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8-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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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育革命
有同志说，1960年暑期，杭州大学大搞教改，搞得很凶。讨论、批判、大字报等，把原来教学的一套从头到尾全批判光了……搞了一个月，教改停止了，又恢复了原来的状况。
有同志接着说，不用说出难题，我出了个稍需动脑筋的题目就给□□扣个“帝国主义课程”的帽子，我戴了好几年，后来不教这门课□□摆脱了。
8、保密制度
许多小组对保密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宁紧毋松，层层加码……自我封锁，害处甚大……许多资料一到保密室后，就失掉了流通的机会。甚至有的教师自己写了文章，学校说涉及保密，交到保密室。以后自己再要参考都借不出来。……轻工业部两位部长，到北京一个直属造纸厂去，工厂竞因要保超声波的密，不让到车间。
9、时间问题
有同志说，以往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学习安排得不好。例如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要我们学习一百小时，学完了还要再学，我就不赞成，不如下去看看。……以往甚至还搞读报，难道我们自己不会读？这种方式很浪费时间，我们年纪大了，再没有多少时间，应该赶快工作，不要浪费时间。
除上述针对具体问题的意见外，还有一些意见涉及对大跃进运动总的评价。
有位同志说，1958年以来，高等学校养成一股歪风……造成的损失有四方面。
（一）高等学校设备几乎败光，北大的家当败完了，石油学院的家当败完了，损失不是几万元，而是以亿为单位计。
（二）多少万女学生害妇女病，不只她们本人受影响，而且影响到下一代。
（三）在校几十万青年学生在业务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培养。这比一个工厂出废品损失大得多，因为废品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的学生尚可补救，有的人就完了。1958年入学的学生根本没念什么书。
（四）党的威信没有提高，反而受到损失……
……北大到去年还在说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也不知道哪是九个？哪是一个？九比一还是同一数量级，实际上不是同一个数量级比。因此养成了大家对党总不能相信的风气。
有同志说，有口气未出。十二年科学规划对许多问题订得很具体，但执行得如何很少过问。却出来了什么土洋结合，超声波化，等等，用这许多冲动性的口号来代替规划，而对花了许多力量制定的规划摆在一边不管，这是什么道理？
有同志说：1958年大炼钢铁，现在看来，到底是怎么一盘总账？听说小土群发展成小洋群了，情况到底如何？领导上对科学技术工作者是不是可以讲一讲？如果不好公开，是不是在这个会上向大家讲一下，开导开导，这也是实事求是嘛！
此前，在1960年底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神仙会”上，以及在制订《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科学十四条》）前的调研工作中，不少科学家也就“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过类似的意见。但这次会议代表来源更广，可以说是全国各科技部门意见的汇总。
当然，这个汇总也是比较有限的，因为科学家们在发言时很有保留。陈毅和聂荣臻估计，因为“担心受打击报复”，“大家意见只提了60％”。这个估计恐怕还过高了。有科学家随即承认，关于知识分子和党的隔膜，他们只讲出了大约20％的心里话。而且如果没有聂荣臻苦口婆心的动员，再加上陶铸、范长江等高级领导的当众检讨，这一点心里话他们也不会说。
由上述相当节制的意见可以看出，科学家们对“大跃进”运动极其不满。对于“大跃进”期间科技领域所推行的重要措施，如“群众运动”、“大兵团作战”、“××化”、“土洋结合”，等等，他们几乎全持否定看法。而这些措施正是当时科技政策所导致的。该政策在一篇由聂荣臻署名的文章中得到了详细的阐发。它指出，“我国科学技术工作发展的道路”要坚持四个原则：“（一）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二）从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出发；（三）全面规划；（四）群众路线。”这几个原则在字面上都很漂亮，但它们所实际反对的正是以专家为主导者的科研正道——该文将后者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科学道路”。正是在这个纲领的指引下，各级领导干部才把科学家抛在一边，直接运动群众，不顾科学规律，空想、妄想，胡干、蛮干，并最终导致了极其巨大的损失。通过揭示原有科研路线所导致的大量问题，可以说会议代表们对大跃进时的科研路线进行了一次总的清算。而在最后总结时，聂荣臻也基本认同这种清算——他承认了错误，对原定路线作了新的解释，并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抛弃许多具体的错误做法。
考虑到在会议之前制订并传达的《科学十四条》已对“大跃进”中的举措进行了不少修正，这次汇集了全国各地、各部门100多位科学技术主管干部的会议又可以说是对《科学十四条》的说明和贯彻。但与一般的贯彻不同的是，这次会议还进一步深化了《科学十四条》的主题，提出了更深切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改变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不再把他们当成剥削者，而承认他们是劳动者和社会的主人；同时摆正行政干部和科学家之间的关系，改变科学家在科技问题上地位低下的状况。这个方案也由科学家们的意见所引发。
知识分子的属性或社会位置问题
在执政党的眼中，摆脱了愚昧状态、文化程度较高的国民——知识分子到底是“自己人”（是被领导的“群众”，还是真正的主人，还是主人中的骨干），还是朋友（是暂时的朋友，还是长久的可信赖的朋友），还是敌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敌对人士，还是永远的专政对象），这是长期困扰中国、决定其是否能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而自“思想改造”运动，尤其是“反右派”运动以来，知识分子事实上被当作异己分子、被改造者、斗争对象，乃至阶级敌人。他们不但不能“人尽其才”，更是因此而深深体会到了歧视之痛，甚至还牵连到他们的子女。有些大胆的代表忍不住了，他们开始含蓄地质问执政党：凭什么那样对待他们？
