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8年合订本-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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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睁大了眼睛；一副无比自豪的神情。如此戏剧性的人生序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再给我讲一遍吧；爸爸。”他恳求道。
“明年吧；”我说；“等明年你过生日时；再讲给你听。”我吻了他的额头道晚安；离开时没忘了补充一句：“对了；别跟你妈提这场车祸；她的神经会受不了的。”
几周后是我的生日；生日宴席上我一时兴起；对老爸说：“讲讲我出生那天的事儿吧；关于警察和暴风雪的。”
妈妈讶异道：“什么警察？什么暴风雪？”
“我出生那晚顶着暴风雪送你和爸爸去医院的警察啊！记得吗？“
妈妈一脸茫然：“那天没下雪呀；而且天气格外暖和。你爸他磨磨蹭蹭的；直到看完新闻才送我去医院。”
我把目光投向桌子那头的爸爸；他微笑着挤挤眼；什么也没说。原来；这只是一个编造的故事而已！没有风雪；没有警察；没有冻伤；更没有飞鸣的警笛和眩目的警灯……
然而；它仍是属于我的故事；不管是真是假；我都心怀感激。当我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时；没有财富、荣耀、强壮的体魄和不凡的容貌；但我拥有爸爸送给我的故事；它是父子之间传承的秘密；一份弥足珍贵的爱的赠予。它提醒孩子们；在他们出生的那一天；平凡中的确诞生了奇迹。
做自己的預言家
吴若权
回顾成长的岁月，有三件事情神奇中又有点冥冥注定。每当想起来的那一刹那，就会令我汗毛竖立，鸡皮疙瘩站起，不得不对宇宙与自我之间的互动，油生敬意！其中，两件是好事，一件是遗憾的事。
几年前住家迁于老旧需要重新装潢，整理自己数年珍藏的书籍。在高中二年级的语文课本最后一页，发现我曾经在联考期间密密麻麻重复写下一百次的预言：“我会考上广播电视大学，我会考上广播电视大学，我会考上广播电视大学……”
但是我的课本并不顶尖，每个学期在班上的排名大约第十名到第二十名，模拟考的成绩时好时坏，最好的成绩也不过是全校第四十名，加上高中联考时曾遭受重挫，对升学一直没有信心，惟一能凭借的信念只是不断用功苦读，严格说起来，我是不懂读书方法，只会死读书的那种小孩，在事倍功半的情况下。能如愿考上大学，实在是一则奇迹。
而更令自己觉得神气的是：我几乎忘了自己曾经如此认真地写下对自己命运的预言：“我会考上广播电视大学”，只是冥冥中的一种意念的力量在催促着我用功而已。事后，跟朋友聊起，他们都是说：如果当年你写的是其他大学志向，也许命运又会有所不同。
我同意他们的说法，也因此得到一个经验，要作梦，就做大梦。只要你意志坚定，并付谐行动，美梦就会成真。
第二次神奇的经验，发生在刚踏入社会工作的第三年。
当时我转战不同职场，做了几份自己很喜欢，但别人并不看好的工作，有一位十分关心我的长辈特别约我用餐，想要了解我为什么跳槽换工作，还要在百忙中抽空为杂志撰写专栏。
我记得那是个冬日的午后，阳光暖暖地洒过他的身后，我面对他，很恭谨地说：“我要成为一个快乐多职人。”
他的笑容中，带着几分讶异。在传统的观念里，这简直就是“不务正业”。几年后，在碰到这位长辈，他依然记得那个午后的对话，不过他的笑容里多了些肯定，他说：“没想到所有的“不务正业”都变成你的“正业”。”
其实当年对他说“我要成为一个快乐多职的人”时，只是一个概念，。心中也没多大的把握，后来能够梦想成真，的确要感谢很多人的帮忙。
第三件事，想起来只有遗憾了，父亲身患重病，由于长时间在外学习与工作，不能回家去照顾到父亲，心里一直很愧疚。也很担心。到最后得到通知父亲被送往抢救时，心里升起一个念头：“我最担心最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了……”。更遗憾的是：我既然有过这种坏念头，为什么没有及时预防它发生呢。
这些经验带给我很大的启发：除非是天灾，否则生命没有意外，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预言家！意念的力量，往往可以跨越现实的障碍，结合所有对你有利的条件，构成一个神奇的磁场。只要你愿意立志志向，努力付诸行动，美梦可以成真，它是世间最美丽的“预言”；恶梦可以避免，它是最值得警惕的“寓言”。
