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国电影百年史-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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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戴手铐的旅客》以“文革”时期为背景，描写的是一位受迫害的公安干警如何不计个人安危、克服重重困难，将盗取国家武器机密的特务绳之以法的故事。年过半百的于洋（上）亲自出演动作场面，正是影片中的这些惊险场景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八零初类型片之反特片
　　　　1980年　北影拍摄《戴手铐的旅客》
　　“文革”结束后，一批反特影片重返银幕，像《黑三角》等片都取得了非常出色的票房与口碑。1980年，“22大电影明星”之一的于洋亲自执导并主演了《戴手铐的旅客》，将反特片的热潮推向了一个高峰。《戴手铐的旅客》结合了多种商业元素，又联系上“文革伤痕”这个大众关注的焦点，主题歌《驼铃》也深入人心，成为传唱至今的经典。
　　耳边响起驼铃声
　　那时，我本在着手准备拍摄《大海在呼唤》，突然在《电影创作》上看到一篇反思“文革”的报道，写文章的人曾经是山东的红卫兵小将。文章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这段历史我太熟悉了。我马上找到马林（电影《邻居》的编剧）来帮我改编这个剧本，而且电影里的很多台词都是我自己亲自改写的，比如“拿大顶看世界，一切都颠倒了”。那时，导演是三军统率，可以对剧本作任何改动，原编剧无权过问。
　　电影开头的镜头是往人脸上泼墨水，打电话的时候一方说：“为人民服务！”另一个人回答说：“斗资批修！”街头卖菜的人说：“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有时候拍着拍着会觉得很难过，尤其是老战友自杀那场戏。当时拍摄战友家喝酒的镜头，我是真的把半杯酒一口倒进肚子里去，我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老战友的眼泪也马上流了下来。这些情节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切肤之痛的。
　　“文革”这段历史，在历史长河上虽然是瞬间，但对一个人来说却是艰难度过的漫长时期。“文革”时我是36岁到46岁，正值一个人的黄金时期，但这十年我是“反革命”。每个参与这部影片的工作人员都倾注了自己的切肤之痛，我们是用心、用感情、用眼泪去拍摄这部影片的。
　　“怎么‘文革’又来了？”
　　我们把电影拍摄基地选在了大同，当时剧组工作人员连夜重新布置街道，在墙上刷标语，把大字报重新贴起来，红卫兵活动的舞台也再次搭建起来。第二天一大早上班的人看到这情景都吓坏了，当地公安局接到很多询问电话：“怎么‘文革’又来了？”
　　可见大家对那段历史都感到毛骨悚然，再也不愿经历“文革”了。后来，是在大同市委和公安局的帮助下，通过广播向大家解释这不是真实的，只是在拍电影，才安抚了当地受到惊吓的群众。当时拍电影时需要很多群众演员，大家都是自动地来帮忙，不要任何报酬。我想这是因为人们对这段历史太有共识了，教育太深刻了，再也不该让它重复。
　　“骆驼”不能去掉
　　刘杰坐上火车跟踪从北方逃往印缅金三角的特务，怎么能在路上看到骆驼？骆驼是只有在北部地区才有的动物，云南那边不可能有什么骆驼，这是影片中的一个小问题。
　　最初的剧本中特务苏哲是逃往苏联的，但拍摄影片时为了避免历史敏感问题，我们把逃亡路线改往了南方，后来的场景都是在云南拍摄的。但是“骆驼”的场景不能去掉，刘杰也被称作“骆驼”，这个名字十分适合这个人物的性格：耐久、有毅力、坚忍不拔。而且我们想到即便从北边绕过去，也可以拐到云南，问题不太大。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当时考虑让影片好看的问题。南方的景色也比较美，拍出来好看。另外，蔡明演的那个小孩，剧本里本来写的是男孩，我把他改成女孩了。我觉得最后女孩的出现能给影片增加点色彩，挺有意思的，再说当时女孩出去串联也是化装成男孩。
　　没有高科技，全是真功夫
