响还要深远。直到隋唐，其风犹酣。
支谦另外一些异译也颇有影响，其中《太子瑞应本起经》是康孟详、竺大力于汉末所译《修行本起经》的异译。是叙述释迦牟尼佛本生的故事，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加上译文流畅，对促进中国文学的发展，发生过作用。
支谦还改定过维祇难、竺将炎共译的《法句经》。此经原是为初学佛教者所作，带有入门的性质，它对早期佛教思想作了概略的论述，比较系统，流播很广。
支谦深谙文辞音律。据说他曾根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制“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看来，三国也是中国佛教歌咏和音乐的创作期。
吴地佛教的另一主要传播者是康僧会。他原籍康居，世居天竺，其父经商移居交趾，是有史记载的第一个自南而北传播佛教的僧侣。他不但“明解三藏”，且“博览六经”，文字也好。曾随南阳韩林、颖川皮业、会稽陈慧等，学习安世高的禅数学，参与过《安般守意经》的注释并作序。赤乌十年（247年），康僧会至建业。相传他利用佛舍利显神异，说动孙权为其建立佛寺，号“建初寺”，是为江南有寺之始。
公元256年，孙皓即位。这是一个性情昏暴、行为凶残的帝王。康僧会曾劝其信奉佛教，行“孝慈”、“仁德”之道。“以皓性凶粗，不及妙义”，所以康僧会“唯叙报应近事，以开其心”，取得了一定成功。因此，佛教史籍都将康僧会的传教活动作为江南佛教的开端。
康僧会译经，《出三藏记集》录有2部，14卷，僧传所记则多一些。他曾制“泥洹呗声，清靡哀亮，一代模式”，也是中国佛教音乐的创作家。最能代表他的佛教思想的，是《六度集经》。
《六度集经》共8卷，按大乘菩萨“六度”分为6章，编译各种佛经共91篇。中心在用佛教的菩萨行发挥儒家的“仁道”说。他从佛教的“悲愍众生”出发，力图把孟子的“仁道”作为“三界上宝”，要求“王治以仁，化民以恕”。甚至认为，对于“利己残民，贪而不仁”的君主，臣民们可以起而弃之。像这样把佛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协调起来，尤其是把沸教中的消极颓废因素改造成为可以容纳儒家治世安民的精神，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开辟了另一蹊径，也体现了他所谓“儒典之格言即使教之明训”的观点，《六度集经》的教义全是通过有关佛的前生故事陈述出来的，取材自虫兽鸟龙，天王帝释，包含有丰富的寓言和神话，有助于启迪智慧和文艺创作。
西晋皇祚历时不长，只有半个世纪（265—316），但思想形态又为之一变。向秀、郭象注《庄子》，肯定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为西晋统治和士族特权辩解；裴著《崇有论》，斥责玄学贵无派，要求士人积极治世。王戎、王衍立论，则祖述何晏王弼，仍主“以无为本”。西晋玄学呈“崇有”与“贵无”两派并行的态势。佛教的小乘“禅数”学，以法体实有论证士族品类等级不灭；大乘“般若”学用空无否定世俗认识和世俗世界，也是论“有”道“空”，与玄学遥相呼应。在这种空气下，佛教得到长足的发展。据《洛阳伽兰记。序》言，“洛阳至晋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法苑珠林》称，“西晋两京合寺一百二十所”。其所出佛经译家知名者12人，共译经典《出三藏记集》录为167部（失译者不计），《开元录》勘定为333部。佛教在全国的流布情况，可以据此推度。
在支持佛教开展上，皇室贵族中有中山王和河间王，士族官僚中有周嵩和石崇，一批名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