作家保罗…矜贺在《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一书中所写的：“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当你真心渴望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你的忙。”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2期P58
自由是枷锁中最粗的一条
吴淡如
忙碌的人，对忙碌的感觉总是爱恨交加。一边怨着自己太忙，但真要他们闲下来，他们又会找很多理由让自己不要闲下来，比如：“没办法，我是劳碌命啦！”“哎，习惯了！”……可一旦真的闲了下来，他们反倒浑身不自在，又开始问自己：“现在该做什么才好？”
我曾有跟工作狂们一起出去度假的经验。我嘲笑别人是工作狂，实在是五十步笑百步，因为，我的生活中也常填塞着许多“不得不”的工作，而这些“不得不”的工作分明又都是我自己点头答应的。把自己累得半死时，我实在弄不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要答应这么多事。
很多工作狂们就连度假都像在工作，他们除了睡觉之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着下一步的“计划”：想着哪里一定要去，要吃什么东西才地道，怎么玩才算充实——他们害怕会有空档出现，害怕会无所收获，害怕玩得太无聊。
他们一进旅馆就忙着把电视机开关打开，尽管并不想看，但害怕出现空洞的空间。玩到晚上，即使筋疲力尽，也要看看有没有酒吧可以走走逛逛，有没有夜生活的地方。结果，越玩越累。
也有些人不是以行动来把度假排满的，他们用的是语言。度假期间他们会一直谈论着已经离开的那个地方，谈论着那里的人和事——也许是一个讨厌的老板或同事、一个仇人又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情人。自己好不容易才得到喘息的空间，却又任由那些人的“魅影”随着自己来度假休闲，让自己永远不得安宁。
其实，我们的生活多半是出于自身的安排，不然就是我们容许自己被一连串的行程安排，“不得不”都是我们自己告诉自己的。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企图让自己保持忙碌的人，是不是因为害怕孤独，才让自己忙得没有任何空档？
可害怕孤独，就意味着害怕面对自己，害怕真正的自由。
我有这样的问题吗？是的！我有！
我不敢说我面对孤独时已能全然安心。我常常独自一人，但仍然忙碌，我不看电视，但我看书，不断看着书，写着东西。
有一天，我忽然想放自己一天假不写稿、不看书，可巨大的孤独感竟然像海潮般向我袭来，我手足无措，觉得自己像一艘没有锚的孤舟。
我开始问自己，我一个人时选择读书、写作，是在享受自由呢？还是变相地借读书、写作来让自己忙碌呢？
这时的惶恐使我体会到，原来一直以来我是借着读书和写作让自己回避孤独，拒绝面对自己。不然我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
“什么都不做”却又保持清醒而宁静，原来是最困难的。因为害怕自由，所以我们沉浸在自己并不喜欢的习惯里，被自己憎恶的关系肆意捆绑。
如果切断这些牵绊，我们该如何才能让自己镇定下来，去面对来势汹汹的自由？
纪伯伦说，自由是人类枷锁中最粗的一条。我不知道，他的体会是否正是我的感觉，我是否因害怕自由而自愿成为奴隶？
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在他的夏日日记中描写寻找羊群的经验，写的不只是羊，还有害怕自由的人类：
“我找到羊群时，发现它们害怕而沉默地缩在一起。显然它们已在这儿待了一个晚上又一个上午，根本不敢出去觅食。它们虽然逃离了桎梏，但就像我们所知的一些人一样，反而对获得的自由感到恐惧，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似乎还很高兴能回到原来熟悉的牢笼中。”
是因为害怕自由，才使我们日复一日地过着不想过的日子，又或是不太甘心却又有点情愿地把自己交给忙碌呢？
很多人过完一辈子，一生中真正自由的时间，却少得可怜。
