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4期-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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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求实先生答记者问的报道中说，“求实引用著名科技史学家冯家升的著作指出：‘汉晋以来，中国所说之镔铁即精钢，亦即来自西域波斯之印度钢。’这些史料，就是《汉武大帝》剧中张骞从大月氏（阿富汗）获取精钢炼制技术的史料根据。”《冯家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版）所收第一篇《契丹名号考释》中第三章《契丹字义之解释》的第二节《金太祖所语镔铁指契丹说》，专有题为《镔铁解》的一段论证，分列“中国方面之解释”和“西人方面之解释”，这应当是冯家升先生讨论“镔铁”问题的主要论著，但是其中并没有看到“汉晋以来”字样。冯文反而明确说，“镔”字，“以余所知，最早载见梁顾野王之《玉篇》，及魏收《魏书·西域传》。”求实先生的“引用”，却以“汉晋以来”的说法模糊时代断限，并且说，这“就是《汉武大帝》剧中张骞从大月氏（阿富汗）获取精钢炼制技术的史料根据”。这样的解释，不仅难以说服提出诘问的观众，也使得编导者“历史正剧”的自我评价，不免打了一些折扣。
一本书里，不应重复收入同一篇文章。一部全集，无论分多少卷册，也只是“一部书”，不应重复收入同一篇文章。
有的作者自己曾经将同一篇文章编入不同的集子，在他身后别人为他编印全集或文集的时候，就得设法避免重复。以鲁迅著作为例，’他曾经把《序言》编人杂文集《南腔北调集》里。在这两个单行本里都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在编印《鲁迅全集》的时候，就必须避免这个重复了。于是在《全集》中的《南腔北调集》里作存目处理，在这一卷的目录上，这一篇的标题后面加括号注明：“文略，见第十一卷《两地书》”。这样既可以让读者知道《南腔北调集》的原貌，又避免了重收文章。
在胡适的著作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他的诗集《尝试集》1920年初版之时，卷首有一篇作者自序，不久之后这诗集再版，又增加了一篇再版自序。1921年《胡适文存》一集出版，作者将这两篇序言编入其中。《尝试集》和《胡适文存》一集，是两部独立的书，篇目上稿有一点重复也没有什么。在编印《胡适全集》的时候，似宜将《胡适文存》一集所收的这两篇序言抽去，作存目处理，注明文见第10卷《尝试集》就可以了；可是没有这样做，两处都收于。自序见第1卷第179页和第10卷第15页，再版自序第1卷第197页和第10卷第34页。1922年3月他为《尝试集》四版写的自序，也重复收到《尝试集》（第10卷第43页）和《胡适文存》二集（第2卷第813页）中了。
胡适为所著《章实斋年谱》写的那篇自序，也曾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在编印《全集》的时候，这篇在《文存》二集的就似宜作存目处理了。事实上却是重复收入，见第19卷第29页，第2卷第181页。
《白话文学史》的自序，既见于本书之前（第11卷第205页至214页），又见于《胡适文存》三集（第3卷第709页至718页）。
《四十自述》亚东版的自序，既见于本书之前（第18卷第5页至第7页），又见于《胡适文存》四集（第4卷第654页至第656页）。
1922年在胡适所编的《努力周报》上，以《假使我们做了今日的国务总理》为题，刊出了一篇“解决目前时局的计划”，作者署名W．G．T，其实是胡适自己写的。后来他编印《胡适文存》二集的时候，将它改题为《一个平庸的提议》编人。并且将原来正文之前以假托的作者名义写给“记者”（即他自己）的两百多字的短信删去。在编印《胡适全集》的时候，按说，是可以不把已见于《胡适文存》二集的这篇收入新编的时论部分（第21卷、第22卷）去了。可是，考虑到《文存》二集所收的删去了正文前面的短信，考虑到题目也有改动，将它按照最初发表时的原貌编人新编的《全集》时论卷也好吧。只是应该注明原先收在《文存》二集时候的删改情况，而在《全集》所收的《文存》二集作相应的存目处理；可是没有这样做，重复收入了，见第2卷第496页、第21卷第294页。