有同志提出，现在讲“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们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凭为谁服务来判断，那就不能说我们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说是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是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不是实物，是没法对证的。谈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标准又太高了。可是，中间又没有别的。
学术观点不对，如主张“无油论”等，也给加上一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现在解放12年了，是否还要戴这顶帽子？这次总理报告，能否将二者分开，下个结论，一刀两断？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算到剥削阶级是如何算法？
在他们看来，“大跃进”运动之所以出现那么大的问题，关键在于行政干部不让科学家说话（或者不听他们的话），不顾科学规律去鼓动群众盲干：
有同志说，专家对科研有不同见解，结果总认为专家有框框，弄得专家有意见不讲了。
有位同志说，“总是叫大家鸣放、贴大字报。但是，说了谁听呢？说了又算又不算？”
有同志说，有些重大的技术问题，至少要在几个月以前通知有关专家，把材料寄给他们，充分进行准备，然后再开会讨论。我参加过水电部召开的几次有关三峡等工程的会议。这些问题都是有关百年大计的事。其实部党组早已有所决定，形式上还找我们商量一下。开会只有三小时，要专家在三小时内对这么重大的问题表达意见，很难。提了意见也不听。既然你决定了，还讨论干什么？有同志说，这种情况很普遍。
有一条言论最为尖锐，既分析了科学家不敢讲话的原因，又不点名地对一些出自毛泽东之口、已化为口号的话进行了抨击：
有同志说，对于明知道不对的事情，科学家中间随声附和的是少数，冷眼旁观等着看笑话，不是一条心的，也很少。比较多的是畏首畏尾，胆小怕事，不敢说话。
领导总是说，“不能泼冷水”，“气可鼓不可泄”，我们对某些问题认识不够，怕犯错误。其实，火烧房子了，非泼冷水不可。歪风邪气，那种气非泄不可。
翻开历史看，君无道，有大臣去谏，这些大臣有气节，不怕杀头。现在又不会杀头，顶多2000张大字报，怕什么呢？看来还是认识不够，气节不够。
为什么古人有气节，我们却顾虑重重？古人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去可以吃老米饭，今天不折腰，就没有老米饭吃。归根到底，看到问题不讲，还是个吃饭问题，怕挨饿。我们的错误就在这里。
在他们看来，在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应该有专家的位置：
有同志认为，一些复杂的科学技术研究任务，需要有分工和协作。这样就需要对研究任务进行分析，找出科学问题。然后再按问题的性质交给单位考虑。为了能做好这个工作，设立一个科学顾问团很重要。这可以设在科委。
有同志说，科学顾问团，是国家科委一级的，这还不够，应当有更高级的。他认为，可以组织一个聂副总理私人咨询的科学顾问团。人数不要多，包括各学科的权威专家。在对重大的科学改革，口部署作出决定之前，可以先请顾问团进行研究，提出建议，供□□采择。
对于行政干部，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有同志说：科学技术行政干部不符合客观要求，这是事实，要加强。第一，党员要有马列主义……第二，学业务。搞行政工作的还要学经济学。同时也要学心理学，让他们不能用粗糙的办法对待人。无论是老干部还是年青的，都需要学。
科学技术行政干部也要由科学技术人员来担任。
他们认为，政治领导和业务领导应当分开，领导干部不应当干涉具体的科学问题：
有同志说，政治问题，我完全服从党的领导，领导比我知道的多。科学问题就不能样样服从领导。其实也不是真正的领导，最高领导也不会管这些事，就是支部和党员，这些党员大部分是徒子徒孙，徒曾孙还有。科学问题，我不大同意他们的意见，常常因此而惹了一身骚。
党的领导是必要的，我曾多次说过，总方针上不一定要内行。但是在科学方面，到一定程度上，应该要懂行的人来领导，外行在政治方面可以一竿到底地领导。但是在业务专行方面，我觉得到一定程度上应该由内行人领导。
领导干部对这些意见和方案的态度
上述意见得到了聂荣臻、陶铸、韩光、张劲夫、蒋南翔、范长江、杜润生、于光远、武衡等会议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重视。事实上，这些意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他们所鼓动和引发的。把科学家这些尖锐的意见登入《简报》，而不登另一些行政领导干部的反对意见也是这种态度的明证。
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中国科协党组书记范长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还先后站出来当众作了检讨，代表有关机构和组织承认自己确实犯了错误。笔者和薛攀皋合作的《追忆广州会议》文已对相关内容作过详细介绍，就不再在此重复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为什么会在科技“大跃进”方面犯错误的政策原因，科学家和科技界的领导干部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和谅解，而已经发布的《科学十四条》正是这种共识的结晶。鉴于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问题是更为根本的问题，而且超越了科学技术领域，聂荣臻特意请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来讲话。
韩光、张劲夫等把登了马大猷发言的《简报》给周恩来看，要求周恩来解答马所提的问题。周恩来十分谨慎，召开了一个有陶铸、聂荣臻、于光远、张劲夫、韩光、范长江、林默涵、齐燕铭等两个广州会议的党内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要求大家一个一个表态。大家都表示赞成在会上增加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讨论，由周恩来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说：那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就讲这个问题，你们大家都表示赞成，这是我们一起讨论通过的，我们大家共同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