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9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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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我又看了一下镇政府的网站，那个招商网站，里面又有一大堆什么，有三千亩土地要招商，搞一个花卉基地；有四千亩土地要搞一个水禽养殖场，等等。我心想，从这个角度讲，土地现在归当官的管，的确是没有什么交易费用。你设想，一家公司如果和一家一户小浓打交道去购买这五万亩土地，显然是非常之困难的。但是农民的交易权被剥夺了，所有的交易权都集中在当官的手里，当然这个费用就没有了。可是，这是我们在经济学上讲交易费用的本来意义吗？当这然是胡说了。
为什么生产力要素的所有者不单独去进行交易，而要借助企业这样一个组织呢？就是企业这个组织能够最有效地把交易者整合起来，能够解决这个交易费用。如果我们说最能省交易费用的就是奴隶制，那么所有的人都不交易，所有的人都变成奴隶，就是只有我一个人才能够交易，那不就完了吗？这就说明，所谓交易费用本来是在承认人们合理交易权利的基础上去怎么解决交易费用的，绝不能推出一个应该在剥夺人们合理交易权的基础上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结论。如果你真要说小农交易费用太大（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确实存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他们自己组织起来跟你打交道，那么交易费用不就一下降下来了吗？何况，市场经济国家都用这种自由组织的方式来解决交易费用过大的问题，而偏偏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我们的阻力最大。
把交易费用这个经济话题转到中国这个语境中，在中国的特有的治理模式条件下，就变成了一个以剥夺老百姓的交易权力为条件，为当官的节省交易费用这样一个话题，这就是曲解了。但是这种曲解反过来又会给很多人提供所谓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一种理由。而且这个理论可以无限地推广。比如说我们一位朋友到了印度一看，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个模式确实有优越性。他说印度吸引外资为什么没有中国那么好呢？最简单的问题就是印度的资本家跟劳工进行交易的交易费用太高，所谓交易费用太高就是说，印度的工会呀这些太发达，中国就没有这个玩意，中国这些人你要把他捏扁就捏扁，你要把他撑圆就撑圆，当然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我不准你交易，那交易费用当然就没有了。他这个说法我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这就是后果问题，所以交易费用大不大就要看你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比如说某甲和某乙在一件事情上讨价还价，结果争了半天争不清楚，这个交易费用太大，于是某甲就拔出刀来：我干脆把你抢了，交易费用不就是很小了吗？但是这里头还有个不可预知的问题，就是某乙怎么反应，如果某乙也拔出一把刀来，那么恐怕这个交易费用就还得加上利息了。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难说的。
总而言之，交易费用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本身就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任何公民的合理交易权力首先是得到保护的，在这个前提下才有所谓交易费用多少等问题。不论是靠自己还是别人，都不应主张去用那种剥夺公民交易权力的办法来减少交易费用。所以，我觉得在中国问题包括农民问题的解决的确是这样。
土地、交易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一个治理问题。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走到一定程度就会碰到一些难以迈过去的坎，其核心可能也在这里。作为学者，我们当然也只有著书立说这样一种功能了，我们都希望我们所做的工作能够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我觉得西北大学出版社和各位作者在这方面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李秀潭（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
西北大学出版社在国内外有关机构、团体、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帮助之下，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连续编辑出版的三辑《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极具政治意义、学术意义、实践意义。可以说这项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不仅在中国出版史上，而且在中国政治改革史上显示它独特的价值、作用和意义。大家都知道基层政治改革是现阶段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实验场，也是当前唯一的现实选择。中国农村政治改革事关九亿农村人口，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最难的一场政治演练。能够为这场世界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政治实验进行探索、进行铺路，的的确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提两点建议。 第一点，需要加强乡镇民主建设研究的力度。我国是农业国家，毛泽东曾经说过，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在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谈话中说，走民主新路，靠民主起来监督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农民，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秘诀。当时民主革命根据地包括延安采取普选，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的过程当中都是遵循着走民主新路的。但是后来，这条新路没有很好的走下去。早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有所恢复，但在实践当中也是步履艰难。因此，研究、总结、反思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发展历史进程当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当前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以至今后整个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设，都大有好处。
