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4期-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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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后，玛丽莎还穿过来历不明但显然也是精挑细选的晚礼服和克里斯共舞。衣服的细致程度和克里斯对她的注意程度成正比，那个穿着工装的玛丽莎不是被克里斯视若无物，就是要承受羞辱；凯伦发现自己的衣服被穿过，找到玛丽莎兴师问罪，也是在她穿着工装工作的时候——而且直到这个时候，克里斯才发现和他度过浪漫一夜的女人名字并不叫凯伦。
　　唯一的例外终于姗姗来迟，最后一个场景：克里斯穿过许多道重重叠叠的门，在泰德的带领下找到玛丽莎，他拥住这个忧伤的女佣亲吻，在无数追踪而至的摄影镜头和闪光灯下摆出完美的姿势，构成大众传媒的封面传奇——灰姑娘的故事。至此，这个故事也获得了大众生活指南的功能；广为传布的画面短暂地担保了允诺的真实性，随后又将被另一个传奇刷新。那些一本接一本叠压在一起的杂志，在报告这类事件，感叹时间流逝而爱情仍在的同时，也带着大众传媒即时报道即时失效的特点，循环往复，消解了故事的真实性。


读
　　（一）
　　
　　作家出版社今年一月出版的新书《束星北档案》正在引起读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本书使我想起大约十年前，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从此，陈寅恪的名字走出史学界，成为整个知识界的公共话题，他的背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而读了《束星北档案》，我的直觉是此书向读者推出另一个陈寅恪，科学界的陈寅恪。也许，物理学家束星北，由此会进人中国读者的公共视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另一面镜子。
　　陈寅恪是历史学家，束星北是物理学家，一文一理，专业不同，但还是有若干共同之处。
　　首先，作为学者和教育家，他们在专业上都是第一流的人物。陈寅恪学术上的成就自不必多说。束星北早在的1928年到1930年，在爱丁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的时候，就进入了国际理论物理学的前沿。后应竺可桢之邀，任浙江大学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偏居贵州遵义的湄潭的山寨里，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而束星北，就是那里最杰出的教授，启蒙了吴健雄、李政道等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后来这样回忆：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老师，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对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有直接地影响。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束星北的另一个学生，中国原子弹与核武器的开拓者之一的程开甲院士说，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天才、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学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
　　第二，他们都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11月22日，陈寅恪就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问题写信答复郭沫若和李四光时，提了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无独有偶，束星北也在这一年为主张“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与当时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发生激烈的辩论。华岗说，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学。而束星北说，哲学就是哲学，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各分各的账，谁也管不着谁。在五十年代，他还有发言权机会的时候，提出过许多不合时宜的思想。在教育和科学方面，束星北不赞成全盘苏化。在政治方面，他主张维护宪法的尊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宪法故，二者皆可抛。”
　　第三，他们的晚年都遭遇磨难，在磨难中都没有放弃学者的追求。束星北的命运比陈寅恪更为坎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里，只有很短的时间能让他正常地从事科学研究。其余时间是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挨整。在三反运动中，他为苏步青打抱不平，成了浙江大学的罪魁；在院系调整和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不赞成全盘苏化，又受到批判；在肃反运动中，他被打成山东大学“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在反右派运动中，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判处管制三年，到月子口水库监督劳动。但他只要进入科学领域，马上显示出过人的才华。比如，他在五十年代中期被逐出山东大学物理系，改行攻气象学，不过一年多时间，其成果就引起了中国气象学界的轰动。他在青岛医学院戴罪劳动期间，已经谈不上科学研究，还是让进口的脑电图机起死回生。
　　有朋友提出，束星北是中国科学界的“陈寅恪”，我觉得这个比喻有道理。
　　
　　（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奋智慧的民族。然而，在科学研究领域，我们还没有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医学奖已经颁发了一百多年了，中国大陆科学界至今没有实现零的突破。最近，邹承鲁院士在答《科学与民主》杂志记者时谈到：“有人说，一个大国建国20年就应该出诺贝尔奖得主。我们国家建国50年了都没有出，为什么？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50年中有25年是不算的，运动不断，没有搞什么科研。从建国开始到“文革”结束，少说也有25年，不能算。后25年沿着计划管理的路子走下去，科学上也没有自由探索。领导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干我说的，我不说的就不能做’。这束缚了大家的自由探索。转变思想，科学才能发展。第二个原因是缺少在科学工作上进行积累。”邹院士的话虽然说得比较委婉，还是指出了症结所在。读这本书，也使人引起对这个问题的历史反思。1972年，已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回国，周恩来会见他时请他为解决中国科学和教育人才断层问题做些工作。