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别行动科史料-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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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还是因为细胞“张阿四”，邝惠安被捕了，他的故事是可以拍一部精彩电影的。几乎就在同时，红队孟华庭、赵轩、陈玉明、陈杰明等人均遭到逮捕，亦被押往戈登路巡捕房关押。到下午，其余三十名“红队”队员也全部在马路上被捕，并被押往戈登路巡捕房，与邝惠安等关押在一起。韩达、陈蔚如闻此喜讯，不由弹冠相庆，并当即给南京特工总部主任徐恩曾拍去电报邀功。可以设想一下，红队在最盛大的时期，也不过就四十人，这一次，包括主要领导人在内的红队几乎全军覆灭，来的太迅猛了，也来的太凶猛了。邝惠安等三十七人以“谋杀罪”被引渡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1935年2月春节前夕，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被执行绞刑处决。
几乎在邝惠安牺牲的同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又遭到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破坏，三十六名中共高级人士被捕。其中，包括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朱镜我、宣传部下属文委书记阳翰笙和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等。不久，原上海中央局军委系统干部刘仲华于3月份自行宣布成立了“临时中央局”，自任书记，负责全盘工作，并任命贺昌之负责组织工作、蒲化人负责宣传工作、毛齐华负责破坏部工作。上海中央局命武胡景负责中央特科的工作，又命王世英重组专门惩处叛徒和奸细的“红队”。为不辱使命，王世英迅速抽调一批身强力壮、枪法娴熟、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重新组建了“红队”。
王世英，1905年出生于山西洪洞县。1921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1924年考入国民第二军学员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考入黄埔军校四期。1926年参加两次“东征”及省港大罢工。1928年组织皖北暴动。暴动失败后，一直在阎锡山部活动。直到1931年10月到达上海，找到党组织。
1935年7月底，上海临时中央局再次遭到大破坏，被搜查的机关达四十处，被捕三十九人。在这种情况下，临时中央局保存下来的领导在上海已无法存身。上海临时中央局只好决定让这些领导人离开上海或转移到苏联，并决定由王世英负责的“红队”代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这时，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处境已愈加险恶，不仅同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均失去了联系，而且活动经费也极度缺乏。王世英代理临时中央局的工作后，为同党中央、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做了很大努力，但一直未能如愿。据说，此前，上海临时中央局破坏部部长毛齐华按照负责人刘仲华的指示，于这年夏天重新组装了一部电台，并向中央苏区发出联系讯号，但一直未得到回讯。1936年初，毛齐华辗转抵达瓦窑堡时，当即问周恩来是否接到过上海发出的电台呼号。周恩来说：“那时我们正在紧张地长征，顾不得这些了。
虽然处境日益险恶，王世英抱着对党的坚定信仰，仍一如既往地领导上海临时中央局剩余人员继续坚持斗争，并设法开展工作。8月26日，王世英接到王明、康生 5月3日和5月5日自莫斯科费尽周折转交过来的两封信。其中5月3日的信中指示：“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局的组织。”遵照这个指示，王世英决定结束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将临时中央局的人员转移到天津。同时，为便于联络，他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交通站，由邱吉夫（化名小张）负责，继续保持同南京、浙江、福建、香港等地的工作点的联系。
9月起，王世英开始率领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向天津转移。这年中秋节过后不久，原上海临时中央局破坏部部长毛齐华和张瑞英（聂荣臻同志爱人）也离开上海，转移到了天津。他们住进天津旅馆的翌日，王世英就赶去接待了他们。以后，王世英通过中共华北局的同志，将他们辗转经北平、郑州，安全地送到了西安。此后，毛齐华先后在杨虎城部及张学良的东北军一零六师驻西安办事处进行了抗日活动，直到1936年初，才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
不久，上海交通站遭到破坏，邱吉夫被捕。从此以后，上海仅有原属上海临时中央局宣传部管辖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一枝独秀，坚持着对敌斗争。
抵达天津后，王世英一直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艰苦地保持着同白区各省地下党的联系。就在他从上海转移到天津不久，即同中共华北局取得了联系。中共华北局立即安排他担任情报部部长。但此时的华北局也已同中共中央中断了联络。总之，自9月份起，王世英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和其他地下党员一道，共同克服困难，艰难地同各方面加强联系，想方设法从各方面取得援助，有组织地转移、疏散了滞留在上海的大批地下党员。据后来统计，在王世英的领导下保存下来的干部约有五百多人，其中著名的有毛齐华、王学文、南汉宸、刘道衡、陈雷、王超北、刘贯一、金城、杨松青、陈克寒、肖明、张友渔等。
等到这时候，上海的中共组织基本上结束了。所以，《暗算》里讲的重振宁沪杭的前景并没有出现过。顺便指正一点，《暗算》里讲的“代主任”是复兴社（军统） “戴老板”的少将，这是很滑稽的事情，这是抹杀了一直和共产党搏杀在一起的徐主任和他的党国“中统”精英们的“伟绩丰功”啊。上海真的沦陷了，而后来入主国民党特务组织和汪伪特务组织的好多干才都是当年共产党留下的。再到后来，1951年5月，隐姓埋名的卢福坦被我南京公安机关逮捕，1969年11月被处决。而离开上海的王世英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敌工部长。全国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山西省委书记兼统战部长，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山西省省长等职。1968年3月辞世，终年六十三岁。
一九三五年，“特科”不复存在了，它离成立刚刚过去九年整。特科不在了，它为之守护着的“党中央”也不复存在了。最后出一个迷题，在上文中出现的中共人员中，有多少成了共产党的叛徒呢？（完）
相关的史实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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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5月，周恩来重组中央特科。陈云、赵容（康生）、潘汉年成为中央特科第一、二、三号负责人。特四科改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6月底，周恩来倡议中央改组特别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陈云、赵容、潘汉年、邝惠安等五人组成，由陈云负总责。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进入苏区。
