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8年合订本-第1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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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见怪不怪”的行为还有很多，比如当众挖鼻屎、在人群中放屁、坐公交车抢座、乱丢垃圾、随地吐痰……笔者引述以上事实，不过是想以此来刺激我们有些国民麻木的神经，使其感到痛，感到羞，这样才能知耻而后改。
没人监督时；我们在做什么？
汪正奇先生是兰州正兴油品公司老板，儿子在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读书。2003年，汪先生到美国看望儿子，其间顺便拜访了儿时一起长大、现已移居美国的一个朋友。阔别多年相见，自然倍感亲切，两人到一家酒吧欢饮，不知不觉就到了半夜。从酒吧里出来，两人钻进朋友的车，然而朋友并没有发动车，而是自言自语：“今天喝得不少，怕是不能开车。”汪先生看朋友的神情，觉得比自己清醒得多，再看看四周，目力所及连个人影都没有，于是他说：“没关系，你开慢点儿，不会有事的。我在国内就经常酒后开车，从没出过事。”朋友惊讶地看看他，然后一边笑着摇头一边招呼他下车。“咱们走回去吧！”朋友说，“你难得来美国一次，正好借机看看这里的夜景。”汪先生觉得朋友过于胆小，但又不好争执，只得无奈地跟朋友往回走。走到半路，汪先生把抽剩的烟头随手扔在地上，令他十分惊讶和尴尬的是，朋友竟然弯腰捡起烟头，走出几步将烟头扔进垃圾桶里。汪先生终于忍不住问：“你小子在国内时跟我一个德行嘛，来美国住了几年，咋就学得这么乖？”朋友想了想说：“环境影响吧！别人都这么做，你好意思不跟着做吗？”那次美国之行对汪先生触动很大。论钱财，朋友不如他；而论德行，多年来他几乎没什么长进，已经远远地落后于那位朋友。回国后，他印了一本小册子分发给员工，上面自暴其丑，然后向员工提出一个问题：没有人监督时，你在做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这个问题。
没有人监督时，我们在做什么？十字路口没有警察时，经常会有人闯红灯；办公室里头儿刚一离开，立刻就响起说笑声；列车乘务员离开车厢半个小时，回来后保准烟雾腾腾垃圾遍地；旅馆服务员在客人走后收拾房间时，经常会发现床单上有客人擦鞋留下的泥土和鞋油；花展上值班人员去了一趟厕所，回来后发现几盆花不翼而飞；几年前，上海某公园举办万把红伞迎新春活动，一万把红伞竟然在一夜之间被洗劫一空……不能不承认，在没有人监督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想的就是如何钻空子！
自律是戒掉陋习的基础。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必定是具有自我控制能力的人，他的所作所为是不需要被人监督的，如果有人对他的诚实有所怀疑而在暗中窥探他，那么他会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而我们有些人呢？就好像是在靠本能做事，有便宜就占，瞅空子就钻，得逞了，洋洋得意，一旦被人发现了，竟然不以为耻，反而认为是自己倒霉、运气差。
曾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说一个美国年轻女教师来北京某大学讲课，在进行阶段考试时，每当她的目光移向窗外或黑板，很多学生就开始互抄卷子扔纸条，在多次制止无效后，女教师“扑通”一声给学生们跪下，泪流满面地恳求学生：求求你们别再作弊啦！那抄来的不是你们自己的知识啊！难道你们非要我的眼睛一刻不离地盯着你们吗？难道必须把你们时时置于别人的监督之下吗？这篇文章让人心酸，更让那些关注祖国未来的人们感到心寒。
除以上所列，诸如在公厕大便不冲水、男士小便不掀开马桶盖、在公共场合大喊大叫、当众脱鞋脱袜、碰撞别人不致歉……随着我们出国旅游的人日渐增多，这些陋习越来越让发达国家难以容忍，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在公共场所竖起了用简体中文书写的对于这些陋习的警告牌。
