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纪(晋)袁宏-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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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上述方法处理得当，可以开拓编年史体的容量，使作者认为足以为法式的言行，更为集中地表达出来，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然而用之过度，则亦往往造成体例的不纯，连缀而出的名人小传，使编年史的特点为之减色。而袁宏喜欢品题人物，这种夸夸其谈的名士作风，也使他所推崇的人物偶象化、概念化，常由此导致写作的失败。于是，“类书”的成功也就与失败相伴随，既矛盾而又不可分割地反映在他的后汉纪中。
其次，袁纪详略有体，重点突出。他分别以八卷和六卷的篇幅叙述了东汉始建国和汉末纷乱的历史。两个时期各有众多的人物登场，事件也千头万绪，错杂纷纭。而袁宏宛如一个杰出的导演，把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事件安排得井井有条，真正做到事繁而不乱，文约而不漏，其驾驭史料的能力令人惊叹。其中关于赤壁之战的描述，主要通过周瑜、诸葛亮、孙权三人的慷慨陈辞，展现了三位政治家的非凡胆略和远见卓识，最终以“ 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一句收尾，文字洗练，语言生动，寓大战胜负于谈笑纵论之中，袁宏的文才于此得到高度的发挥。它为司马光写赤壁之战，提供了良好的先例。
这二部分是袁纪的精华所在，也是最堪补正范书不足之所在。
再则，袁纪很注重论赞，全书之论共计五十五条（包括所引华峤论四条），最长的达一千零三十四字，最短的四十一字，一般都在三百字上下，共计约一万七千字左右，占全书篇幅的十二分之一，为历来史书所仅见。
固然，袁宏之论以名教观为核心，多迂腐陈旧之说，是魏晋士族腐朽世界观的一个缩影。刘知几批评他 “务饰玄言，玉卮无当”，可谓一针见血！与荀悦尚能从经济方面探求动乱之由，还知道重民务实相比较，他的名教观可以说毫不足取。
但是，凡事不可一概而论，撇开其名教观，其中也间有佳篇。
如袁宏纪卷二十二论风俗变迁，上下纵贯近千年，笔势放纵，较客观地反映了从春秋至汉末之风俗变迁的概貌。被后人推崇的范晔党锢列传序，其中两汉风俗部分，实取资于袁纪。
另外，如他肯定学术分歧，自古已然，天下之事，不必相袭，主张诸子百家，各存其说，不必强求整齐划一，并提出“道明其本，儒言其用”的观点，也非一般俗儒所能言及。又如他指斥谶纬之虚妄，还借用贾谊之言，主张礼制非天之所设，乃人之所为，不修则坏，损益宜随时，其强调人为的作用和顺应时代而改革的看法，无疑是可取的。同时他又主张神道设教，在非人力所能解难释疑的时候，当借助鬼神的力量来应变适会。他说：“神实聪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可见，袁宏并不把神看作是一种值得敬畏而不可捉摸的东西，他更强调人的作用，把神道作为人道的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比起迷恋天人感应及图纬谶记的神学家来，袁宏更少一些迷信色彩，更多一点实用主义。
不难看出，袁宏后汉纪是一部可与荀悦汉纪相匹敌的编年体断代史代表作，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四
袁宏后汉纪的流传几经波折，不绝一□，迄今尚无善本。
早在宋代，后汉纪的刻本已“衍文助语，乱布错置，往往不可句读”。祥符中之钱唐刻本和绍兴中之浙东刻本，今已不可得见。至明初，袁纪“尤所希觏”，以至成弘年间吕楠校刻荀悦汉纪时，竟未能刻及后汉纪。幸赖嘉靖黄姬水刊本和万历南京国子监本，才能使我们得以看到后汉纪的基本原貌。然而二刻脱讹滋甚，令人遗憾。