　　我是山东人，山东人比较讲究习武，我在部队时学过擒拿格斗，演我助手的青年演员马树超是货真价实的警察，他来自石家庄公安局，有一身好武功，所有的武斗场面几乎都是我俩设计的，没有找专家。当时没有高科技，全是真功夫。我拍摄这部电影时已经有50岁，腿脚不那么利索了，但那时不讲究替身。我在拍大同石窟里被几个人打的那场戏时负了伤，被送到医院休息了两三天才回来接着拍。片子拍完交上去审查的时候，被批评说你这部电影不是打斗片，但打斗的场面太多了，就剪掉了一部分打斗的镜头。
　　影片公映之后，我戴着口罩到几个电影院去看，很高兴地发现，剧场气氛十分热烈，坐满了观众，人们跟着主人公的命运走，该鼓掌时鼓掌，该掉眼泪时掉眼泪。这让我深受鼓舞，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把历史从这个侧面记载下来了。
　　当年有一批这类揭露我们自身疮疤的影片，获得了观众的共鸣。但也有人不愿意去提这段历史，可不提不等于没有这段历史，我们应该记住它，它是对未来的警世。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八零初类型片之结语　
　　　　类型片“集体灭绝”启示录
　　猛犸象、雷兽、披毛犀、剑齿虎……各种巨型的哺乳动物曾经在地球上游荡了50万年，而在距今不到1万年间集体灭绝了。这个古生物学的悬案，使人想起中国电影史上的一种现象。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包括70年代最后两年），中国内地曾经盛行过多种多样的类型片：喜剧片、农村片、戏曲片、儿童片、反特片……这些电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观影高潮。而到了2005年，除了“张氏武侠”、“冯氏喜剧”这些勉强称得上“类型”的类型片，以及少数恐怖片，中国内地电影已经很难找到能够一眼区分出“类型”的作品。我们要问：中国内地的“类型片”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集体灭绝”的？
　　对于巨型哺乳动物的灭绝，有两种学说：环境的变化以及更新锐的哺乳动物——人类的出现。对于内地类型片的“集体灭绝”也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环境的改变，以及更新锐的“第五代”电影人的崛起。
　　类型片“集体灭绝”启示录
　　缘起：计划经济成就类型片
　　对照一下“十七年”时期与80年代的类型片，比如戏曲电影《天仙配》与80年代初上映的《白蛇传》；比如名著改编片《祝福》与80年代初的《阿Q正传》；比如儿童片《红孩子》、《祖国的花朵》与80年代初的《泉水叮咚》，都可以看到黑白或彩色光影下一脉相承之处。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陈山认为，“我们看80年代初的类型片可以感受到‘十七年’电影精神很好地延续下来，但是这依旧是一种模糊的类型片意识。因为电视对电影的威胁还没有到来，观众对于电影的饥渴，造就了许多票房奇迹，以及电影刊物的销售奇迹。”
　　在“文革”前，各电影厂每年按照生产影片的数量核定流动资金数量，花多少国家给多少，生产出来的影片统一由全国唯一的中影公司收购，确保每部影片的法定利润后，其余利润上缴国家。这种计划经济的方式在“文革”后被延续实行下来，在拍摄多少、拍摄什么影片都由国家计划规定、拍摄资金都由国家下拨的情况下，制片厂松口气，产量增加，利润上升，而发行放映业也享受政策优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们之间似乎形成新的平衡。
　　当时出产“类型片”比较多样的上影厂自有心得，老厂长徐桑楚曾回忆道：“每年厂里有一个题材、样式的比例问题。我们把题材分成大、中、小三类，大题材作为重点片，每年比例大约四分之一。小题材是普通娱乐片，我们当时叫节目片。另外特别要考虑的是每年题材的丰、平、欠问题，比如：今年没有儿童片，明年就应该考虑补欠的问题；今年喜剧比较多，明年就应该多考虑惊险、科幻、音乐片，这样可以保持题材、样式的平衡。”
　　困难：电影生存环境发生剧变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电影环境陆续发生重大变化。1984年，录像业开始起步，电视媒介中大量中外电视剧明显地开始分流电影观众，从1984年…1985年仅仅一年，电影观众就减少了52亿人次。
