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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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张謇终于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东西不是头衔而是银子。
他投靠在管辖他家乡地域的最高官员刘坤一的名下，开始了他创办纺织业的历程。
帝国的科举，状元一次只有一个；帝国历史上十年苦读，名登金榜的人历历可数。张状元丢下高官不做，把自己纳入“士农工商”的“末流”中去，这在当时的中华帝国里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
张謇经商办企业的过程是艰难的，但他还是成功了。他在家乡创办“南通大生纱厂”并且很快开始赢利。接着，他又创办了纱厂和“垦牧公司”等企业。但是，南通的纱厂和公司刚刚开始正常运转，义和团运动兴起了，在这种时刻，他情绪的冲动是可想而知的。他所能顾及到的仅仅是：这个帝国和他都需要安定而不要暴乱。谁要是挑起事端砸了他的生意谁就是他的敌人。一句话，他要不惜一切保卫自己的利益。
张謇坐在盛宣怀的客厅里慷慨激昂是有充分理由的。
张謇为了游说南方各省官员已经奔波了好几天。他最重要的成果是取得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首肯。是否得到刘坤一的支持对“东南互保”的成败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因为这个三朝老臣的权势占据着帝国最富足的地盘，他在朝廷的眼里是一位国宝级的封疆大臣。史家大都对这个靠曾国藩的湘系起家，集文人、官吏、军人等多种身份为一身的人物多有赞美之辞，说他“孤高自清”甚至“无私无畏”，是“帝国惟一有气节和道德勇气的最后一个文人士大夫”——如果对帝国浑浊的官场有充分的了解，这些赞誉也不算过分。刘坤一的官宦生涯很长，但仅仅从他对戊戌以后的朝廷内部复杂的争权夺利所持的立场上看，他不愧是一个有主见和有胆量的人。“戊戌变法”期间，即使是在光绪皇帝明确成为变法的领袖，而慈禧太后还没有表示反对变法的时候，刘坤一的奏折就到达了朝廷。他坚决反对康有为们的变法，称康有为们有借变法之名企图篡夺朝政的政治野心。刘坤一的这一“犯上”举动立刻引起朝野一片大哗：一是因为在大多数官员附和皇帝高喊“变法”的时候，这个老家伙简直是在往“枪口”上撞呢；二是刘坤一在朝在野影响力都颇大，在帝国的南方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权势，换句话说，他这位封疆大臣连谋反的势力都有。不知道慈禧看到这样的奏折有什么感想，但正在“变法”兴头上的光绪皇帝自此对刘坤一恨之入骨。皇帝痛斥他的数封上谕迅速传遍全国，使人人都觉得这个老臣的仕途甚至老命有突然完结的可能。但是，没过两个月，变法流产了，皇帝还没来得及给刘坤一以“应有的惩罚”，自己反倒被囚禁起来，慈禧重新执掌了大清的政权。这时人们突然想到：姜还是老的辣——刘大人押宝押对了，只等着看太后怎样重赏他了。但是满朝举国又猜错了。很快有消息传来，刘坤一又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奏折的内容又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坚决反对废除光绪帝：“若有废立之事，则两江士民，必起义愤！”（《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刘坤一明确表示：皇帝想变革没有错，臣反对的是康有为们的激进做法。现在绝不能废除皇帝，因为皇帝地位的稳定是国家安定局面的象征。刘坤一奏折中的一句话至今依旧反复为史家们引用：“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这句话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作为臣他只承认光绪是自己的皇帝，其他人都不符合“君臣的名分”。作为大清帝国历经三朝的老臣，刘坤一对慈禧酷爱掌权的性格比谁都清楚，可他就是能毫无顾忌地不给慈禧面子。要是换一个人说出这种话肯定是要掉脑袋的。慈禧看见奏折后的恼火可想而知，但她终于还是迫于另外两个南方大臣的压力没有对刘坤一动手。那两个南方大臣是：刚到广州上任不久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和坐镇武汉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请注意这个名单，帝国南方的官员和朝廷唱反调是有历史的，但在关键而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出奇的一致。另外，慈禧为了帝国政权的稳定也需要刘坤一这样的大臣支持——“其坚毅之操，老练之识，不愧古大臣风度，夙为太后之所倚信。”（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9页。）即使是最阴险的慈禧也明白坐天下最终还是要依靠正直刚毅的大臣。