清康熙年间襄平蒋国祚、蒋国祥兄弟取黄本与南监本互校，复采范书及章怀诸注为证，祥加考校，宁阙勿妄，号称近代精本，不愧为袁纪功臣。而陈璞言其“ 校改黄本，亦十不及五，且有误改”，也确系事实。故陈璞于清末取陈澧、果亲王所校之黄本与蒋本对校，复用东观汉记、魏志裴注、范书章怀注、续汉志刘昭注、通鉴考异诸书校正之，遂刻之于广东学海堂。惜其未见南监本，且识见不高，所获亦甚少。此外尚有龙溪精舍刻本，乃依蒋氏本，而略加校改而成；四部丛刊本则影印明本，实黄本之滥觞，从广流布，而与校勘无补。
鉴于上述情况，以康熙蒋氏本兼取黄本、南监本之长，校刻较为审慎，故取其为工作底本。又以北京图书馆所藏之经果亲王、陈澧批校的黄本、明冯班批校的南监本与之重校一过，兼取学海堂本、龙溪精舍本、四部丛刊本之长，尽己所能以恢复后汉纪之本来面目。
在已故导师陈直先生的关怀下，此项工作自一九七九年初始，三易其稿，至今已四年有余。虽兢兢业业，不敢少辍，然而学既不广，识见亦浅，率尔操觚，疏谬之处，实所难免。每念及此，不禁汗颜。今以此稿奉献读者，实为抛砖引玉，力促后汉纪这一优秀史作能引起史界的重视，使之重放异彩。校注不到之处，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最后必须一谈的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一直得到西北大学历史系师友的关怀和帮助。其中张岂之、林剑鸣、戴南海、杨绳信诸先生从业务上多有指教，而游钦赐、张天杰诸先生又在工作上给予照顾。此外，北京图书馆的李致忠、薛殿玺二同志及善本书室工作人员，在图书借阅上提供了不少方便。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张荣芳同志在百忙中，代为抄录了陈澧东塾遗稿中读后汉纪全文。天津古籍出版社的王沛霖同志在通阅全稿时，又多有指正。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周天游一九八三年五月于西安
凡 例
一、本书的校勘，以清康熙蒋国祚、蒋国祥兄弟刊本为工作底本，用果亲王、陈澧手校的明嘉靖黄姬水本、冯班手校的明万历南京国子监本、清光绪广东学海堂本、龙溪精舍丛书覆校蒋氏本、四部丛刊影明本与之相较。迷信古书，不敢轻改一字，其蔽失之陋；遇所不解，奋笔随意改窜，其蔽失之妄。故整理古籍一要慎重细致，二要当改则改。为了使当校改者尽量得到校改，而即使出现纰漏，也使读者有纠正的可能，特作如下处理：凡底本不误，他本讹误者，一律不出注；其文字有重要不同，且具参考价值者，则出注。凡可直接改正者，迳改之，并于注中说明；疑而不能决者，亦于注中提出倾向性意见。凡属误文、衍文当删者，括以圆括弧；凡已改正之正文和应补入之脱文，括以方括弧。
二、现存后汉纪诸本多有讹脱，故本书除版本互校外，又用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东观汉记、七家后汉书诸书，比较异同，以资校助。
三、本书前人已做过不少校勘工作，如陈澧东塾遗稿之读后汉纪、蒋国祚两汉纪字句异同考、陈璞两汉纪校记、纽永建两汉纪校释，以及果亲王、陈澧、冯班的眉批，本书不同程度地吸取了他们的成果，并于注中一一标明所出。
四、除文字校勘外，本书注释着重于史实的考订，并尽量吸收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为研究东汉史的读者提供方便。
五、仿资治通鉴点校本之例，于诸年号下括注干支和公历，以便检查。
六、本书辑得佚文七条，除附录于书末外，且分别列入相应卷之注中，予以说明。对其一、二条有疑义者，亦考辩之。
七、有关袁宏生平及着述的记载或评论，均不多见，是研究袁宏及其史学思想的宝贵资料。现尽力网罗，分别归入袁宏传及其轶事、历代着录及杂论、叙跋诸目下，附之书末。
八、为读者阅读方便，书后还编附引用书目。
原 序
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缀会汉纪〔一〕、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忱书、〔二〕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叙，错谬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椋溲院耗┲虏钕辏矢刺蕉嬷！�
