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批判-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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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实存主义之批判〗

　　　　平心而论，实存主义，既为对于传统哲学的反抗，自不无若干可取之处。第一，乃在其反对庸俗的唯理主义和科学主义。第二，乃在其反对幼稚天真的乐观主义。第三，乃在其反对法利赛人式的律法主义。第四，乃在反对康德以后的认识论和不可知论，以及黑格尔的所谓‘绝对理念’和‘理想世界’；寇克迦氏且斥黑氏为伪妄亵渎，洵可促哲人学者之反省。第五，乃在其重视人生之意义，谓宜分辨其虚妄与真实，不可随俗浮沉。

　　　　惟是，他们立说，重在神化固有之人性，其本质非但未脱人文主义的窠臼，抑且变本而加厉。第一，基督教虽亦反对唯理主义，但其反对之理由与立场，完全不同；倘使高抬‘自我’，以‘自我’为万法之基准，则将陷于极端的主观主义，甚且趋于荒诞背理。第二，基督教固亦反对幼稚的乐观主义；但实存主义的虚无哲学，却将令人类趋于悲观厌事的绝境。第三，基督教固反对法利赛主义，律法主义；但实存主义者，因噎废食，反对一切权威、制度、律例、组织、规章、社会、国家、教会、乃至上帝，势将令人类陷于无政府的黑暗状态。第四，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尤其是不可知论，固属不当；但如不信真神之启示，圣经之真理，则仅以群盲扪象，水底捞月，仍无由认识宇宙人生之本体与奥秘。第五，人生虚妄与真实，其关键乃在其是否皈依生命之主，重生得救，得着更丰盛，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永恒与荣耀的生命。“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三16；十一25～26）此乃生命之大道，亦为存在之真谛。离开了他，没有生命之可言，亦无存在之意义。实存在主义，却不信基督，辱没真神；以为人类之背道堕落，乃在其出卖‘自我’，而并非悖逆上帝；乃在其放弃绝对自由，而非在违反神的诫命。于是以为真实的人生，乃在求自我之神化（萨脱尔之说），人类之所以自觉有罪，乃在其不能完全与神平等（海德格之说），不能遵照魔鬼之言，完全达到‘便如神’之愿望（创三5），实属亵渎伪妄！

　　　　总之，实存主义，乃为西洋哲学之逆流，亦为人类在其面临文化解体，绝望无路之时的垂死挣扎，而且还可能是一种末世的预兆！从好的方面看，这乃是他们开始憬悟，人类智慧，并非俱足；科学技术，亦非万能；而宇宙人生的真理，尤非人智所能穷其究极。这种废然而返的态度，本可因势利导，促其悔改，皈依救主，信奉真道；惟是属血气的自然人，不能领会上帝圣灵之事（林前二14），尤以人类本性，受罪侵蚀，已经败坏，不但“故意不认识上帝”（罗一28），且还敌对上帝，不信上帝的启示，遂衍成此种虚无的哲学。诚如经云：“这些人是无水的井。”（彼后二17）虽曰陈义高深，却无生命活水。“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作败坏的奴仆。”（彼后二19）而且他们这种转变反抗，究其实际，乃是换汤不换药，仍是没有摆脱人文主义，但是他们仍是竭力强调个人有绝对自由，萨脱尔甚且因此要宣告上帝的死刑！这显然乃以人为本位，人为至上，不仅落入他们所反对的人文主义的陷阱，而且变成一种最激烈的自求解脱，自我神化，敌视上帝的假宗教。这乃是西方心灵堕落的危机，尤为魔鬼所施的最后的毒计！在这个动乱，紧张，苦闷，烦恼，恐怖危险，朝不保夕的时代，这种反制度，反组织，反社会，反国家，反法律，反权威，反道德，反教会，乃至反上帝的思想，势将导世界人类趋于无政府的，虚无疯狂的末路。这乃是人类自杀的哲学，世界末日的警号！（详见英文拙著TheSpiritualDeclineoftheWest；Zen…EXistentialism一书）