当张謇为“东南互保”一事征求刘坤一的意见时，刘坤一犹豫了一下。他身边正出着乱子：他的一个下属，江苏提督杨金龙，刚毅的心腹，接到刚毅从京城传来的“杀洋人”的命令后，立即开始行动，但很快行动就被刘坤一知道了。刘坤一派人警告杨金龙：绝对不能杀害一个洋人。如果在这块地盘上发生洋人被杀的事件，就要把杨金龙的脑袋砍下来。一省提督的职位远在两江总督之下，刘大人“砍脑袋”的话可不是说着玩的。急于立功的杨提督真的不敢动手了，但他感到自己对朝廷的忠心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于是亲自跑到京城去告刘坤一的状，在载漪、刚毅一伙大员面前哭骂刘坤一是“汉奸”。
更让刘坤一犹豫的是，他手里还有慈禧发给他的一封电报。那是他给朝廷发去的不愿出兵北上攻打使馆的电报的回复。慈禧的回电中有一句话含义十分复杂：“中国大地，南北相倚，不可歧贰！”（《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慈禧提醒刘坤一不可与朝廷有二心。这几天，刘坤一正在闭门检讨，想弄明白自己是不是个“叛臣”。但是，他的犹豫仅仅是片刻的。他向张謇表示：他支持和洋人协商制定出一个“东南互保”章程。至于对慈禧的警告，他对张謇指着自己的脑袋说：“我这颗头姓刘！”
刘坤一关于自己的脑袋姓什么这句话可称千古名言。在整个中华帝国里，在漫长的帝国历史中，历朝历代有哪一个官员可以毫无愧色地宣布自己的脑袋不属于皇上而属于自己？
无论对1900年帝国南方官员的“抗旨”行为持“爱国”还是“卖国”的见解，刘坤一的个人人格和风骨足以令不少中国官场之人为之汗颜。
帝国政府宣战的第五天，即6月26日，盛宣怀、上海道余联沅、帝国南方各总督的代表以及各国驻上海的领事坐在了一起。这时正是北京的义和团和甘军在载漪的带领下向教堂和使馆大举进攻的时刻，也是渤海海面上各国联军向大沽炮台攻击的时刻。而在帝国的南方，在五光十色的上海，中国人和洋人双方经过协商，正式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
《东南互保章程》内容共有九款：
一、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二、上海租界共同保护章程，已另立条款。
三、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总督张，允认真切实保护，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该文武官员一律认真保证。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
四、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的外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约束人等水手不可登岸。
五、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借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的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
六、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练操，彼此免致误犯。
七、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士兵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巡提用，各国毋庸惊疑。
八、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
九、凡租界内一切设法防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
（盛宣怀：《愚斋存稿》。）