　　相应的电影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革。1984年，电影业被规定为企业性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缴税。1985年起，国家同意在一些地区对部分影片票价实行浮动，以缓和电影收入的下降趋势。电影票价格体制在经历了35年一贯制（始终维持在50年代的0。2元—0。3元人民币）之后，终于在市场竞争的冲击下出现初步松动。1986年1月，电影局从文化部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加强影视统一领导和统筹规划是合并的初衷。1986年之后电影市场进一步萎缩，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电影发行企业亏损。
　　在这种情况下，和统购统销体制紧密联系的“类型片”明显出现了萎缩的趋势，而同时，第五代电影人的崛起也给了“类型片”重大的打击。
　　终结者：第五代反类型革命
　　1984年开始《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等片的相继出现，宣告了中国电影新生代——“第五代”的诞生。陈山表示，“实际上‘第五代’刚出来是反电影和反类型的，好莱坞电影是他们反对的对象，欧洲前卫的艺术观念注入到电影学院为主的‘学院派’导演当中，他们强调回到影像，关注自我意识，是‘影像本体论’、‘作者电影论’，而不是‘观众本体论’了，总迹象就是电影与观众的脱节，电影走到前面去了。但是这种‘高峰体验’并没有运用到常规电影或者说类型电影的实践中去，让总体水平提高。”
　　“第五代”的崛起迅速吸引了电影从业者的注意，致使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类型片”变成了“过时的”和“没有吸引力”的。这种状况从后来编写的中国电影史中就可见一斑。比如在钟大丰、舒晓鸣主编的《中国电影史》中，并没有系统地介绍80年代初的“类型片”，一些创造票房奇迹的电影，比如《白蛇传》、《咱们的牛百岁》都没有提及，然而用了12页的篇幅专门论述“第五代”的电影新潮。
　　反思：“草根精神”不应抛弃
　　值得指出的是，“第五代”电影吸引的更多的是电影人，而非电影观众。“第五代”变革造就了电影美学的高峰却逐渐远离了观众和市场，但越来越多探索性质的“零拷贝”影片的出现，却抛弃了观众，观众无缘相见的影片成为各大电影节的座上客，这种怪现状也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了。
　　回想起来，八零初“类型片”延续“十七年电影”叙事上的天衣无缝，使得这些常规性的影片更容易为观众所接纳，这是当代中国电影所缺少的，而更加缺少的是一种为观众着想的“草根精神”。1981年一部“农村片”《喜盈门》不无意外地创造了新中国电影的票房奇迹，而演职人员们“一手把锄头，一手写剧本”的“草根精神”也的确同观众的心贴得紧密，造就了观众对于影片的高度认同。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展望：如今的“类型片”怎么样？
　　现在我们看到的“类型片”已同80年代初“题材类型片”有根本性的不同，可以说存在着不同的气质。陈山认为，“有四个不同之处比较明显，首先，80年代初的‘类型片’基本上是走向改革，而如今的‘类型片’的目的是走向市场；那时的‘类型片’的导师是‘十七年电影’，现在的导师是好莱坞电影以及香港电影；另外，那时的‘类型片’划分不清晰，严格说来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类型片，比如：农村片、生活片；现在的‘类型片’是国际化统一的称呼，比如：恐怖片、动作片等全球化意义上的；还有比较关键的一点是，以前的‘类型片’没有明星制与其相辅相成，而且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而如今的‘类型片’是在开放市场化的竞争中，并且强调了明星的作用。”
　　如今，中国电影人面对空前的挑战。在这个时候，回望一下八零初创造过辉煌的“类型片”，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1981年，《红象》剧组在云南进行拍摄


“78班”之首部长片
　　　　《红象》：第五代的第一声吼叫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华语影坛，香港电影正在持续徐克、许鞍华掀起的“新浪潮”热度；侯孝贤、杨德昌等导演浮出水面，他们代表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已逐步兴起；而在内地，多年的封锁禁忌终于打开，无论是偏于学院气息的“第四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