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8-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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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的态度，被说成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愿不愿意上山下乡，被当作判断一个青年是“革命的回首上山下乡运动或不革命的”基本标准。
当年最普遍的口号就是“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才有出路和前途”，要在“大风大浪”中实现“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这种忠于党和毛主席的群体意识当然有其积极的一面，正是靠着这种意识，这些知青们才能够在从城市里一下子被抛到莽莽林海、茫茫草原和荒野山乡之后，相互扶助着走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在“文革”前所受的教育让他们视怕苦、怠惰、软弱、享受、“骄娇”二气为可耻，使他们能够注意磨炼自己勇敢向上、勤奋刻苦和吃苦耐劳的品质。在农村，一些人为了救火、抗洪、抢救生产队的财产和物资而奋不顾身，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在道德上也具有较强的自律意识。“文革”前学校中近乎禁欲主义的管理和教育，以及当时媒介“净化”的宣传，曾导致了不少人生悲剧，这在不少知青文学作品中都有过描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正值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们被置于朝夕相处甚至相依为命的艰苦闭塞的环境中（有些还生活在性观念比较开放的少数民族地区），又往往并无任何管束，基本上是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对知青的管束要严格一些），而且当男女知青们因前途渺茫而倍感精神空虚和失落时，大多数人却能够约束自己而未曾发生道德上的堕落，这也应该归功于当时这方面的严格教育。如果没有这种自律，仅仅上千万青少年在道德上产生的问题，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就会大得多。当然，“文革”中红卫兵出于愚昧和狂热对整个国家民族所造成的严重损害，建国后17年的教育是难辞其咎的；而紧随而来的几百万壅塞在城市里的青年学生之所以能够被基本顺利有序的导向农村和边疆，而未曾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冲向社会，造成更混乱、可怕的动荡；也没有因所处社会生活环境的急剧改变而造成一代人整体的堕落，则也要归功于“文革”前17年教育中那些积极的因素。这一切素质、品德方面的教育，是“老三届”知青中的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上山下乡”前后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仍然能够以坚强的意志与命运抗争，而且在面临恶劣的环境和精神的失落时不甘沉沦，这是他们至今引为骄傲的。他们是富于牺牲和献身精神的一代人，如果他们以坚韧的意志所付出的辛苦与汗水不是仅仅消耗在为了温饱而从事的漫长简单的劳作之中，他们一定会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我国经济的大起大落与城市向农村的迁移呈反向对应，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到1980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走到了尽头。有人说：国家花了300多个亿安置知青下乡，却换来国家、知青、家长、农民的“四个不满意”。国家对城市知青的安置费并不完全直接发给本人，而部分由基层和生产队掌握。这是一笔纯消耗性而非生产性、建设性投资，徒然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由于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挪用知青经费留作他用，遂成为普遍性、长期性的痼疾，加剧了知青与地方农村干部的矛盾。多数知青下乡后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仰赖父母的贴补帮衬，多子女家庭的经济负担则更为沉重。许多孩子在下乡时尚无独立自理能力，无奈的父母只能为远行的子女黯然神伤，梦牵魂绕，默默忍受着年深日久的精神煎熬。与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并行的是“走后门”之风的悄然兴起和畅行。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工农划等号”、“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等极“左”口号的辉映下，是政治特权的凸现和高扬。同为知青，在招工、招生、征兵、入党、提干等方面没有公平竞争的机缘。再加之封建“血统论”的肆虐，对众多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二、知青们的贡献与收获
许多知青响应党的号召，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心与热情，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而战天斗地：改良农作物品种、传播和推广农业机械和农业生产技术、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建小水电站，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和努力。在农村的艰苦锻炼，也使知青这一代人培养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困难与挫折的意志品质，为祖国和人民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这一代知青在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已成为其人生所特有的宝贵财富。知青们到农村，带去了城市的某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许多偏僻闭塞的乡村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影响。知青们通过当基层干部、乡村教师、赤脚医生和搞一些哪怕仅仅是低水平的农业科学实验和生产技术革新而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一些农民子弟在知青的帮助下完成了较好的基础教育，并通过进一步的升学走出农村，进入了城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普遍轻视知识并排斥知识分子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在农村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使用简单劳动工具、与勤劳朴实的农民同样从事艰苦劳动的知青们，其有限的知识也是难以发挥的，更何况这些知青也不过是一些未曾受过专业训练的中学生而已。与国家现代化机遇和人才的丧失相比较，知青们对农村的贡献实在是得不偿失的。我一直存疑：这样一场长达20年，涉及到近二千万城市知青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是否带着一种民粹主义色彩？在一味美化劳动人民的社会氛围里，农村落后的传统文化习惯势力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对立；一些乡村干部对知青的反感和歧视；一些没有文化的农民对知青的疑忌、戒备、排斥心理及偏见，也使知青们在现实面前感到失望和迷茫。知青也看不惯一些农民的消极怠工，自私、狭隘、保守和落后以及不讲卫生，一些素质低下的农村干部也会引起知青们的反感和不满。事实上，大多数当地的农民和乡村干部，既不情愿也不具备教育和管理城市知识青年的能力。