据说当时各国领事认为《东南互保章程》对各国在长江的活动限制得太多太死，双方争执颇久，最终各国还是接受了帝国南方官员提出的全部条款。
《东南互保章程》签订之后，各国驻上海领事保证在中国方面执行该章程的同时，各国绝不在中国长江流域地区采取敌视行动，并且写信给已经在大沽口登陆的联军司令，要求联军把对中华帝国的军事行为局限在长江以北。
中国老百姓自古以来的说法是：“财大气粗”，当然，这也是中国老百姓的切身体会。拥有了相当经济实力的帝国南方官员，不但敢于和朝廷分庭抗礼，而且敢于对洋人提出严正的警告——这就是与迂腐的北方同时存在的帝国开放的南方。帝国南北不同社会局面的形成是历史的一种必然。尽管帝国南方的官员们认为只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帝国就实现近代化了的观念还是绝大的天真，中国的变革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这个古老而巨大的帝国还缺乏变革的政治和经济的基础，且背负着几千年沉重的文化包袱；但是，他们终究走在了帝国北方的前面，走在了整个帝国时代步伐的前面。正是他们在1900年违背帝国政府意愿的断然举措才防止了帝国动乱的大规模蔓延，从而保持了帝国南方大半国土上的社会稳定。
有趣的是，帝国南方官员的抗旨不但有效地实施并且成功了，而且当这个帝国重新回复平静之后，朝廷也认可了他们的抗旨举动，参与策划《东南互保章程》的帝国南方的大员都升迁了。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它的北方在和“敌人”殊死战斗，而它的南方在和敌人翩翩起舞，对于历史而言，无论如何都是咄咄怪事。
6、司令和中国妓女还有一位帝国壮士
1900年8月28日，当整个帝国政府跟随在慈禧身后在崇山峻岭中艰难逃亡的时候，帝国都城北京的天色一片晴朗。
天安门前，联军的军队集合完毕。联军要在中华帝国的皇家禁区紫禁城内“阅兵”。
在联军官兵们的心目中，这是一个必须进行的仪式。如果没有武装进入帝国的皇宫，哪怕在里面溜达一圈，就根本不算占领过北京。
联军显然事先在仪表上进行了着意打扮——“他们个个显示出当时情况所允许的看上去仿佛还健康的样子。”
从可见到的史料记载上分析，联军“阅兵”的路线是：自金水桥往北，从天安门中央门洞进入，过午门，进入紫禁城。然后沿着紫禁城中轴线，进太和门，经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进乾清门，经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再从坤宁门进入御花园，然后出贞顺门。也就是说，外国军队要以武装示威的方式，从南到北横穿帝国皇家最核心的禁区。
当紫禁城最后一道紧闭的大门午门被轰隆隆地打开的时候，英国炮兵鸣放了礼炮，以“宣告这个值得纪念的事件”的开始。一个跟随联军“阅兵”队伍进入紫禁城里的外国记者写道：自从这座宫殿建成后的五个世纪以来，这些门阻断了任何文明的影响之路，不管外面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依然没有人能穿过这些神圣的墙。如果一个人为他能第一个漫步紫禁城内而感到某种骄傲时，那是可以原谅的。咒语被打破了，进皇宫的行动实现了，“洋鬼子”在两秒钟之内亵渎了中国天朝保持了五百年的圣地。（（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陈克立译，见《京津蒙难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带领联军们穿越紫禁城的是三个身穿朝服的帝国官员，其中两个是翻译。不知道他们来自帝国政府的哪个衙门，如果来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那么想必庆亲王已经到达北京并且和联军接触上了。联军们经过紫禁城内的每一道宫门时，都有太监从里面为他们打开宫门。从这一个情景上猜测，帝国的某些官员必配合了联军的“阅兵”。联军们发现给他们开门的那些太监个个面黄肌瘦——“是因为被困在皇宫的缘故”——“但他们那迟滞的脸上仍有一种对我们仇恨和轻蔑的表情。”（同上）尽管带领联军官兵的中国官员“走得很快”——“显然是急于让我们用最快的速度穿过”——但是，联军官兵们还是在帝国皇宫惊人的美丽和非凡的气势面前个个目瞪口呆。高大巍峨的宫殿一座连着一座，白玉围栏的平台仿佛建立在空中，铜雕和石刻的各种珍奇异兽随处可见，回廊曲折蜿蜒，而环绕着那数不清的大小房间的是娇嫩的奇花异草和参天的百年古树。联军官兵们都屏住了呼吸，目光尽可能地探向每一个角落，他们期待着从那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