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2期-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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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精英文化的历史观念会愈来愈遮蔽民间文化的历史观念。近现代以前的遮蔽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只是因历史学家限于自身的局限，没有精力过多关注，或认为不值得关注民间的历史观念。当下社会因大众文化的扑面而来，抹平了精英和民间的差别，这种遮蔽就变成表面合法化的存在了。
笔者无意苛求王晴佳。王著所采用的方法是“在叙述西方史学的变化时，突出历史观念的演变，希图从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著作中，找出自古希腊、罗马，经过中世纪，至现代欧美的西方历史观念变迁的线索，理出头绪。”作者在前言中也提到西方史学家对梁启超、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对改造中国传统史学的启发。有学者研究后认为，陈寅恪就曾受到德国史学家兰克“如实直书”的深刻影响。作者写作《西方的历史观念》的良苦用心也很明显：“观察西方历史学的传统和新潮，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研究的功能，了解历史学在当今社会的地位。”
最后指出本书的几个印刷错误：第124页〃1814年至1930年，波旁（Bourbon）王朝复辟”中的“1930”应为“1830”；第175页弗洛伊德应生于1856年而非1886年；第177页“需要创造性的相象”中的“相象”应为“想象”。
（《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王晴佳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17．50元）
北京的记忆
■ 吉晓华
2003年11月29日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第一道题目是关于中国汽车五十年发展历史和城市交通拥堵现状的，我参加考试的朋友们一边唱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赞歌，一边皱着眉头也想给出解决目前交通问题的答案。这事听着尴尬，仔细想想也不矛盾，毕竟我们的汽车还没有多到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停车场的地步。就拿2003年7月才自豪地宣布突破二百万辆车的北京来说吧，与主城区面积相当的东京拥有的四百多万辆还距离遥远，不过一个节日或一场小雪过后，就变成“首堵北京”了。交通使这个巨型城市变得几乎无法忍受，国内主要的新闻媒体争着抢着想把这个问题说清楚，“200万辆的北京”显然已经是“车陷紫金城”了，而在“每天的交通阻挠我所有的梦”之后，大家甚至开始考虑“市际移民”了。
交通成了令北京市政府头疼的事情，北京的市长就表示过这就是目前他的第一要务。毕竟要是还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奥运会说不定都会被堵死。北京市政府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措施表明这个问题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了，这些方案能否奏效应该不久就有答案了，就像艾敬当年唱着1997快点到吧，相信2008也不远了。而现在想想北京城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样子也许更有意义。王军的《城记》说的就是这段历史——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2002年的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化。当然这些变化是和一群人物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他们的代表就是著名的建筑和规划大师梁思成先生。
要说北京拥堵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就是城市本身的规划不合理：我们的首都拥有宏伟的立交桥和宽广得有点夸张的主干道；汽车的数量也没有大到全世界绝无仅有，甚至在最主要的大都市里面还排不上号。就是上面说到的那些媒体采访过的专家们也几乎一致地把堵车的原因归结为北京的城市规划不合理，批评之外他们总会谈到梁思成先生当年将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外面的方案。而王军叙述的真正起点也就是这个当初没有被采用的方案：《城记》试图廓清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空间演进，还有为人熟知的建筑和规划背后，鲜为人知的悲欢和命运；历史见证者的陈述使逝去的记忆复活，尘封已久的文献、三百余帧图片让岁月不再是传说；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建筑师们多劫的人生，演绎着一出永不落幕的戏剧；而这一切的后果全部落在了北京这个“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上。要是再简化一下，《城记》说的就是一个人和一座城之间息息相关的命运，这一个人是梁思成，这一座城就是北京。
在CBD将北京的高度不停向上拔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那些不断消失的四合院。当国家大剧院、CCTV新大楼和奥运会主体育场要突兀地长在老北京的地盘上时，才知道除了“火柴盒”和“绿帽子”，我们带给这个城市的就只有那越修越堵的巨大环路。《城记》告诉我们其实北京也许更应该是另外一个模样：现在的所谓二环以内是保护完整的古城，像一座中国传统建筑的博物馆，而行政中心则在西边的五棵松附近；这个巨大的博物馆周围环绕的是完整的古城墙，而城墙上面就是全世界最长的公园，想象一下近四十公里的古城墙花园应该是怎样的景象，而现在覆在这个梦想上面的就是水泄不通的二环和永不停歇的尾气。而这些带给我们另一种可能的建筑和规划师们也和自己的梦想一同被命运忽略了，在历史的洪流中倒下的倒下，离开的离开。因为记者的身份，面对这段岁月时，作者王军的叙述依然客观冷静，但当事实以一种清晰的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一个城市和一群人物的共同命运让人泪流满面，因为没有假如的世界充满了不能承受之重。
就像一首歌里唱的：“对着照片想象，爸和妈当年的模样”，我们也只能对着《城记》里面的那些照片和电脑合成图像去追寻老北京当年的风采，而外国友人们在一旁喊着：“One niShtin Beijing，我留下许多情”的时候，那些作为老地标的城门却只留在了公共汽车的站台上面。在一个钢筋和水泥的丛林里，看着《城记》，我开始怀念那些消失的建筑和拼命要挽留它们的人们。
（《城记》，王军著，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58．00元）
读
《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学专家扎拉嘎先生的比较文学理论著作。作者精通蒙、汉和英文，其论述文字通畅精美。这部三十万余言纯学术化的著述，经历了长达二十几年的打磨与推敲，凝结了一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人员的心血。