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的《申报》等各大报刊，相继刊登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2月20日，中共中央在党的机关刊物《斗争》杂志上发表一则关于《伍豪启事》的辟谣声明。3月4日，陈云指示潘汉年通过法租界巴和律师，在《申报》上刊登《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公开对所谓《伍豪启事》进行辟谣。11月，徐恩曾任命史济美为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1932年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全总负责人卢福坦被捕，旋即叛变。
1933年春，因环境日益恶劣，临时中央被迫迁往中央苏区。上海中央局被批准成立，李竹声担任书记。中央特科改由上海中央局领导。3月24日，红军师长陈赓被捕。随后，潘汉年通过宋庆龄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组织营救。4月，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被特工总部上海区的特务破坏。5月14日，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史济美突然逮捕左翼文化人士潘梓年、丁玲，直接影响到潘汉年的安危。上海中央局决定把潘汉年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同时，指定王世英代理情报科工作。6月，史美济被红队击中除掉。7月，赵容离沪转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后更名康生。10月，“红队”在广西路中段狙击中共叛徒陈蔚如。陈受轻伤，伤愈后被任命为特工总部上海区副区长。
1934年6月26日至27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华全总党团等被敌人破坏，李竹声、赵立人、袁孟超等十六人被捕。李竹声随后叛变。10 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盛忠亮被捕后叛变，出卖上海秘密电台台长程祖怡。随后，上海秘密电台全部被敌人破获，各苏区失去与上海的通讯联系。10月， “细胞”张阿四出卖“红队”组织，“红队”被敌人盯梢。11月底，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韩达指挥特务，抓获“红队”大部分成员。以邝惠安为首的“红队”队员们在狱中坚贞不屈，不为诱降所动。年底，中共上海中央局命令王世英重组“红队”，继续坚持与敌斗争。
1935年春节前，“红队”成员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被敌人处以绞刑，壮烈牺牲。2月，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空前规模的大破坏，三十六名中共党员被捕。3月，原上海中央局军委系统干部刘仲华自行组建了“上海临时中央局”，自任书记，王世英负责军委系统的工作。7月，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被搜查机关四十余处，捕去人员三十九名。王世英领导的“红队”此后暂时代理上海临时中央局工作。8月初，王世英接到王明、康生5月份自莫斯科发出的指示信：“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王世英据此决定上海临时中央局的人员转移到天津。9月初起，王世英率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机关向天津转移。此后直到年底，王世英转移保存党的干部五百余人，为中国革命留下了宝贵的“火种”。
红军长征背后的一份绝密情报—— 一则与特科队员有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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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9月，国民党对中央红军的第5次“围剿”已经持续了半年，并已突破了苏区四周的防线。在这种险恶形势下，一份绝密情报送到瑞金，使红军及时实行了战略转移，避免了更大的危险，走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路。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军事会议在庐山的牯岭秘密召开了，这是一次部署第5次“围剿”重大军事行动的重要会议。会议在蒋介石的首席军事顾问、德国人赛克特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个名曰“铁桶计划”的战略方案：确定以红都瑞金为最终目标，各参战部队在指定时间、指定地域，从四面八方向前推进，形成半径距离瑞金150公里的大包围圈，届时将在瑞金的四周架起30道铁丝网、30道火力封锁线，为防止红军突围还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10轮卡车，快速运送作战部队，予以及时拦截。
“铁桶计划”的文件差不多有一公斤重，每份地图、表格的封面上，都印有蓝色的“绝密”两字。领取这些文件的每个官员都按收件人编号，签字领取，手续十分严格。但蒋介石万万想不到的是：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铁桶计划”的全部材料就到了共产党员梁明德等人的手上。
梁明德等人为何能够如此之快地获取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机密？事情还得从莫雄说起。
莫雄曾是孙中山同盟会的一名中坚分子。北伐战争结束后，莫雄被蒋介石冷落，只挂了一个军委会少将参议的虚衔，在上海赋闲。正是在上海闲居的几年中，这位素来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的老同盟会员被我党注意上了。中央特科将他列为重要的争取对象，莫雄也有意为共产党工作。
1934年，莫雄的昔日熟人杨永泰（时任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推荐莫雄担任了江西赣北第4行政区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接任后立即想到这是一个让中共派人打进蒋介石营垒中的良机，随即找中共党组织商议此事。特科负责人考虑到党的临时中央机关已经在江西苏区，蒋介石正在调动百万大军对红军进行第5次 “围剿”，能够在这种时候打入南昌行营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良机。于是，特科决定派梁明德、刘哑佛、卢志英等十几人，随莫雄去江西。
这十几人中，梁明德是负责人。梁明德原来姓项，化名梁明德，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被组织上派往国外，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1927年11月他回到上海后，奉调进入中共中央特科的“红队”（即行动科）工作，是“红队”的主力队员。
当时莫雄也参加了庐山牯岭的军事会议。待会议一结束，莫雄就下了山。在德安县城的专署保安司令部，他在经过上百次的反复思考后，甘冒杀身毁家之险，毅然将“铁桶计划”的全套材料交给了保安司令部谍报科参谋梁明德。
梁明德接过莫雄递来的一沓文件，只看几眼，马上感到其中的分量。他紧紧地握住莫雄的手，声音有些变样地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