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唐德刚)-第1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ǎ嵩敝涓星客蚵疲舨欢稀⒗砘孤业拇碜鄹丛拥耐埂Ｆ渲凶钪匾囊坏阍蚴撬堑淖谥肌⒛勘旰头椒ǎ翟谑峭耆恢碌摹Ｖ劣谖洳鹨宓那跋Γ幸恍┬碌男⊥盘宄鱿秩纭肮步帷薄ⅰ叭罩帷薄ⅰ拔难纭钡鹊龋涫刀际巧鲜稣庑┬∽橹逆橹埂Ｖ皇歉阈∪θΓ侵泄斗肿拥耐ㄐ浴＞患υ际邪谩肮纭钡摹捌庇选泵牵浅亩际切┩耆嗤摹段浼移隆贰ⅰ洞呵锱洹芬焕嗟南纺浚撬侨醋橹宋濉⒘也煌摹捌狈俊保峁灰患铱梢缘ザ馈吧咸ā背返摹Ｒ靶锕狻保沟帽舜恕巴诮恰薄『汀敖杞恰薄Ｈ嗣腔蛭剩褐罟钇盼裁床涣掀鹄茨兀颗笥眩芰掀鹄矗癫槐涑傻鹿撕腿毡救肆耍磕腔故鞘裁粗泄四兀俊 �
长话短说，时至二十世纪初年，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满清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和性质。
驱逐满人，建立民国，以美国为模范
再问一句：这些革命团体和革命单干户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则以一九零三年出版的畅销书，邹容烈士所写的《革命军》，最有代表性。我们这位死年才二十二岁的“邹大将军”主张：“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驱逐居住中国之满洲人”；“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华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要“以美国为模范”。如此而已。
——这几条简单的口号实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国之内，从朝到野、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农村到都市、从国内青年到留日、留欧、留美的学生，乃至绝大多数华侨，一致的呼声。他们的方法则是组织革命团体，活动新军，联合会党……“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的武器，手枪炸弹……”。
可是把这个全国统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简单的概念化（conceptualiz e）一下，还不是孙文那两句老口号：“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这个口号，孙文和杨衢云在十年前不早就叫过了？那时无人理睬，现在却变成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一下不得了，孙文就变成全国共同意志的发言人，将来中国的形象；和意蒂牢结中的“先知”（ 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学生就要扳请他出来现身说法，甚至实际领导了。这样一来，就使得我们的国父中山先生从美洲的灰溜溜，变成欧洲的香饽饽了。
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
首先汇了八干佛郎把中山请到欧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欧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珂、魏宸组等人。朱、贺等湖北青年原来也是武昌城内满口新政、革命、排满的小捣乱，声势颇大。湖北早期地方当局的张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潦，对这些小把戏一面羁系、一面“充军”，乃拨资把他们送到海外留学，以免他们在国内鼓动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则送往遥远的欧洲，较和平者，则送往东邻日本。所以他们都变成留欧、留日的“官费生”。
那时的“官费”和后来的“庚款”一样，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个“官费生”都是个小富翁。加以他们又都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小少爷，轻财仗义。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发现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孙文却是满口流利英语的留学生老前辈。敬佩之心，不觉油然而生。乃通过与中山有旧的鄂籍旅美学生刘成禺，邀请中山先生赴欧一晤。
这时待在纽约的孙中山，原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相信他那时在纽约以“打工”为生。五十年后的不才，也是纽约市内的一个穷光蛋，也以打工为生。深知这批打工仔当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也，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便是我们打工仔前辈中最大的一条“龙虎”。只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啻中了“乐透”头奖。因此一下把“银盘”扔掉，一溜烟就跑到欧洲去了。——在欧洲，中山先生是有崇高声望的。因为他是当年震惊世界的伦敦“西安事变”的主角。
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布鲁塞尔和柏林，中山与那百十个汉族留学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个名震国际、革命经验丰富、英语流利，又博极群书，满肚皮哲学，而又有正式M。D。 学位的老留学生。（其实孙文并无M。D。学位，但是那时的留学生都以为他有，孙公亦未尝自谦。）那批斗志昂扬，却两头不通气的小竹节们，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老套套，把他们组织起来了。
——这个新组织是没有名字的。中山怕引起留学生的反感，没有把他那个早已死掉的“兴中会”搬出来复活（事实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时，已不愿再用这老名字，而改用“中华革命军”了）。
这时中山自觉已经是个世界级的革命领袖，与英法政府当局都有往还，实在不能再住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级观光大旅馆。这意见一经提出，信徒们从无异言，据朱和中回忆，大家“争相捐助”， 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中山既得巨资，在巴黎、伦敦大活动一阵，街余“万余佛郎”，乃乘高级邮轮，直奔远东去者。
【附注】那时留法公费生每月学杂费为四百佛郎。
中山在巴黎时虽然还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汤苏铭等四个“反骨仔”， 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动；还是把法国公文直接退还孙博士，并恭送中山离境了事。
“老孙”、“小黄”合作的开始
中山先生于一九零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横滨，当即由日友宫崎寅藏介绍认识了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老孙”（一八六六～一九二五）与“小黄”这两位华裔革命家的约会，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日本人来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热心，往往有甚于中国人自己。那时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今日在海峡两岸、法国、美国跑来跑去的正不知有多少白皮肤的“宫崎寅藏”呢！抗战前的斯诺、史沬特莱、阿姆斯特朗、白求恩等等，还不是另一种“宫崎寅藏”？