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肮脏和愚昧，对知识青年们造成了极大的震撼。知青们到了农村，才了解了中国的真实情况。这些知青从小所受的教育是：农民都是爱集体、爱国家，热爱社会主义的。知青被送到农村来，就是要通过艰苦劳动的磨炼，接受广大农民对自己的教育和改造。从城市来的知青们在一开始还不能理解：在人民公社大锅饭的体制下，农民在出工干活时普遍偷懒现象的必然性（其实在那个年代的体制下，很多城市里的工人也是如此）。
上山下乡使知青们成为社会人生经验丰富，从而精神世界也变得丰富的一代人。下乡多少弥补了他们所受教育的不足。他们的偏执、狂热是在那些偏僻的乡村，在那些贫穷、善良、淳朴、坚韧、宽容、生命力顽强且没有文化的农民中间逐渐冷却下来的。他们的人格缺陷，也是在那种严酷艰苦的环境中得到了一些纠正和改变。中国农民的优良品质对知青们的心灵有着净化作用。并不是说农民就一定比知青更先进、更文明，而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越是偏远的乡村，其遭受政治风浪的波及就越少；那里人们的生活也越正常、越接近人生的自然常态，这是在扭曲的时代里才特有的扭曲的纠正方法。一些知青到农村后才了解到土地改革、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及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的真实情况，看到人民公社体制的一些弊端，如全国先进典型山西大寨大队的那一套“自报公议”评工分的极“左”做法在农村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在继续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的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文革”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和探索，并做了一些社会调查，从而成为那一代人思想上的一批先驱者。建国后17年教育使这一代人最缺少的批判怀疑和独立思索的精神由此而产生，其中有不少人成了后来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骨干。
三、知青对农村的负面影响
各地生产建设兵团历年大规模的垦荒和砍伐，对当地森林、草原植被及湿地所造成的破坏，至今没有看到过全面详细的调查和统计数据。据悉，如今北大荒三江平原的湿地已经减少了70％。城市知青来到地少人多的农村，实际上是与农民抢饭吃，加剧了因资源匮乏而引发的矛盾，使农民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实际上，许多知青一年创造的物质财富还不够其一年的吃用。更有甚者，有的知青到农村后突然摆脱了以往在城市里所受的约束和道德规范，其人性中不道德的一面恶性发作。他们在农村偷盗生产队集体和农民私人的东西，不把农民当人，还与农民发生打斗。在下乡之初，有人甚至将城市“文革”中那一套阶级斗争的方式带到农村，参与派性斗争，在民风淳朴的农村搞极“左”的一套做法，更引起农民的反感和报复。还有的知青卷入了当地争夺生态资源及宗族、民事纠纷。在有些地方，由于知青对当地人的鄙视或做了损害当地人利益的事，再加上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摩擦冲突，出于对城市知青的嫉恨和对某些知青不良行为的不满，一些旅店、车站、邮局、商店、粮站、饭馆的服务人员歧视和刁难知青；有些当地的农民、干部和恶少还欺负知青，特别是女知青。因此知青与当地人之间有时候会发生矛盾和冲突。
城市知青们到农村，不仅可以享受国家调拨的安置经费及下乡第一年的粮食补助、生活补贴，而且挤占了众多农民子弟及回乡知青招工、招兵、上学、提干的名额和机会，对农村青年来讲，这更是一种天生的不平等。当然，也有些回乡知青和乡村干部的子女借知青返城的机会搭车，同知青一起进工厂当了工人。
四、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必然失败的原因
原因之一就在于：大批城市知青不可能从整体上变成当地的农民。“一颗红心，扎根农村，当一辈子农民”逐渐成了一句空泛的口号。首先，知青是一个相对流动的群体，不断有人离开农村被招工、提干、参军甚至上了大学，又不断地有新的知青陆续来到农村。其次，与土生土长的农民相比，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知青们承受苦难的生存与应对能力更差。因其有与城市文明生活的比较，知青们对苦难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切，更不像农民那样容易逆来顺受地认命。知青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融入农民的思想境界，他们在骨子里还是把自己当作城里人，农民也从未把知青视为同类。知青与农民这种与生俱来的差异，是一个从未解开的死结。大多数知青始终是处在一种不伦不类的状态中，只想着如何早日跳出火坑，对农民世世代代的苦难缺乏深刻的理性认识。在常年累月无休无止艰苦劳作的煎熬下，许多知青深感前途无望，因而思想沉沦、精神苦闷。比恶劣的生活条件及生产环境更可怕的，还有知青同类之间的倾轧、明争暗斗与欺压。
五、难予补偿的成本和牺牲
这一代人曾有过短暂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辉煌。然而，在他们追逐理想崇拜英雄的同时，其代价却是民族精神的沦落和文化的破坏。随之而来的琐碎、平淡、无聊的农村生活，日复一日地消磨着他们身上的锐气、热情和抱负。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虽不愿意承受，却又不得不承受，历史注定了让他们这样度过这段岁月。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他们步入中年之时，生活突然发生的巨变，却又一次让他们难以接受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不适、冷落甚至遗忘。许多新的机遇，似乎都不是为他们所提供。面对许多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业已形成的观念、知识结构和年龄，已经不可能允许他们像其他人那样做出理想的选择。
知青这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最艰难的时期，他们是与新中国患难与共、一起成长的。为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加之错误的决策和社会的转型，他们因此承受了高额的成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当然，为中国历史发展付出了最大牺牲的，还是广大农民）。在童年或少年长身体的时候，他们碰上了人祸大于天灾的“三年困难时期”，懂得了什么是饥饿；在应该受教育的时候，他们被送到农村去从事艰苦原始的农业劳动，落下了一身的伤痛；农村的艰苦环境，各种意外事故的侵袭，有病得不到及时医治，使一些青年英年早逝。还有一些人因无节制的繁重劳动、营养不良而罹患各种病症并累及终生。由于中断了学业，在农村也无书可读，原本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反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