这些影响我们直达文明社会的陋习缘何与国人纠缠不休？笔者认为，我们的国民养成教育的缺失是重要原因。如果说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为了肚皮，为了尽可能挤占生存空间和从外界讨得“便宜”，我们粗鲁、不拘小节甚至少羞寡耻还有情可原，那么，“仓廪足而知礼节”，在国运昌盛的今天，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再粗俗下去，中国迫切地需要一场陋习改良运动！我们离真正的文明到底还有多远？答案就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行动中！
摘自《读者》2007年第10期P40
听从内心的声音
●孙君飞
善于倾听永远是一种做人的美德。只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有人习惯听从来自外界的声音，有人则习惯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而后者似乎更少一些。
伊莎多拉·邓肯的一生跌宕起伏，绚烂多姿，这在她坦率、闻名的《邓肯自传》中有真实可感和深入人心的讲述。这位诞生在大海边的女孩自幼不相信圣诞老人，而且蔑视一切陈规，讨厌所有的浮华做作，仅仅听从内心的声音。
邓肯还在小姑娘的时候，母亲送她到名师那里去学芭蕾舞。芭蕾舞在当时是西方舞台的主流，高雅、神圣，不可侵犯，人们也以此为荣。但是邓肯只上了三节课就离开了，而且再也没有回到跳芭蕾舞的人群当中。她厌恶芭蕾舞的程式化，厌恶那种约束人的舞鞋和束身衣。从这时起，她就 地意识到她理想中的舞蹈应该是这样的：一定要表现人类的精神与灵魂，仅仅需要听从内心的声音——那至高无上的指令。
在她的舞蹈学习班上，哪怕面对的是最年幼无知的学员，她也要告诉他们：“用你们的心灵去听音乐。现在，你一边听，是不是同时能感觉到有一个自我正在你内心深处觉醒？——正是靠这个自我的力量，你才抬起你的头，举起你的臂，慢慢地走向光明。”
她的观点惊世骇俗，她跳舞的方式更是惊世骇俗。在排练室中，邓肯常常一动不动地伫立几个小时，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不停地思索，努力寻找舞蹈动作的最佳喷发点。演出时，她彻底抛弃了传统的舞鞋和舞衣，改穿宽松裙袍或透明纱衣，赤着双足，自由摆动，自由起舞。她相信“最自由的身体蕴藏最高的智慧”。
为给自己的舞蹈争得一席之地，邓肯携带家人流落异国他乡，屡败屡战，百折不挠；拒绝了权贵们用以寻欢作乐的高酬演出邀请，一度身无分文，仅靠一箱番茄和母亲的支撑维持了一个星期的生计。经历无数的坎坷波折，她依然听从内心的声音，依然“跨大步伐，跳前跳后，跳上跳落，仰高头，挥动臂膀，跳出我们先人的开拓精神，我们英雄的刚毅，我们妇女的公道、仁慈和纯洁，和因此表现出来的母亲般的慈爱和温柔”。听从内心的声音，这给了她异乎寻常的生存勇气，使她在绝望的谷底得以重生，终于使她的舞蹈大放异彩，轰动世界，也使她最终成为“现代舞之母”，以她振奋人心、难以超越的舞蹈思想和舞蹈动作，影响了世界舞蹈的发展进程。
读完《邓肯自传》后，经朋友的推荐，我又读到了一位作家听从内心的声音，一步一个脚印写出的书《等待》。此书荣获2000年福克纳小说奖，作者哈金，被赞誉为“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之一”。
最近在网上无意间看到余华的一篇文章《一个作家的力量》，我方才了解到《等待》独特、艰辛的创作过程。哈金是中国人，1956年出生，当过兵，念过大学，29岁时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任教于波士顿大学。生活不成问题，但用英语写作，对于在汉语中成长起来的成年人哈金来说，就成了很大的问题。美国在很多方面十分规矩，身为英语文学写作教授，哈金不能向他的同事请教，更不能向他的学生切磋，他的夫人也是一位地道的中国人，她的英语表达能力远不如哈金，可以说当时的哈金在用英语写作时“举目无亲”、“众人皆醒，独我懵懂”。怎么办？只能听从内心的声音，只能依靠自我的力量。我们无法具体地了解哈金在创作《等待》的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和挣扎，不过可以从他修改全书20多遍的功夫上，足以让我们对他的艰苦摸索深感敬佩。余华说：“（这）并不是为了对人物和故事细节上的把握，而是对英语用词的分寸把握。”这就是一个人的力量，无论他身在何处，他永远能够倾听到的首先是他内心的声音，首先应该听从的也是这种声音，这才是成功者最有力、最可依赖的根基。
