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国电影百年史-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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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拍摄的《遭遇激情》、《大撒把》等影片都是以都市情感为题材，其实是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我一直都生活在北京，以往看过的电影都是以农村和部队戏居多，即使像写城里人生活的《瞧这一家子》，其生活观念都仍留有农村的痕迹。大部分的爱情影片都是以社会价值观念作为标准，追求的是共同的革命理想，爱情和情感其实只是附属品。所以我在拍毕业作品时就明确了一点：感情就是我作品中的灵魂。当我说男主人公喜欢一个女孩就是因为女孩长得漂亮时，很多老艺术家有些瞠目结舌。我想我只是较早地把纯粹的爱情作为影片的主题。
　　关于代的概念就是从第五代开始的，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也是从第五代开始摸索出现的。我觉得第五代的意义一是让世界了解了中国电影，二是创作者开始把个人特征带入到作品中来，也就是出现了个人化的电影。由于历史原因赋予了第五代丰富的人生经历，所以他们的作品的灵感、质感是来源于实践，而不是理论。但是第五代的创作并没有达到一种极致，他们仍在适应变化的过程中不停摸索。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78班”之张建亚　
　　　　从科影厂走出的“技术派”
　　张建亚在电影学院上学期间当过民选学生会主席，所以他的讲述更多的是谈他的同学，很少说自己。有意思的是，张建亚非常尊敬上影的桑弧导演，把他看作是恩师；而田壮壮则非常尊敬北影的水华导演，在其人格及影片风格上颇有传承之处。如一位年轻导演所说：“桑弧之于上影就像水华之于北影”，那么“第五代”导演中传承的这种精神特质其实是绵延下来的，只不过田壮壮更“传统”，张建亚更“另类”，但是自称“匠人”迷恋制作环节的张建亚有他非常独到的电影观，只是这种深情比较隐秘，藏在他戏谑的言语背后。
　　张建亚：我们是一群“夸父族”
　　演过《十万个为什么》电影版
　　我最初接触电影和我现在所拍的片子有很大关系，大家进电影的门是不一样的，所以看电影也不一样。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演过一部电影，得了第二届“百花奖”最佳科教片奖，这个片子叫《知识老人》，其实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的电影版。一位白胡子知识老人给几个求知欲特别强的小孩讲科学知识，拍了两年，分成上、下集。那时是在上海科影厂拍戏，科影厂是非常好玩的地方，那里面有动物园专心饲养的很多小动物，为了拍猫头鹰，就专门养猫头鹰。还有一个巨大的模型车间，我就看他们做假降落伞，做飞机，那时就一直在想，其实电影就是把假的弄成真的，让人看着跟真的一样，我现在还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跟我的同学们不一样，不像他们把人性的刻画想得那么深刻，就是对电影制作特别感兴趣。
　　我1968年开始工作，在“文革”期间分在房管所做木匠。前几年我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他回忆起有一年夏天晚上我们在房管所值班，说起最希望做什么，我当时坚定地说要当电影导演，他觉得简直太滑稽了，因为那时候没有电影。结果没想到那么多年后我真当了电影导演，他说：“你的梦想实现了！”
　　我是从上海工人文化宫话剧队选进演员剧团的，跑了一些龙套，比较大的龙套是《欢腾的小凉河》；还有一个差点耽误我上大学的片子是《沙漠驼铃》，我演地质队员之一，其中还有郭凯敏。导演说，“那边画面有点空，去几个人”，我们就拿着小锤子到那边去敲，结果摄影机停了也不知道，还敲呢，那会儿觉得挺好玩的。剧团呆了两三年，也演话剧下基层，“文革”结束，受迫害的老演员也纷纷回来了，剧团一下子人丁兴旺，我们也挺开心，认为文艺的春天到了。