〔一〕 四库提要以为此“汉纪”， “盖指荀悦之书涉及东汉初事者”，甚谬。按此“汉纪 ”，实乃“汉记”之误，即东观汉记也。袁纪卷首虽接续荀纪言西汉末史事，而行文绝无相袭之处，一阅即可知。而东观汉记乃诸家后汉书之本源，袁纪亦不例外。古者纪、记多混用，不可随文附会。
〔二〕 “谢忱”乃“谢沈”之误。晋书本传、北堂书钞卷五七引何法盛晋中兴书俱作“谢沈”，隋志及新旧唐志亦然。
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一〕，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也，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阙。古者方今不同，其流亦异，言行趣舍，各以类书。故观其名迹，想见其人。丘明所以斟酌抑扬，寄其高怀，末吏区区注疏而已〔二〕。其所称美，止于事义；疏外之意，殁而不传，其遗风余趣蔑如也。今之史书，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载之外，所诬者多，所以怅怏踌躇，操笔悢然者也。
〔一〕 史记有八书，此作“十书” ，乃袁宏为行文方便，约略言之。
〔二〕 陈澧曰：“末吏者，谓末世史官也。注疏者，条记其事也。”
后汉纪校注
后汉光武皇帝纪卷第一 袁宏
孝景帝生长沙定王发。武帝世，诸侯得分封子弟〔一〕，以泠道县舂陵封发中子买，为舂陵节侯。买生郁林太守外，外生钜鹿都尉回，回生南顿令钦，钦生光武皇帝。元帝时，节侯之孙孝侯以南方卑湿〔二〕，请徙南阳。于是以蔡阳白水乡为舂陵侯封邑，而与从昆弟钜鹿君及宗亲俱徙焉。湖阳人樊重女曰归都〔三〕，自为童儿，不正容不出于房。南顿君聘焉，生齐武王縯、鲁哀王仲、世祖、〔湖阳〕、新野、宁平公主〔四〕。
〔一〕 汉书主文偃传曰：“偃说上曰：‘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彊，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其销弱矣。’于是上从其计。”
〔二〕 按：范晔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曰（以下简称范书）：“熊渠卒，子考侯仁嗣。”文选卷四南都赋李善注曰：“东观汉记曰：‘舂陵节侯，长沙定王中子买。节侯生戴侯，戴侯生考侯。考侯仁以为舂陵地势下湿，难以久处，上书愿徙南阳，守坟墓。元帝许之，于是北徙。’考或作孝，非也。”范书祉传李贤注引东观记亦作“考侯”。清人编四库全书，改东观汉记原辑文“孝侯”为“考侯”，即以范书和李善注为据。殊不知汉书王子侯表明载：“元康元 年，孝侯仁嗣。”东观记之光武帝纪，乃班固主持撰写，自不当与汉书相抵牾。且范书安城孝侯赐传、艺文类聚（以下简称类聚）卷十二引东观记均作“
孝侯”。孝、考形近易讹，恐当以孝侯为是。袁纪此文亦可谓有力佐证。
〔三〕 范书北海靖王兴传作“娴都 ”。
〔四〕 范书北海靖王兴传曰：“生三男三女：长男伯升，次仲，次光武；长女黄，次元，次伯姬。”又曰：“建武二年，封黄为湖阳长公主，伯姬为宁平长公主。元与仲俱殁于小长安，追爵元为新野长公主。十五年，追谥仲为鲁哀王。”据此则袁纪脱“ 湖阳”二字，故补之。
世祖讳秀，字文叔。初，南顿君为济阳令而世祖生，夜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筮之，曰：“贵不可言！”是岁，嘉禾生，县界大熟，因名曰秀。为人隆准，日角，大口，美须眉，长七尺三寸。乐施爱人，勤于稼穑。尝之长安，受尚书，大义略举〔一〕。兄縯，字伯升，慷慨有大节。王莽篡汉，刘氏抑废，常有兴复之志，不事产业，倾身以结豪杰，豪杰以此归之。
〔一〕 东观记光武帝纪曰：“年九岁，而南顿君卒。随其叔父在萧，入小学。后至长安，受尚书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