第叁编　论人文主义之流毒　第三章　论中国学人思想之病态㈠

　　　　〖一、无神论的思想保姆〗

　　　　中国学人，在思想上犯了一种极严重的病态，便是不信上帝，亵渎真神；或虽侈谈上帝，乃仅凭其私意揣摩，却绝对不敬畏上帝，使一位至圣至善，全知全能的真神，成为一个哲学的名词，抽象的符号，从而把鬼神并称，以神人同位。更奇怪的，他们又自相矛盾，一方面对流行的唯物无神论，深痛疾恶；一方面却以各种的理论，否认上帝的存在；或则妄想“开除上帝的名额”，“放逐精神元素的灵魂”；（以吴稚晖先生为代表，详见下文）或则力介“自然主义的宇宙纲和人生观”，否认“超自然的主宰”，“不信灵魂不朽之说”；（以胡适先生为代表，详见下文）或则企图“消散上帝和灵魂”等观念，认为“没有分别存在之价值”。（以钱穆先生为代表；详见下文），易言之，他们一面反对唯物无神论，一面却做了这种思想的‘俘虏’，并且不自觉地，做了这种思想的‘保姆’；发生了他们自己所反对的意料不到的恶果。作者尝检查我国中学文学国文读书，其所选当代名流学者的论文，往往富有唯物无神的思想，甚至正中书局出版的，亦无例外，使青年学生，先入为入，思想中毒，实和国家教育方针，根本冲突；而当局竟习焉不察，不以为非。言念及此，忧心如焚。兹谨忠实地叙述以上各家自己发表的言论，以为作者所见的注释与佐证。

　　　　〖二、吴稚晖氏的无神论〗

　　　　其一，是党国元老，‘一个新信仰的宇宙与人生观’的著者，吴稚晖先生──当时胡适之捧他老人家为人生观大论战战线上的‘押阵大将军’，领导‘科学的人生观’的先锋。吴氏说：“人便是外面祗胜两支脚，却得到了两支手，内面有三斤二两脑髓，五千Ｏ四十八根脑筋，比较占有多额神经系质的‘动物’。生者，演之谓也，如是云尔；所谓人生，便是用手用脑的一种动物，论到‘宇宙大剧场’的第亿垓八京六兆五万七千幕，正在那里出台演唱。”“我以为动物植物，皆止有其质力的交推，有其幅射的反应，如是而已。譬之于人，其质构而为如是之神经系，即质力生如是之反应。所谓情感，思想，意志，等等，就种种反应而强为之名，美其名曰心理，神其事曰灵魂；质直言之，曰感觉，其实总不过质力之相应。”读者注意！吴老先生说：人祗有‘质力’；一切情感，思想，意志，都不过是‘质力’的反应，仅勉强“美其名曰心理，神其事曰灵魂。”所以他老人家索性发表谬妄的主张说：“那种骇得煞人的显赫的名词，上帝呀！神呀！还是取消了好开除了上帝的名额！放逐了精神元素的灵魂！”（注一）呜呼，吴氏此种极端唯物的祗认‘质力反应’，否认‘精神元素’，‘开除上帝’，‘放逐灵魂’的激烈无神论和‘灭灵论’，便是今日无神共党逼害教会，改造洗脑，种种政策的理论根据和指导原则啊！而更离奇的，一个反共的政党政府，却尊他为党国元勋！殊令人欲哭无泪！愿我党局，早日悔改，反共复国，始有希望。