《读（吕氏春秋）》一文，收入了《胡适文存》三集（第3卷第247～278页），可这是他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的第二、第三两节，又把这篇两万宇的长文重复收入哲学专著卷了（第6卷第35～65页）。
这部《胡适全集》里最大量的重复是在书信部分。《胡适文存》编人了不少书信体的论文，他的日记（包括《胡适留学日记》）中保存了不少书信存底。假如是编印单行的《胡适书信全集》，当然可以把这些见于《文存》和日记中的书信悉数编人。可是现在编印的是《全集》，读者在购得这书信各卷的同时，也把《胡适文存》《胡适留学日记》这几卷都买去了。这样重复收入有什么必要呢？
下面列举一点重复的篇目。
见于《胡适文存》一集的有：
寄陈独秀（第1卷第26页，第23卷第126页）
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第1卷第34页，第23卷第130页）
答钱玄同书（第1卷第38页，第23卷第154页）
答朱经农（第1卷第82页，第23卷第218页）
答任叔永（第1卷第90页，第23卷第223页）
跋朱我农来信（第1卷第94页，第23卷第248页）
致蓝志先书（第1卷第96页，第23卷第258页）
论句读符号（第1卷第103页，第23卷第234页）
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命论》（第1卷第105页，第23卷第236页）
读沈尹默的旧诗词（第1卷第154页，第23卷第266页）
井田辨（之一、之三）（第1卷第391页，第23卷第276页；第1卷第402页，第23卷第287页）
又寄吴又陵先生书（第1卷第755页，第23卷第309页）
朋友与兄弟（第1卷第757页，第23卷第307页）
见子《胡适文存》二集的有：
一个最低限度的哲学书目（附录二）（第2卷第126页，第23卷第396页）
梁任公《墨经校释》序（附录二）（第2卷第167页，第23卷第364页）
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附录二）（第2卷第256页，第23卷第400页）
与一涵等四位的信（第2卷第512页，第23卷第414页）
见于《胡适文存》三集的有：
中国教育史料（第3卷第703页，第23卷第446页）
焦循的《｛论语）通释》（第3卷第671页，第23卷第463页）
欧游道中寄书（第3卷第49页，第23卷第493、494、495、501、503页）
整理国故与“打鬼”（第3卷第144页，第23卷第514页）
关于《镜花缘》的通信（第3卷第617页，第23卷第608页）
入声考（附录）（第3卷第237页，第23卷第609页）
跋宋刻本《白氏文集》影本（第3卷第366页，第23卷第586页；又第3卷第373页，第23卷第588页）
论翻译（第3卷第803页，第23卷第553页）
见子《胡适文存》四集的有：
致钱穆（第4卷第140页，第24卷第89页）
致冯友兰（第4卷第143页，第24卷第37页）
致顾颉刚（第4卷第619页，第24卷第31页）
致周叔迦（第4卷第163页，第24卷第92页）
致周叔迦（第4卷第164页，第24卷第103页）
寄陈垣（第4卷第202页，第24卷第156页）
答陈垣（第4卷第208页，第24卷第157页）
答梁漱溟（第4卷第483页，第24卷第47页）
致钱玄同（第4卷第589页，第24卷第66页）
论诗经答刘大白（第4卷第613页，第24卷第83页）
致龙先生（第20卷第551页，第23卷第428页）
见于日记（包括《胡适留学日记》）的有：
致章希吕（第27卷第151页，第23卷第30页）
致许怡荪（第27卷第152页，第23卷第32页）
致张亦农（第28卷第70页，第23卷第74页）
论译书寄陈独秀（第28卷第318页，第23卷第95页）
胡适寄叔永书（第28卷第416页，第23卷第102页）
胡适答叔永（第28卷第417页，第23卷第102页）
作一长书答叔永（第28卷第424页，第23卷第103页）
再答叔永（第28卷第433页，第23卷第111页）
答朱经农来书（第28卷第435页，第23卷第110页）
答江亢虎（第28卷第444页，第23卷第116页）
答陈衡哲女士（第28卷第467～68页，第23卷第121页）
寄陈衡哲女士（第28卷第472页，第23卷第121页）
再答陈女士（第28卷第473页，第23卷第122页）