第二点，加强对乡镇民主建设里的难点问题的研究。比如说乡镇民主建设规范化法制化问题。现在的乡村自治、乡镇宜选中有好多问题需要研究。例如政府机构的操纵，农村宗族势力以及黑社会势力的影响。还有说农村自治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关系问题等。按照传统的政治格局，农村是党支部书记说了算，大事小事他要点头的。现在农民自治下的村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的地位是否平等？，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基层政权组织的关系也是乡镇这块总出问题。按照过去传统的格局，无论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还是计划生育，都是乡镇布置任务村民来执行的，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按照现在《组织法》规定，则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之下，怎么处理出现的问题？还有财务冲突，村级财政要由乡镇来管，这就剥夺了村民的财政管理权。再一个就是乡村的职业选举怎么样向基层政权组织、包括地方政权组织——乡镇县这些组织延伸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过把村里的事情办好就可以办乡里面的事情，乡里办完了就可以办县里的事情，也提出把直接选举延伸到县级这个问题。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在实践当中实现。类似这种问题的研究，就是真正把乡村民主建设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起点，通过研究中国乡村民主政治的经验来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经验，提供动力。
张 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我觉得刚才诸位和徐勇讲的那个担忧有点过虑，因为现在那个自主派好像声音挺大的，这是个大趋势。从某种方面来看是一件好事。声音出来以后有一个争议，有一个争论，就有一个氛围。我觉得大可不必担忧说时光倒退呀什么的。另一方面就是刚才徐勇讲的和咱们以前讲的乡村自治，先村民自治，再乡镇，再县里然后一步步来。但是不是还有其他思路呢？我以为乡村建设是很重要的。其实农村的事情关键还是让农民自己去办好。现在不是说官退民进，现在问题是不知道民在哪。让农民自己来做事，得有一个助力，有一个政策上的宽松或制度上的允许。
让农民有一个组织（刚才党国英说，农村要出职业政治家，我觉得不现实，你说他们吃什么呀，但有一个问题他提得好，农村中得有一些组织和能人）。我也不希望摘农会，搞农会政治性太强，很快就会被掐死，而且对城里经济的依靠太多了。我觉得像农村很多的个人组织，或者有一些像西方的NC0，都可以发展起来。主要因为农村不管是传统的、经济的甚至说有些带宗教色彩的组织出现以后，其主要的功能不是政治，是其他方面的。但是这样的组织搞起来以后，有组织能力以后，一种合作途径，合作方式或者合作意向形成了以后，才可以去做、农村才可以改观。农村显然不是靠我们这些人或者靠政府就能够解救的，真正能救农民的还是他们自己。真正搞好乡村的建设或摘好乡村的自治，我们不能把眼光局限在选举上，而且刚才徐勇讲了，你如果老是没有成效、农村没有改观，那么选举就“疲”了，甚至不选了，因为选来选去不都一样吗？从历史上看，真正的乡村精英或是为农民说话的组织者都是有点本事的。有些能力不一定是搞政治的，但是你必须推荐这样的能力，推荐这样的组织。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以为在某种程度上农民能够有自治能力了，真正的乡村自治才会出现，选举才有意义。
詹成付（丛书编委、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
我说两方面内容：第一个我是觉得西北大学出版社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情。咱们国内出版的关于“三农”问题的书很多，但是成批量的（分三批）出版关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书（这么大规模）还是很少见的。就这一点，我代表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向卡特中心、福特基金会，尤其是西北大学出版社表示感谢。我作为这本书的编委，没做什么工作，工作都是他们做的，有责任的话我承担。你说这个书稿有问题，要什么样的人来审读，我可以帮出版社去联系，如果认为我的级别不够，我可以找更高级别的人，坚决支持出这类书。现在，没有点良心，没有点社会责任感，就不会出这类不怎么赚钱的书。我们政府业务部门应该支持，政府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也应当多支持，多给这类书安排书号。
这套书的出版，意义很大，我觉得最起码有三方面。第一个就是文化积累。当年徐勇老师他们那个中心成立的时候，我代表民政部去论证，我就讲了这句话，就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在中国，现在研究“文化大革命”却在国外，这是一种很荒唐的现象。村民自治发生在中国，中国首先要出一大批有权威的研究人员，不能村民自治发生在国内，研究又在国外。如果那样的话，又是对我们的一种嘲弄。那怎么办，就是靠文化积累，文化积累靠什么，还要靠我们图书。第二个，我认为是经验的普及。因为有很多地方的做法，通过这些书的传播，实际上起到了对村民自治工作的一种推动作用。第三个就是学者之间研究心得的一种交流。把它们汇集在一起是一种规模效应。以后这类书新闻出版署应该多批书号。最近我们部里面搞了一个社区建设（项目），新闻出版署就给了很大的支持。
我要说的第二方面是刚才大家所表现出的一种担忧。这种担忧也有道理，但我还是对“三农”问题解决的前景抱有谨慎的乐观态度。我希望我们的学者包括西北大学出版社继续关注“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因为据我所了解到的一些信息，我感觉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确实非常关注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非常亲民、爱民、为民，这一点我想大家都能感受得到。最近这一两年出台了一大批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我自己感觉“三农”问题解决呈现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比如说，从今年开始，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全部取消农业税、农业税附加，还有十三个省市减少三个百分点，其他省可能减一个百分点。这就是过去所没有的。再比方说，今年中央出台的对农民种粮的直接补贴：包括种粮的直接补贴、种子的直接补贴、购买农业机械设备的直接补贴，这都是过去所没有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国民收入再分配。还有，今年全国各地搞了个农村新型医疗合作制度，中央政府拿10元钱，省、市、县这三级再拿10元钱，个人出10元钱，三个10元，解决农民的大病医疗。这样农民生病了在县城医院做个小手术，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一次可以报销3000元左右，这个是以往所没有的。在中西部农村教育方面，免了新疆五十个县学生的学费，西藏二十个县实行学生及中小学教师五包，国家为此拿出一百多个亿。还有今年在全国三十个县初步要推开一个计划：凡是农村有一个孩子或有两个女孩子的户，到了60岁以后，每人一年给600块钱，夫妇俩一年就是1200块钱。实际上是将这部分人提前纳入了社会保障。这也是中央财政要拿的钱，也是以往所没有的。再举个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例子：据我所知，最近有关部门拿出了一整套方案，改革的幅度非常大，正在征求各个部门意见，我就怀疑北京和上海这些地方政府能不能接受户籍制度这一改革。县乡机构改革的问题正在研究中，当然，方案还没有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