李政道说，谋求国外高水平的人才或教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启用中国自己的人才和老师。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周李会见，使困境中的束星北的处境有所改善。但是，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当时周恩来即使让束星北重新出山，他还有可能培养出新的诺贝尔奖得主么？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产生第一流的科学人才，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杰出的科学人才，往往是有个性的。束星北就是个性鲜明、锋芒毕露的人。他三十年代留学归来，曾在牛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有一次受蒋介石接见，就当面批评蒋介石对日妥协。五十年代，束星北向华岗提出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在当时也是触犯时忌的。束星北的老朋友王淦昌，和他是同一量级的物理学家，后来从事于国防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也许能归之为他个性平和。其实王淦昌也不是没有看法。他不但同情束星北，在他们的共同的学生许良英被打成右派，回到农村以后，长期每月资助他35元生活费，可见他内心对这些政治运动并不赞成。作为知识分子，可以学习王淦昌成功的经验，尽量在不失原则的情况下外圆内方。但国家和大学等科学教育机构一方，则不能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做到外圆内方。包容知识分子性格的多样性，保障思想言论和学术研究的自由空间，科学工作者得以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是繁荣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如果正直坦荡，敢说真话的人连存活的余地都没有，科学天才就在劫难逃了。
　　
　　（三）
　　
　　最后还想说说本书的写法。这本书，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一部分是有关束星北的原始档案，比如政治运动中党委对束星北的审查报告，公安部门的情况汇报，法院的刑事判决书，束星北的检查和申辩；部分是作者对知情人的采访实录，采访对象有束星北的同事、学生、子女，也有和他一起挨整的难友和审查过他的人，这部分保持了口述史学的基本形态；一部分是作者的分析和叙述。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按照时间的逻辑将三个部分互相穿插，互相比照，构成了…部宏大的交响曲。这说明作者有一种清醒的历史感。我见过一些文学出身的作者，手里也掌握一手的素材，但不懂得尊重原始材料的本来形态，在行文时喜欢把史料和自己的文学想象混成一体，于是读者很难分别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再好的题材，也只能写成供人消遣的传奇。
　　如今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写书、出书成了做书，讲究短平快。许多包装华丽的新书，里面则是一包泡沫。而刘海军先生为写这本书，用了15年的时间。俗话说，十年磨一剑。作者十五年磨一剑，几度返工，推倒重来，对传主，对历史十分尊重，我想，他这种严肃的写作态度，必将赢得读者的尊重。


关于
　　最早听说束星北是在1988年初夏，那时我是青岛日报社的记者，刚被分工担任科技口报道，初次采访就听人谈及他的名字。讲他的人大都由着兴趣说他的传奇，说那些侠性十足的故事。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超凡脱俗、卓尔不群的“英雄”，也隐约感觉到“英雄”的后面，埋藏着一个天才科学家悲怆的命运，可迟迟找不到发掘的路径。直到1993年的一天，我看到了束星北档案。
　　厚厚的七大卷卷宗，记载着一个人，一个天才科学家被扭曲被阉割的命运历程，沉重得令人窒息。实际上，三年前我就看过这些卷宗，那时候，我对连篇的揭发、检举、调查、告密或反省、检讨、悔过材料没有兴趣，也就未曾留意，翻了翻就送了回去。可是再次翻看它时，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些卷宗让我读了两个多月，需要时间消化理解尚在其次，主要还是因为心脏和情绪的超负荷让我不得不经常停下来。我觉得档案的主人好像一开始就被人送进了“特护室”严密监测。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记录，他的内心活动和心理状态也要通过各种仪器进行观测并记录在案。
　　“病人”（束星北应该是个病人，他一直就是被当作病人看待的），接受检查的目的是要进行手术治疗。整个七部卷宗便是一个时代对一个人精密的检查与观测过程和漫长而又耐心的手术过程。于是我看到，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的思想、意志、尊严，被一点一点地剥离、剔除，这一细腻而严酷的过程。
　　这是一个优秀的人不断被阉割扭曲为“另类”的历史（“另类”是什么，我找不出恰当的定义，实际上，束星北在不断地遭受阉割与扭曲的过程中，并未成为改造者们期望的人，因此，我只好用“另类”来形容），是一个英雄“落败”的历程，也是个性与“命运”冲突的悲剧。
　　当然我也看到并感觉到了档案主人的顽强和韧性，看到那个被一次次揿下的不屈的天才的头颅，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昂起。正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较量”中，被动听的口号包裹的罪恶才被展露出来。
　　这段历史不知被发掘扬筛多少遍了，可是束星北档案让我有理由相信，我们匆匆踏过去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尽管阅读了档案，正式动笔还是在三年半之后。就束星北复杂而又丰富的命运历程而言，档案只能是个指向，一个通往目的的路标，而我的目标是了解他人生经历的全部过程。我列了一张人物采访表格，依着他的每一段经历“按图索骥”，只要与他有过关系的人都是我的采访对象（很多人物是由甲而乙由乙而丙发展出来的），这张表格上的人物后来竟有上百个。束星北的经历复杂、足迹广阔，相知相识遍布天南海北，而我当时工作颇繁，采访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或出差时公私兼顾一下。列在这张表上的人物，我虽没有全部见到访到，但见到了访到了绝大部分。我虽然知道会有很多费功夫得来的材料用不上，可我必须这样做，否则心里就不踏实。
　　我做事缺少机敏和耐心，反应迟钝，特别是相关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如物理学、气象学还有解放初期的“运动史”等）几属空白。进入写作前，我需要对此补课。准备工作做得扎实些，多少可以弥补自身学养的不足。
　　开始写作时，我订了一年半至两年的计划，可是，一拖再拖。有个时期；我不得不停下来，将多年准备的资料全部封存，想着永远告别这样的生活。
　　1997年，我的电脑里，已储存了三十余万字，按着最初的感觉和提纲，似乎接近尾声了，可这个时候，我发现行文方式出了问题，我将它写成了报告文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盛行的报告文学，曾因为将尘封的历史重新发掘出来，予以文学包装而大行其道，并不可避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