寄蔡孑民（第29卷第593页，第23卷第385页）
致《晨报》记者（第29卷第643页，第23卷第388页）
致罗钧任（第29卷第741页，第23卷第392页）
致《京报》社（第31卷第60页，第23卷第572页）
致蔡孑民（第31卷第156页，第23卷第592页）
致蔡孑民（第31卷231页，第23卷第602页）
致孙哲生（第31卷第293页，第23卷第618页）
致臧哲先（第34卷第128页，第25卷第470页）
致徐芸书（第34卷第748页，第26卷第708页）
致徐芸书（第34卷第748～749页，第26卷第711页）
致苏雪林（第34卷第749页，第26卷第718页）
致翁慧娟（第34卷第754页，第26卷第725页）
有些信件，甚至重复收入了三次。即日记中一次，书信卷中一次，《胡适文存》三集中又一次。例如：
论禅宗史的纲领（第31卷第216页，第23卷第597页，第3卷第334页）
致单不庵（第31卷第102页，第23卷第578页，第3卷第354页）
致单不庵（第31卷第126页，第23卷第582页，第3卷第362页）
致单不庵（第31卷第178页，第23卷第594页，第3卷第789页）
这里像寄张亦农、朱经农、江亢虎等人的信，是根据日记中所保留的存底编人的，只是原信的摘要，并不是完整的书信，即使是编印书信全集，似亦不必收入。在《全集》里就更不应重复收人了。
前面所说的这些重复，可以说是编辑思想上有意的重复，把已经编入其他各卷的书信体文字全都拉到书信卷来。除了这种有意的重复之外，《胡适全集》里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由于疏忽大意，同一封信收了两次。例如：
1947年7月31日致周寄梅信，已据《胡适来往书信选》收入第25卷（第273页），又据北京大学档案编入第26卷（第811页）。
1947年12月致傅作义的一封信，已据《胡适研究丛刊》第三辑编人第25卷（第313页），又据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编人第26卷（第823页）。
1952年11月8日致钱思亮、刘真的电报，已据《中央日报》所载编入第25卷（第500页），电文前收件人被略去b而在第26卷1962年部分又重复收录此电，正文之前写有收件人：“台湾大学钱校长师范学院刘院长鉴”，发电人落款之后原有的一个韵目代日“齐”字（即八日）被删去了。（第26卷第785页）电报的内容是讲应邀到这两校讲学的事。这次讲学是1952年12月1日、3日、8日的事。重复收录的这个电报系年还错了十年。（1962年11月8日胡适已死了八个多月了）
这样的重复，一篇在第25卷，一篇在第26卷，不是同一个人做责任编辑，这样的事就难免了。不过，也有在同一卷中重复的情况。例如：
1960年6月12日致李石曾倩（第26卷第473页），后来又以“复李煜瀛”的标题编入1962年部分（第783页）。
1961年5月5日下午致杨树人的一封信，已编人第26卷第600页，又将这篇的5月改为10月重复编人第711页。
还有这样的情况。胡适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起草了一些有关公务的函件，缮正发出的时候，按照公文程式作了一些改动。例如1947年7月为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拟添设土木、化工两学系一事，胡适起草了一份呈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代电（第25卷第270页），后来改成正式的公文形式发出（第26卷第809页），当然，仍旧是以胡适的拟稿为基础。像现在这样将这草稿和定稿都作为独立的文章并列收入，似乎不甚妥当。是不是可以正式发出之定稿为主，而将原拟稿附录在其后。
同样的情况，1948年8月13日胡适、梅贻琦联名致朱家骅的电报，已据《胡适来往书信选》编人第25卷（第355页），又据北京大学档案编人第26卷（第834页）。看来前者是草稿，后者才是正式发出的定稿。
《胡适全集》我还没有翻阅完毕，不知道是不是还有重复收入的文章。就说已经发现的这些，也就很不少了。印第二版的时候，这问题恐怕得解决一下。这篇写完，附带发一个更正。抽作《中文书信部分勘误》在《博览群书》今年1月号刊出后，承蒙舒芜先生指出了我的一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