　　有一件事情对我触动挺大。那时都要肃清“文革”余毒，我年龄比较大，带着张瑜、陈冲这帮小孩抄大字报，回来每天得整理。有一天忽然一拍大腿想明白了，1966年谁最清白？“造反派”刚进厂时最清白。现在1978年谁最清白？我们最清白，所以我们在抄他们的大字报。这太没劲了！而且在电影厂时间一长，就觉得像乌龟爬门槛一样，以为爬上去就上了一个台阶，一爬过门槛一看，原来里外一边平。那天我忽然看到电影学院在上海招生的消息，就下决心要走。电影学院使我认识了这帮同学，对我的成长很关键，要是一直在上海这个环境里生活，没有北方城市的文化熏染，没有认识那么多人，我认为人生是不健全的。
　　壮壮对“五代”影响挺大
　　我是导演系年龄最大的，“老谋”是摄影系里最大的。我考电影学院的时候26岁，等到录取了之后已经27岁了。虽说我年龄大点吧，但自己也没觉得大，因为我们班里像壮壮、凯歌、子牛、军钊都是1952年的，尤其是壮壮，虽然比我小，但是特别成熟，所以他现在回到电影学院做导演系主任简直太合适了，太对了。田壮壮以前是很正统的，他不是大人们所喜欢的那种乖孩子，但是骨子里是很正派的一个人，其实他对“第五代”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几个年龄大点的，关系都比较好，包括对纪实风格的欣赏，对特别写实的作品的迷恋。我们当时都是学生干部，经常组织大家出去体验生活。我挺服壮壮的，他跟所有人都能聊，跟农民聊收成那叫一个熟悉。
　　在朱辛庄的时候我们真是认认真真读书。壮壮那时从北影资料室借了好多“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的“白皮书”，还有美国摄影师杂志。我记得还翻译过一篇有关制作影片《星球大战》的文章。还有就是对老舍作品的迷恋，到二年级了要排演小品，要自导自演，我演过祥子。记得那时反映“文革”的文学作品很多，凯歌排演的是《枫》，当时凯歌就很懂营造气氛了。记得有那么一个场景，在落日里，一个“武斗”的小孩和他的女朋友对着枫叶说话。我和壮壮演的一个小品叫《酒后吐真言》，我演一个木匠，壮壮演一个村干部跟我“喝酒”道歉，结果喝醉了开始批判当时社会上的“假民主”。
　　毕业分配就像鸡争虫
　　记得快毕业的时候开了最后一次班会，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特别紧张。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对大家讲我小时候总跟我哥哥吵架，我爸就给我看一张齐白石画的国画，是两只小鸡在抢一条虫子，那条虫子因为争抢被拉得很长很长，那幅画的名字叫做《他日相呼》，“他日”——以后的日子，“相呼”——别看现在为一条虫子争抢，以后会变得很亲热。现在就很应验了我说的这件事，所以78班的同学在一起总是最亲热的。
　　我后来回上影后一开始在艺委会，讨论彭小莲、江海洋他们的剧本，桑弧导演是我老师，桑弧老先生轻声细语地讲：“建亚，我一直觉得你的判断力非常的好，你看很多问题都很清楚，为什么说到你们同学的时候，你总归有点言过其实呢？”我讲：“桑导演，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要给他们机会。”上影厂有非常健全的班子，既有拍商业片的班子，也有拍主流电影的成熟班子。
　　《红象》让我们享受电影
　　对《红象》印象最深的是当时这帮人分工特别好。看完外景后壮壮回到北京搭班子，我留在云南跟缅甸方面谈借大象的问题，谢小晶从《小院》开始就负责找演员，找来的人一个是一个——就是这个人了，所以《红象》里也由他来找几个小演员。真是服了谢小晶对角色的敏感，找到的孩子和人物非常吻合，那帮孩子对谢小晶崇拜得不得了。我负责打板、整理场记单，把第二天要拍的画一些示意图。田壮壮是“灭火”的灭火，“点火”的点火，因为大家都服他啊！以他为主摆机位什么的都听他的。侯咏属于做事特别稳重，特别精确的人，让人有一种信赖感；吕乐做事很有激情，有他独到的想法。所有写字的事情他们都让我来干，写导演总结时心想总得写得艺术点吧，就加了很多理论感受进去，结果大家觉得，写得挺好的，就不太像我们做的事！我们真的是那种特别能干的人，特别受用。我现在依然是这样很受用这种制作过程，享受这个过程。其实真正的精彩都是存放在我们的记忆里的，这要比最终展现在银幕上的东西精彩得多。
