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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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有阻力而拖延下来。为了贯彻这一新措施，罗还对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撤换和提拔了一批干部。
随着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开展，罗在外贸管理体制上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在１９６８年以前，罗实行的外贸集中统一经营，管理体制基本上是苏联的高度集中式的。
从１９６９年起，逐渐过渡到由外贸部和各工业部双从重领导的体制，其中绝大部分的外贸公司归工业部领导，而由外贸部领导的外贸公司只剩下两个，这实际上成了由工业部领导、分散经营的状况。由于经营过于分散，全国外贸计划未能严格执行，致使１９７２和１９７３年连续两年没有完成外贸计划，从１９７６年以后，罗的外贸又走向相对集中统一经营，把许多外贸公司重新划归外贸部领导。
１９７７年１月，罗颁布法令，进一步加重了外贸部的责任和领导权限。罗对外贸管理体制所进行的改革，其目的是，既要加强外贸部的统一领导，保证国家外贸计划的贯彻执行，又要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使外贸对国家切实负起增加出口偿还外债的责任。
五、改革报酬制度，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在改革过程中，罗一直强调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注意不断完善劳动报酬制度，以更好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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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罗在工业部门废除了那些与劳动无直接联系的分配形式，规定各类人员的报酬要按照劳动的数量、质量和社会意义的社会主义原则发放。
１９７１年，罗又决定在农业部门实行总合同制，把生产结果与每个人的收入结合起来。同年在工资改革中，实行把计划完成与否和工资是否全额发放联系起来。
各级领导，上自中央部长，下至厂长经理，每月只发月薪的８０％，其余部分视年终生产计划完成情况而定。
１９７２年，罗政府颁布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法》。
该法令的核心内容是奖勤罚懒。对那些出色完成任务的人，规定要给予奖励，除发放基本工资外，还可获得奖金，但一个职工的奖金不能超过三个月基本工资的总数；而对那些没有全部完成任务的人，则根据法定的限度，适当扣除工资。为了进一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１９８３年，罗大国民议会颁布了《关于完善劳动报酬制度和劳动人民收入分配制度的基本原则的法令》。
法令明确规定：“不劳动者不能获得报酬和参加分红。
不劳动者，不按岗位责任制进行生产的人，不能获得有保障的收入“。还首次规定：”在超额完成计划产量的情况下，收入相应地增加，没有限额“。
但是，由于定额指标普遍定得偏高，实际上工人很难超额完成任务，甚至连完成任务都不容易做到。因此，虽然一直强调要不断完善劳动报酬制度，使劳动者的报酬同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任务“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并通过了一系列改善劳动报酬的决议、法令和规定，试图更好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但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为了增强工人对企业发展的责任心，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罗还通过法令，决定实行职工入股制，规定职工应为经济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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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供资金，其总额不超过企业固定资产的３０％，职工入股金最低不少于１万列伊，最高不超过５万列伊，年息５％，每年分红。
１９８６年６月，罗对职工入股制又作了重要修改：（１）把国营企业的劳动者个人可以自愿入股，改为每个劳动者都要签署入股的“书面保证”
；（２）职工个人入股金的最高限额，由５万列伊增加到１０万列伊；（３）把个人入股金的使用范围，由用作生产性投资和当作流动资金扩大到还可用以补偿因违法而给公共财产造成的损失。但这些措施并未能真正调动起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六、重视国际经济合作和大力发展外贸为了摆脱单靠苏联及经互会的状况，罗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广泛对外开放，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是比较突出的。齐反复强调“没有广泛的国际经济合作，就不能保证高速度地发展经济”。为此。罗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采用多种形式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资本，把这看作是发展自己的一条有效途径。齐任总书记后，从西方国家引进了大量先进技术、设备和专利，重点发展了机械、动力、冶金和化学工业以及一些尖端工业。由于罗从各国引进最先进的部分，因此，一个时期里，罗的工厂曾有“国际博览会”之称。与此同时，罗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也有了很大发展。
从１９７３年开始，在罗境内也建立了有外资参与的合营企业，主要是意大利、西德、美国、日本、法国、奥地利等西方国家。根据罗马尼亚的法律规定，在罗境内建立合股公司，罗方投资不得少于５１％，外资不得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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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在人事安排上，罗方任总经理，外方任技术经理。合营企业的利润的５％用于积累，每年分红前的利润的２５～３０％应做为税款交给罗方。外资所得利润可以通过罗马尼亚外贸银行转移到国外，但需向罗方交纳１０％的所得税。
与此同时，罗也在亚非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合股生产公司和贸易公司。这样既可以销售罗马尼亚生产的机械设备，又可以获得稳定的工业原料。
实行上述措施的结果，不但对罗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提高了罗的国际地位。但齐奥塞斯库执政后期，没有继续坚持这一正确方针，反而逐渐走向自我封闭，继续坚持高度集中和比较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到了８０年代，罗经济已持续困难十多年，此时，齐不仅拒绝进行改革，还批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齐虽然没有指名批评，但实际上是有保留的。