　　　　〖三、胡适先生的无神论〗

　　　　其次，是前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之先生的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他说：“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是如此的，正用不着甚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作者按：这与吴稚晖先生‘开除上帝名额’的意思，正复相同）根据于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残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作者按：此正和他所反对的唯物无神共党，异曲同工）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的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可以用科学道德方法寻求出来的。”（注二）胡氏这种皮相之论，一般大学青年，类能道之。培根说：“稍有哲学的人，便趋向无神论。”吾人虽未敢以培根的话，来奚落胡氏；但胡氏当时，确尚是一位血气方刚，未届‘三十而立’的青年，却已当了中国文化运动的首领，影响了中国民族的命运！胡氏又在基所著‘胡适文选自序──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我不信灵魂不朽之说，也不信天堂，地狱之说，”（此乃最强烈无神唯物论）“故我说：我这个小我，会死灭的。死灭是一切生物的普遍现象，不足怕，也不足惜。”（注意！胡先生说，死是“不足惜的生物现象”，他这句话对于那等草菅人命的共党，有何等重大‘暗示’的作用）胡先生又在其‘答友人问人生有何意义’的信上说：“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有甚么意义可说。生一个人，与生一只狗，一只猫，有甚么分别！”（注三）循胡此说，人既与狗猫无异，则那些？狗人类，蔑视人性的共党，便从胡氏得到理论的根据！胡氏这种思想──如：否认“好生之德的主宰”，否认“道德礼教的永久价值”，认为“人之死，是不足惜的生物现象；”“人之生，与狗猫有甚么分别；”诚无啻以万物之灵，沦为禽兽，是不仅和他生平所提倡的以承认人类尊严指归的自由主义，大相迳庭；而且尤予今日奴役人类，亵渎上帝的共党，一个重大的启示和鼓励。吾人忠恕论人，敬爱胡氏，此当绝非胡氏当年著书立说之目的。惟失诸毫厘，谬以千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学人言立，可勿戒慎！胡氏今已作古，与草木同腐。经云：“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林前十五50）“智慧人在那里，文士在那里，这世上的辩士在那里？（林前一20）胡氏已随其所信的‘神灭论’永远灭亡；彼盲从胡氏者，盖勿憬悟！

　　　　〖四、钱穆先生的无神论〗

　　　　其三，是现在香港新亚书院院长钱穆（宾四）先生，在其所撰‘湖上闲思录’中，论‘道与命’的见解。据其自述，这一本书，乃是他在无锡太湖之滨江南大学时，“徜徉湖山胜处”时写的；他写这书的动机，照其自叙，“并不曾想如我们古代的先秦诸子们，儒墨道法，各成一家言，来诱世导俗；也不曾想如我们宋明的理学先生们，程朱陆王想承继或发明一个道统，来继绝学而开来者；也并不曾想如西方欧洲的哲学家们，有系统，有组织，有严格地，精密地，把思想凝练在一条线上，依照逻辑的推演，祈望发现一个客观的真理，启示宇宙人生之奥秘；”而事实上他所论的却在在涉及宇宙人生的重大问题，未可以其为“闲思”而等闲视之！钱先生在其论‘道与命’一章中，一则曰：“上帝吧！灵魂吧！本体吧！究竟还是绝难证验。”财则曰：“向来中国人思想并不注重在探讨宇宙之本质及其原始等，而祗重在宇宙内当前可见之一切事象。”三则曰：“就可见之事象论，祗是一变动，祗是一易。这一变动便是有为，但此有为却是莫之为而为，因此并不坚持上帝创物之说：而且此一变动，又是像无所为而为，故中国人思想，更不推求宇宙万物之目的。”四则曰：“造是自无造有，化是自有化无。同时在造，即是同时在化；同时在化，亦即同时在造。现象后面不论本体，生命后面，不论灵魂。因此在中国思想里，也不坚拒灵魂与本体之说。祗是为认此三者，已内在于一切事象之中了。”五则曰：“道是无乎不在，而又变动不居的。道即物即灵，即天即人，即现象即本体；上帝和灵魂和本体的观念，尽在此道的观念中消散了，再没有他们分别存在之严重价值了！”（注意！他说：‘上帝和灵魂消散了，没有分别存在之价值了！’）最后说：“每一物之动，祗在理与义与命之中，亦祗在仁与生与道之中，冲突克伐死亡灾祸，是自然；从种种突克伐死亡灾祸中，见出义理仁道生命来，是人文。但人文仍还是自然，不能违离自然，而成为人文。”（注四）钱先生为当今‘人文主义’（Humanism）之导师，其言论文章，为时人所重。但钱氏上论，稍加透视，实在是‘不可知论’（Agnosticism），‘实证主义’（Positivism），‘现象主义’（Phenomenalism），泛神主义（Panthism），‘自然主义’（Naturalism），和‘无神主义’（Atheism）诸种思想的幅辏。钱氏思想型类，论者虽谓与胡适相对垒，然就其“消散上帝和灵魂”认为“没有分别存在之价值”，各点而论，实在和胡适先生，异曲而同工，殊途而同归，都是彻头彻尾的自然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