　　1990年我拍了一个反映田径运动员的片子《挑战》，就忽然想到“夸父逐日”这个传说，其实夸父不只是传说中的那一个，而是整整一群，是“夸父族”，我指的是精神。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1978年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张军钊都已26岁，他们以阅尽人间悲欢的心态，面对大学考试的审判，以他们成熟和各有擅长的知识储备力争中榜。刘苗苗不同，这位来自宁夏的小姑娘当年仅仅16岁，比起长兄般的对手她小了足足10岁。她的激情、敏锐、读书领域之广，在表演中透出的灵气和想象力都使得众考官决定录取这个“小不点儿”，她成为电影学院里当年年龄最小的学生。


“78班”之刘苗苗
　　　　当年年纪最小的学生
　　1978年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张军钊都已26岁，他们以阅尽人间悲欢的心态，面对大学考试的审判，以他们成熟和各有擅长的知识储备力争中榜。刘苗苗不同，这位来自宁夏的小姑娘当年仅仅16岁，比起长兄般的对手她小了足足10岁。她的激情、敏锐、读书领域之广，在表演中透出的灵气和想象力都使得众考官决定录取这个“小不点儿”，她成为电影学院里当年年龄最小的学生。
　　致朱辛庄
　　2000年，我在位于京北方向的回龙观地区置了个窝儿，回龙观离当年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址很近，若不是这些年在回龙观和朱辛庄原本开阔、平坦的土地之间有了许多这样、那样的建筑，站在我家门前是应该望得见当年的校舍的。夕阳西下，暮色四合，秋去冬来的瞬瞬间间，我恍然又是那个1978年从西北边陲来北京学电影的女孩儿，她的心悸、惶惑、痛楚又极乐的青春记忆像周遭苦涩清新的白杨树散发着……不，那些硕壮的杨树已经看不见了。
　　还有一片旷野吗？让我们在雪夜走出去，身体在白雪上展开，留下一个个印迹。你的吉他呢？是否还有那么多人跟你一起迎着皓月歌唱吗？你画的麦田呢？还有被你摘下的青苹果，你的冰刀，你那只破旧的牛皮旅行箱和发黄的禁书……你梦见的是我还是窗外在寒风中劲舞的枯枝败叶？谁泄露了你的心里话？后来你为什么原谅他（她），那天下雨吗？最后一堂课是谁讲的……
　　我不能分辨也无力归纳当年的朱辛庄对我的人生到底意味着什么，朱辛庄只是一个无法磨灭的存在。原以为是我选择了电影，如今明白是电影选择了我。这一切就是从朱辛庄简陋的校舍和着那些人、肥沃的土、植物一起成长起来直到不可收拾。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爱电影需要理由吗？费里尼说：“奥秘难解的缘分总是有的，否则怎么解释一个第一次被带到教堂去的小男孩，不像我或不像大多数其他小孩因为寒冷、惊愕、害怕而却步，反而浸浴在日后迟早会引领他成为神父的激动和狂喜中呢……”
　　在许多年前的朱辛庄，我已经对自己有了一个承诺，此后努力地做，都是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害怕过，疑惑过，后悔过，有时候离朱辛庄很远，有时候又很近，就这么走走停停所幸并没有迷失目标。
　　“一个人为了这人间而受苦，同时又掌握着艺术时，他就会感到需要通过艺术而征服人间。一个人在通过欢乐或哀愁——不管哪一种——而对生活发生兴趣之前是不会感到这种需要的。”
　　承诺是不可以调侃的，爱是不可以调侃的。　（刘苗苗）
　　刘苗苗：选择电影是一种天命
　　25岁，刘苗苗独立执导的《马蹄声碎》讲述长征中八位与大部队失去联络的女兵寻找部队的惊险经历，在战争题材的《一个和八个》、《喋血黑谷》等男性导演拍摄的战争片外豁来了另一方天空。1993年当《杂嘴子》在威尼斯电影节响起一片由衷的掌声时，刘苗苗刚过30岁。生于宁夏那片大漠旷野的刘苗苗独自游走在探索的边缘，那些瀚海阑干风物，那些暮雪纷纷柔情，就在她怀抱的“寂寞天堂”之中。
　　大漠旷野是我的摇篮
　　我出生在银川，父亲算是功勋卓著的少数民族干部。9岁那年父亲突然去世，后来我就住在宁夏南部山区固原的哥哥家，“西海固”属于全球十大贫困地区之一，我在那里度过中学时代。就像我自己的电影《杂嘴子》，为什么会写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