面对苏、波、匈改革对罗形成的压力和罗广大干部群众要求改革的呼声，齐此时的讲话及报刊文章，却反复宣传罗共“九大”和齐领导的正确，强调罗从“九大”以来已采取了一系列改进领导、计划和组织工作的措施，“已不存在结构性的改革问题”。
１９８８年后，罗更是不断地批判搞市场社会主义、发展私有制和个体经济是“倒退”
，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并说“谈论市场社会主义以及自由竞争”绝对不能求得社会主义的完善，发展经济“只能靠计划而不能靠市场来调节”。
以上情况说明，为了摆脱苏联的控制，高速发展本国的经济，增强国力，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保持政治上的独立，罗共确实曾开展了大量工作，不断对旧的经济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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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进行了一些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由于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过分集中的、僵化的经济体制的框框，因此收效不大。加上齐在其执政后期，大搞个人崇拜，独断专行，思想越来越僵化，以致最后走上拒绝进行任何改革的道路，从而使罗的经济越来越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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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保加利亚的改革与危机
第一节７０～８０年代之交保加利亚的经济形势
７０年代，经互会各国在世界能源危机的冲击下，出现了能源和原材料紧张的局面。
７０年代中期，保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缓，劳动纪律松弛、经济效益低下等缺点也暴露无遗。
因此１９７６年制定的“七五”计划以提高效益和质量与完善生产结构为中心，要求五年期间国民收入增长４５％，工业产值增长５５％，农业产值增长２０％。
保共中央曾针对当时原材料浪费，资金、设备、外汇利用不足，经济效益差，劳动纪律松散等情况召开全会，并采取处分、撤职、精简机构等行政办法试图加强纪律，提高效益，但效果并不明显。遂于１９７８年开始完善计划体制和劳动组织，在工农业生产中建立有固定资产、固定劳力和固定产品的新型劳动组织（或称作业队）。
同年又进行以企业为单位的工资包干和工资改革试点工作。
１９７９年在全国实行统一的级别工资和职务工资表，并较大幅度提高了物价水平。从统计数字看，“七五”计划的国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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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农业产值指标均未完成。
１９７９年冬保加利亚的燃油和电力开始供应紧张。
在７０年代保加利亚实现农工综合体化之后，农业方面的问题渐趋严重。具体表现是：①农业生产规模过大，忽视发展中小规模的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禽畜数目下降，抛荒土地增加，整个“七五”计划期间，农业产值仅增长４７％（同B期工业产值增长３３８％）
，农业每年平均增长率从５０年代的B６１％降为７０年代的１９％。粮食、饲料、畜产品产量不足，B直接影响了出口和国内市场供应；②特别是在１９７４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加入农工综合体而失去法人资格，由综合体统一核算之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农村劳动力和技术力量流失较多。这一时期，政府改组了农业领导机构，撤销农业和食品工业部，建立全国农工（综合体）联盟，它是国家—社会机关，自下而上逐级选举产生，由它负责全国的农业工作。实际上它仍是一个行政管理机关，这种形式上的改组没有达到发挥农业生产组织的自主权和提高经济效益、挽救农业颓势的目的。
这个时期，保加利亚在发展副食品生产方面创造了比较成功的经验，就是发展个人经济和建立地区副食品自给的制度。
为改善居民的副食品供应，从１９７３年开始发展个人经济。
１９７８年实行村镇系统副食品自给制度，除安排公有经济部门生产副食品外，还鼓励城乡居民利用国家的闲置土地从事副食品生产。国家向申请使用零散土地从事副食品的城乡居民提供土地、苗木和一定数额的贷款。
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２年国家又对这一制度进行完善，确立以州为单位的副食品自给制度。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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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措施取得了积极效果，到１９８２年，全国已有４５万非农业人口利用分得的７万公顷土地生产肉、奶、蛋、蔬菜、水果，其产品占全国副食品产量的１３左右。
若以１９７０年全国A人均消费量同１９８２年相比，肉从４１４公斤增至６８３公斤，B奶从１１７公升增至１７９公升，蛋从１２２个增至２１７个。
８０年代初保加利亚的副食消费量已在东欧国家中居于中等水平。
总的来说，在７０年代末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国家困难加剧的情况下，保加利亚经济开始走下坡路。这时一向在对外经济关系和本国建设中依赖苏联的保加利亚开始强调自力更生原则，而苏联则要求“两国合作要适应新的情况”
（勃列日涅夫语）。
从保国内的经济形势看，生产和管理的旧模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产业结构和管理体制的改革迫在眉睫。
第二节８０年代的改革
保加利亚的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是从１９７８年完善计划体制和劳动组织开始的，１９８１年底用《经济机制章程》的法律形式加以系统化，１９８２年全面实施。制定这个文件的理论根据是日夫科夫在１９８１年１０月一次会议上阐述的将社会主义财产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职能分开的原则。他认为在保加利亚，国家所有制与合作社所有制已经“溶合”
，“社会主义财产的所有者是作为人民的代表并受人民全权委托的国家，而其经营者则是在经济组织中工作的、使用并经营这些财产的生产集体和劳动者。”他说，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国家的职能扩大到对财产的直接管理，是很大的缺点，今后要通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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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将国家的计划指标严格限制在最重要的实物指标、科技进步指标和外汇指标三个方面，将经济组织和劳动集体制定生产计划的权利扩大到最大限度，在确保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