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2期-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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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记住了那深刻、均匀的和音乐般的句子。可以说，从他这部小说可以看到《达洛维太太》的影子，但评论家并不认为它是后者的重写或者改写，相反倒认为是他用一种后现代的手法创作出来的一部新作品，使伍尔夫本人也成为书中或者剧中的一个人物。
　　应当说，作为男性作家，他对于女性的把握是笼统的、含混的，但他敏锐地察觉出女性内心世界的深层危机，并让它昭然于世。这一方面表明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证明，在人性的深处，男女的心灵是相通的，古往今来人们所想象的和体验到的两性之间的沟通障碍或是由于人的发展尚未抵达人性的深处，或是由于世俗的浮躁和利益让他们中的一方，或者双方有意地关闭了沟通之门。


三个叛徒
■　　李　乔
　　“文革”时大抓“叛徒”，无数冤狱遍于国中。刘少奇被诬为“大叛徒”，薄一波等61人被诬为“叛徒集团”，瞿秋白也被掘坟揪出，诬为“叛徒”，连“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周恩来也因“伍豪事件”险被诬为叛徒。可谁又能想得到，当时正大红大紫、领导着大抓“叛徒”的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三人才恰恰是真正的叛徒呢？
　　一直到特别法庭审判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我也不知道这个历史真相（只是略知一点江青的情况）。因为特别法庭的审判，并未涉及这三个人的叛徒问题。我是近年来读了几本关于“文革”史的书，才确切了解这三人是叛徒的，同时也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虽是叛徒却仍然能身居高位，大抓“叛徒”。
　　还是抄几段书来看吧。
　　关于陈伯达是叛徒，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忠直坦荡昭日月》一文中写道：
　　
　　1983年2月10日，我去看望一
　　位德高望重的老叔叔，他谈起一件事：
　　我知道陈伯达立了自首书，我向组织
　　反映了，就是向少奇同志反映的。当时
　　还有彭真同志在场，你父亲就当面问
　　陈伯达，说：“你对党必须诚实，说清有
　　没有。”陈伯达不承认，少奇同志就相
　　信了。我与少奇同志说，不能这样就算
　　完了。你父亲说，伯达年轻，工作积极，
　　又能写，他不承认就算了。（《你所不知
　　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77页）
　　这段话还有这样一个脚注：
　　
　　《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
　　限公司1998年版，陈承认自己未经
　　任何组织批准，写自首书出狱。
　　刘源看望的那位老同志显然是很了解陈伯达自首叛变的情况的，他向刘少奇做了汇报，并建议应彻底查清，但少奇同志受了陈伯达的蒙骗，相信了陈伯达。从脚注看，陈伯达晚年在文稿中承认了自己是有自首变节问题的。
　　陈伯达自首变节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还要抄一段书：
　　
　　陈伯达被捕后，就投降叛变了。据
　　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队长、
　　审理王通（陈伯达）案件的主要负责人
　　解方说：“王通这个人很熊，一问就
　　供”。“他供认了组织关系，供认了他是
　　党员，主要是在文化教育界进行宣传
　　工作”。“我们就利用他的弱点，让他充
　　当了‘卧底’时候的‘眼线’，叫他在现
　　场指认了”。“他印证了许兰芝、史连甲
　　等人的组织身份和活动情况”……
　　
　　1932年2月陈伯达出狱时，向敌人
　　办了手续，在改过书上盖了指印。（周
　　国全、郭德宏《动乱中的陈伯达》，安徽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陈伯达不仅自首，还充当鹰犬，指认其他共产党员，帮助敌人破获共产党组织。他是一个地道的叛徒，与甫志高同类。
　　关于江青、张春桥是叛徒，多种书上有记述。这里引两种书。
　　
　　（1974年）在周恩来到长沙之
　　前，惯于投机的阴谋家康生，突然到医
　　院看望周恩来，向他谈了江青、张春桥
　　的政治历史问题。后来，康生又把王海
　　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8号楼，向他们
　　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康
　　生说：“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曾经给我
　　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接着，康生又说：
　　“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
　　过，叛变自首。”康生并且一再责备自
　　己，过去对江青使用不当，不应利用她
　　做情报工作，不应在延安派她在党校、
　　鲁艺学习。康生还几次高喊：“江青是
　　叛徒！”“江青是叛徒！”（纪希晨《史无
　　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
　　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
　　第656页）
　　康生与江青、张春桥在整人、乱国上本是一伙人，此时为了各自的利益已势同水火。康生的揭发之举，肯定是出于一己之私，属投机行为，但由于他身居高位，长期管情报，管审干，又与江青有渊源甚深的特殊关系，所以对江青、张春桥的历史情况了如指掌，因此，他的揭发，应该是准确无误的。他向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做了揭发，一是周恩来，一是毛泽东（通过王海容、唐闻生），目的显然是为了彻底搞掉江、张二人。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也谈到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情况：
　　
　　（1973年）4月9日下午五时，
　　邓小平夫妇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去
　　看望在那里进行治疗的周恩来和他的
　　夫人邓颖超。……周恩来为人向来严
　　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
　　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
　　邓小平谈话，他要把蓄积在心中多年
　　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首先没