我试着在行程表里清出一些空档，让自己有时间体会无所事事的乐趣——我也不想一直与自由为敌，抗拒它的亲善访问啊！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2期P33
知识分子的骨气
游宇明
闲来读书，翻到一段史事。
1940年3月初，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补选继任院长也就成了当时中研院的一件大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雷颐先生有一篇文章介绍：中央研究院院长的选举规则是先由学者组成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投票推荐3名候选人，再由民国政府从中遴选任用。学者有院长候选人的推荐权，但无任命权；政府有院长的任命权，却只能在学者推选出的候选人中作出选择，两者彼此制约，目的是为了保持学术与政治的平衡。当时，胡适、翁文灏、朱家骅三人在学界呼声最高，这些人既是著名学者，又与政治关系密切。正在大家左右为难的时候，蒋介石突然下一条子，明确要大家“举顾孟余出来”。顾孟余曾是汪精卫反对蒋介石的“改组派”骨干，1938年底汪精卫投敌叛变，顾孟余力劝无效，即坚决脱离汪精卫阵营。蒋介石想让他出任中研院院长，一方面因其曾任北京大学德语系、经济系主任、教务长和中山大学校长，算是学界中人，二则要表示自己对“政敌”的宽宏大量，树立个人名望。然而，老蒋这种无视既有的游戏规则的行为，引起了学者们的强烈反感，在1940年3月23日中研院院长的正式选举中，翁文灏和朱家骅各24票，胡适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4票，顾孟余仅得1 票。评议会将得票最多的前3人呈报给国民政府，由于此事牵涉到各方矛盾，蒋介石一直犹豫不决，直到那年9月才圈定朱家骅。
我对当年的学者们深怀敬意！老蒋是军阀出身，其强人意味非常浓，然而这些学者却敢于对抗蒋介石的无理“指示”，把他相中的人赶出学术权力圈，这是很不容易的。
一件事出现某种意外的结果必有许多原因，我没有更多的这方面的材料，只能展开猜想。猜想一：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学者如果都喜欢做顺民，则“领导”下了指示，顾孟余的选票一定会像喷泉一样嘟嘟往上冒，只有“刺儿头”比较多、这些人又齐心协力，才有可能出现上述那种结果。猜想二：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有可能不由上级直接指派。如果副院长是上面直接指派的，上级的喜怒哀乐立马关系到他的乌纱帽，他必然会与一般的学者发生巨大冲突，并且会以种种或明或暗的手段阻止有损于上级权威的方案通过。猜想三：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那些学者学术成就肯定非常杰出。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学术就是他的底气，是其精神的骨骼，如果一个人只是依傍权势阶层获得现有地位，他会潜意识地充当权势阶层的顺民，而不太可能在关键场面与越位的权势人物针尖对麦芒。
知识分子的骨气一向是一个话题，中国有以吏和士大夫为师的传统，先人有言：士大夫之耻，乃为国耻。然而，古往今来，在非正义面前；知识分子既有表现出凛然气节的，也有奴颜卑膝的。要让知识分子保持应有的骨气，知识分子自身的道德修养固不可少，社会给骨气一片最低限度的成长土壤也同样重要。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2期P45
这庸常的幸福，我喜欢
易水寒
１９２３年，曹佩声在杭州一所师范学校读书时，和已经成名的胡适发生了爱情。两人诗文唱和，甚是相得。胡适回到北京，向发妻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抄起菜刀要抹脖子，吓得胡适再也不敢提这个茬。江冬秀勇于捍卫自己的权益，任何方式都无可厚非，可惜了这眉清目秀的曹佩声，望穿秋水，等来的是胡适先生无奈的叹息。开始时两人还不断往来，后来由于局势动荡，他们如同海上漂泊的小船，数次擦肩而过，但终不得相见。１９４８年底，国家内战正酣，人物分崩，胡适到上海探望曹佩声，留下一句让人无限唏嘘的“等我”，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