《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是本著的副标题，它的正题名为《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从这个主标题思路上我们可以知道，作者是站在一个怎样的研究角度进行文学探研的。读过《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之后，我们认为，此书的主旨之一，是作者对于自己的心灵学路的确定，而这种比较个人的东西，又是那么的执著与恳切。正如扎拉嘎自己所言：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也许纯粹只是我个人的感觉。
现年五十六岁的扎拉嘎先生早年毕业于呼和浩特大学生物系植物生理专业本科，二十二年前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的“红楼梦研究专业”，其研究代表著作《与》在国内外学界产生过比较广泛的影响。扎拉嘎先生在解读和剖析蒙汉文学上的“红学”之际，仿佛也像进行生物解剖那样，一直将自己探索的刀笔深入到十九世纪最伟大和杰出的蒙古民族作家尹湛纳希的创作生涯的深层，接连研究出版了学术专著《尹湛纳希年谱》、《尹湛纳希评传》等。对此，扎拉嘎在《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中这样写道：到十九世纪中叶，蒙古族中又出现了一位《红楼梦》的追随者，他就是尹湛纳希，在尹湛纳希将蒙古文学推向新阶段的过程中，《红楼梦》的影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尹湛纳希经常被人们誉为蒙古族的曹雪芹，这不仅因为尹湛纳希在蒙古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而且因为他创作出一批体现《红楼梦》精神的言情小说，即《月鹃》、《红云泪》、《一层楼》、《泣红亭》。
在《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当中，作者用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眼光，在重新审视与校准尹湛纳希创作生涯的时候，进一步扩大和放宽了研究视野，把对蒙古族文学的研究和扫描，铺展到一个崭新的比较文学的界面上。作者认为，蒙古族文学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变迁，是蒙汉文化交流的结晶，是在汉族文学与文化影响之下，蒙古族文学与文化精神的主体自觉重构活动。正是经过了这种自觉的重构活动，蒙古族文学才发展成为结构完整的民族文学。
（《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扎拉嘎著，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18．60元）
中国经济转型法律解释
■ 詹 贺
经济转型是当今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也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经济和制度课题，但以法学思维和法学语言对市场经济进行解释，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的新著《转型法律学——市场经济的法律解释》则首开先河。
《转型法律学——市场经济的法律解释》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青年法学文库”丛书于2004年伊始推出的一部法学力作。该书以中国的经济转型作为切人点，以法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分析工具，对转型时期市场和法治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整体剖析。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战略具有何种特点？从法学的角度对转型经济应作何解释？法治与市场主体、市场秩序是什么关系？政府在市场条件下将如何定位？WTO对于中国的转型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转型将引发何种法律变革？中国的司法体系和结构应作出何种回应？这种法律变革的成本应如何估量？对于这些经济转型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作者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回答。在四十余万宇的篇幅中展开了中国经济转型法律解释的宏大画卷。
从法学研究角度来看，该书尝试了全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既是经济学和法学的融合，也是法学学科内部多法域的结合；在每个问题的分析中，都从案例的实证分析人手，以经典法学理论为据。作者沉淀于文章字里行间的独立自由的思考精神，突破传统学科壁垒的思考路径，闪耀理性灵光而又不拘泥于某种既定格式的思考方式，更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诚如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在该书序中所言，李曙光教授的新作是一个法律学人在中国市场经济法治进程领域中的开创性成果，也是一个青年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尽责思考。
（《转型法律学——市场经济的法律解释》，李曙光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36．00元）
给读者一张新面孔
■ 戴问天
2003年3月，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拙作《为什么是英语》（Why English）。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全民学俄语有“一边倒”的政治原因，现在出现的“英语热”，则不完全是政治原因造成的。从小学生到博士生，再到政府官员和为2008奥运会而未雨绸缪的北京“的哥”、“的姐”，都在学英语。在这种形势下，英语类书籍的出版，自然成了大热门；市面上各种各样的书籍，少说也有上千种。然而，尽管这些书门类不同，有的是教材，有的是“教辅”——教你怎样考高分的“宝典”，还有一些介绍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但面目大都雷同。我之所以来凑“热闹”，是为了给读者看一张新面孔。
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我这本小书虽然叫《为什么是英语》，讲的却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故事。之所以要讲两个故事，是因为它们相互关联，只讲其一，不讲其二，就讲不清楚。一个故事讲原来生活在德国北部、丹麦南部的几个日耳曼部族（主要是盎格鲁人和萨克森人），怎样来到不列颠群岛，接着便喧宾夺主，成了岛国的新主人；而那里原来的不列颠人，还有步他们后尘、同样来自欧洲大陆的威京人和诺曼人，怎样融人他们之中，演变成现在人们所称的“英国人”。另一个故事，则讲他们所说的盎格鲁—萨克森语（Anglo…Sax·on languages），怎样演变成了虽然仍属日耳曼语族，但却与同族其他语言有了很大差别的英语（English language）。
言以人名，人以言名。一千五百年前渡海而来的日耳曼人如果没有演变成“英国人”，世界上现在就不会有叫作“英语”的这么一种语言；而他们的语言如果没有变得与原来的盎格鲁—萨克森语全然不像，这些人恐怕也就很难叫“英国人”。英国人的形成和与之相关联的英语的形成，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是个独一无二的现象。西班牙殖民者在中南美洲建立了许多国家，但是并没有形成“墨西哥语”、“阿根廷语”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