摘自《读者》2007年第10期P18
逃
●非 鱼
你见过我吧？我敢说你肯定见过我，我已经是个完全透明的人了，包括我身上有几颗痣他们都知道。
那样的事谁没干过？
现在，我的肠子都悔出血了。心情不好，心情再不好我踢自己也不能去踢那个破垃圾筒啊。
一阵风，这不是最根本的起因，但它扬起了很多的灰尘，毫无商量地朝我涌来，扑打在我的脸上、身上。我“呸”一下嘴里的灰尘，又骂了一声，这破天，这破地，这破城市。然后，我的右前方就出现了那只让我倒霉的垃圾筒——这是为配合创建卫生城市更换的垃圾筒，据说是环保材料制作的，红红绿绿代替了以前的白色不锈钢，一对一对，跟点冒号似的，点在街道两旁。
一个红色的冒号正好在我脚边出现，我其实什么都没想，就是顺势抬起一只脚，朝冒号中的一个踢了一下。要在平时，让我踢它，我都嫌脏，可那一刹那，我真是让鬼拍了脑袋了，居然主动踢了垃圾筒一下。也没怎么用力，我跟垃圾筒又没仇。
但就是那一脚，让我从此不得安生。
我不知道那个无所事事的家伙藏在哪儿，还居心叵测地端着照相机（我恨死这东西了！），而且他的照相机还正好打开着，还对着那只肮脏的垃圾筒。我实在佩服他的摄影技巧，他怎么就没成摄影家呢，我很纳闷。我随意的一抬脚，就短暂的一两秒的功夫，他居然就抓拍到了，就立此存照了。我有点扭曲的面部，我好像很恶毒的一脚，都清晰地被拍了下来，我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楚了。
最可恶的是，那个没有成为大师的家伙居然把这张照片发到了互联网上。只在一夜之间，估计大半个中国要有几亿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反正，等我知道的时候，只要输入“踢”或者我的名字，就有几十万条搜索结果，随便点开哪一条，就可以看到我“丑恶“的嘴脸，还有我那“罪恶”的一脚（这是他们说的）。
跟贴发表评论的就更多了，多得我看都看不过来。大家异口同声谴责我，说我破坏城市建设，说我道德败坏，说我行为不端，说我缺乏教养，好像我打小就是个不良少年，一贯仇视社会，脑后长了反骨，搁封建社会早就揭竿而起了。
你说无聊不无聊。居然，居然他们还查到了我的家庭住址，我的工作单位，联系电话、手机，包括我的身高、体重、爱好、血型，还有我大学的老师，中学的同学，甚至幼儿园给我喂过饭的保育员。他们把我从小到大做过的坏事全揭露出来了，我四岁时候抢过一个叫圆圆的小朋友一块大白兔奶糖他们都知道。
他们说，我上小学迟到过十三次，有八次被老师罚站，有五次是罚我抄课文。上中学，我喜欢揪前面女同学的辫子，拿粉笔砸过一个叫李佳亮的同学，还给吴明的鼻子打出血。上大学，我干的坏事就更多了，简直就是罄竹难书。
我没办法再看那些言论，我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起变得那么坏。我翻出家里的奖状、三好学生奖章、荣誉证书，那是发给我的吗？我的心突然快速跳动起来，自己能感觉到脸红到了脖子根，这些荣誉，也许都是我用卑劣的手段骗来的，肯定是。
首先在单位，我呆不下去了。领导和同事轮番来给我做思想工作，因为要采访他们的人快把他们的手机打爆，他们快要崩溃了。而且，他们也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现了我狰狞的真实面目，开始疏远我，好像我就是艾滋病毒。领导到最后几乎是哀求我：你走吧，工资照发，你喜欢去哪儿就去哪儿，工资会按月打到你的卡上。
无处可逃。
我只能回家。可我家楼下已经满是那些想挖掘我丑行的人，甚至楼对面的房屋，也被他们租用，他们在一扇扇窗户里伸出黑洞洞的照相机镜头，时刻瞄准我。太恐怖了，我害怕看到那一个个黑色的洞。小时候，我奶奶说照相机“咔嚓”一下，人的魂魄就被吸走一点。她老人家真是伟大的预言家，我的魂魄就是被“咔嚓”一下吸走的。
最后，老妈动用了她最严厉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