　　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
　　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
　　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
　　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
　　“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中央文献
　　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
　　这段记述只提到了张春桥是叛徒。同书另一处则谈到了江青、张春桥两个人的历史问题：
　　
　　（1974年）1　2月26日，是毛泽
　　东八十一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与周
　　恩来单独谈话……周恩来知道，以后，
　　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与毛泽东推
　　心置腹地长谈了。一向顾全大局的周
　　恩来，坦诚而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
　　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
　　
　　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
　　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
　　况。（同上330页）
　　毛毛的记述，应该说很可靠。周恩来先是与邓小平谈了张春桥是叛徒，又直接向毛泽东谈了江、张二人的严重历史问题，这表明，周恩来是掌握了确凿证据的，否则他决不会向邓小平直至毛泽东谈这个问题。
　　关于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被揭发和被提出来，根据以上所引的几条材料，可以排出这样一个时间顺序：
　　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到玉泉山看望周恩来时，周告诉邓：张春桥是叛徒。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乘飞机到长沙会见毛泽东之前，康生向周恩来揭发了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后来又请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他的揭发。
　　1974年12月26日毛周单独会谈时，周恩来向毛泽东谈了江张二人的严重历史问题。
　　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出：在康生向周恩来揭发江、张之前，周恩来已知道张春桥是叛徒，邓小平也从周恩来那儿了解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在周恩来向他谈江、张历史问题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一情况。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知道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的呢？如果毛泽东的信息来源只是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的康生的揭发，那么他也只是在周恩来向他谈这个问题之前不久才知道的。但实际上毛泽东可能很早以前就知道江青、张春桥有历史问题了。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道：“是的，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泽东不让提这个问题。”毛毛的这段话，当是有根据的。照此看来，早在“文革”发动之初，毛泽东就已知道江青、张春桥有历史问题了。又据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记述：
　　
　　王海容、唐闻生这次到长沙时，把
　　康生反映张春桥的情况，报告了毛泽
　　东。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
　　我讲过。”（657页）
　　这段记述，表明毛泽东在听到康生的揭发之前，就已知道张春桥是叛徒了。但这段记述没有提到江青。是王海容、唐闻生没有把江青的问题反映给毛泽东，还是纪希晨的记述有误，待考。
　　对于康生的揭发，对于周恩来的当面汇报，毛泽东的态度怎样呢？他是如何处理这个重大问题的呢？前引书中的材料有两处已做了介绍：
　　一是对于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表示，他已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330页）
　　二是对康生的揭发，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讲过。”（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第657页）后来的事情就是，江青仍当她的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则由毛泽东提议，兼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怎样认识毛泽东没有接受周恩来的提醒，进而去清查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反而继续重用此二人呢？我觉得，还是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的解释符合实际，合情合理。她写道：
　　
　　是的，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
　　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
　　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泽东不让
　　提这个问题。到了现在，事情发展到这
　　样地步，毛泽东更不会提这个问题了。
　　要是换了别的人，如果有所谓的历史
　　“问题”，早就会被批判打倒。可是在
　　“文革”中，根本没有什么衡量是非对
　　错的统一准则。政治的需要，就是标
　　准。（33l页）
　　“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这是一语中的的点睛之笔。什么政治需要？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结果，陈、江、张三个叛徒成了文革小组大员，有组长，有旗手，有酷吏，他们手握重权，指鹿为马，直搅得周天寒彻，天下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