孙、黄二人晤面之后，真是一见如故。黄兴这时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实力派、中坚人物。他有个生气蓬勃的“华兴会”。会中围绕着他这个三十岁的青年领袖，是一群干劲冲天的小“湖南骡子”。他们勾结了长江中上游最有势力的会党“哥老会”，在中国内部十八行省的中心的两湖地区已搞过数次造反行动，死了不少英雄豪杰。如今这群小头头逃到日本，个个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机渗透回国，重新来过。他们留在两湖地区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小革命，分散在“新军”之内；附托在教堂边缘（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学堂、巡警等不同的机构里。他们个个都“新”得要死；和“旧”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风俗、老习惯过不去。他们有他们的小组织，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黄克强（兴）、赵伯先（声）、宋渔父（教仁）等等却是他们的小鬼大王、精神领袖。他们勒缰以待，静候驱策。
——另外“华兴会”还在日本办了个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风行一时。
在华兴会带头之下，“光复会”中的人马也围撞了过来。这光、华两会，在宗旨上，在社会成分上，并没太大分别。只是光复会出自文人荟萃之区，多了一些进士、举人和国故大师如蔡元培、章炳麟这样的人。他们也有一批组织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等。在基层为他们披坚执锐的，也有个骇人听闻的“青帮”。
总之这两个团体的靠拢，已把长江流域的革命菁英，笼络过半矣。其实那时留东学生两万人，人数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学生会的组织。这些地方性组织虽非革命团体，然类多倾向革命。一经号召，都是革命的后备军。所以孙，黄接触之后，他们就想组织起一个全国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这些革命社团，却都有其先天性的缺点。就谈打倒专制、建立民国吧！他们之中几乎没一个人知道，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换言之，他们都是一批末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会讲大话、谈学理；只能动手、不能动口。他们也没有海外关系。同文同种的中国和日本之外，也不知欧美华侨社会是什么个样子；对欧美国家去协商、去折冲樽俎，是如何个协商法、折冲法，这一点他们就得听孙中山的了。
我们的园父中山先生原是个见多识广，能说会吹（学术名字叫做“宣传”吧）的，有名的“大炮”。他说“兴中会”单在南洋即有会员十万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银山。千万华侨是如何地富庶多财、慷慨好义，为革命之母。三合会、致公堂足如何地凶狠，清吏无不闻声落胆。他与欧美朝野两界的过往，又是如何地得心应手……。总之，这些小革命团体之所无，正是这位孙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 大家携手合作，截长补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现说现卖，一九零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国留学界，在麴町区富士见楼，开群众大会欢迎孙逸仙先生。先生着笔挺的白哔叽西装、戴通草帽，按时出现于讲演台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现代政治家姿态。向广大而热情的政治群众发表了政治讲演。他使尽他天赋的讲演天才——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的演说天才（见《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毛对孙的评语）——使尽了浑身解数。中山一炮而红。他风靡了当时在场的一千数百位听众；透过这些听众，他也风靡了在东京的两万名中国留学生。透过中国留学生，他也风靡了数以千万计的黄海彼岸的祖国同胞。——孙文在中国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从此确立了。
一个星期之后，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划时代作用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一家市民住宅里，便呱呱坠地了。（为免日本政府干涉，会名中删除“革命”二字。）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同盟会”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盘。其性质就颇像抗战末期就开始组织，今日在大陆上仍变相继续存在的“民主同盟”。
“同盟会”最早的团体盟员计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等。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人知识分子是欢喜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原是无党无派之人，一经卷入“党派”，还要再制造小派系，何况原先已有党派了呢！“国共合作”期间，有所谓“跨党分子”（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是“跨党”的）；“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员也大多都有双重党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盟员，他同时也是“青年党”或“民社党”党员。这样一来许多盟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double allegiance） 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了。
事实上，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当选“总理”（也就是党魁）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是个“跨会分子”。他原是“兴中会”的党魁。但此时兴中会已不复存在。原兴中会员加入“同盟会”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却念念不忘他的兴中会。所以等到“同盟会”需要有个“会旗”时，中山就坚持非用原兴中会的“青天白日”会旗不可。党魁示人不广，这一下就和他的副党魁黄兴几乎闹翻了。——这点小芥蒂，在这两位可敬的民族领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带进棺材里去的。
华兴会当时是“同盟会”团体盟员中，最具实力的一个。华兴会员在第一次入盟时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个《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个杂志和社址。这刊物旋即易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黄兴既坐了同盟会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弃“第二种忠诚”而和中山合作无间，但是华兴会在精神上却并未消失。那些后来不愿或无意与“同盟会”发生直接关系的小团体，像共进会、日知会和文学社等等，实际上都与华兴会有最密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