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__下-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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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8％不等），届时中国将恢复历史上长期占据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地位（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或者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以今天的人民币汇率计算），人均GDP也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0％，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

　　如果这一预测成真，那将意味着中国经济实现了一个长达40年的高速增长周期，这在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

　　但是，2020年之后又会怎样？

　　一个习惯了高速经济增长的社会能否适应低增长的新环境？已经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有的国家能在经济停滞乃至负增长的情况下平安无事，比如最近十年的日本；也有的国家，经济危机———街头骚乱———政局动荡———国民财富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缩水，似乎已经成了走不出的循环。最近一个例子是1998年—1999年的印度尼西亚，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印尼经历了长达30年的增长，但是1997年下半年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顷刻之间让印尼陷入崩溃。1998年，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印尼的人均GDP也比上年下降了近20％，而针对华人的街头暴力更成为全世界华人挥不去的梦魇。

　　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些非经济的问题，我们也要面对人口结构变动的严峻现实。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的研究，本世纪中叶之前的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第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2006年进入稳定期，而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大幅度减少；第三，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为14。39亿，随后绝对减少。（见图2）

　　按照这个研究结果，2008年，中国劳动人口的比重达到68％的峰值，随后逐年下降，2038年，当生育高峰末期出生的关先生年满60岁时，中国的劳动人口和非劳动人口的比例将是57∶43，此后这个比例还将缩小，到2050年时已经接近1∶1。

　　食之者日众，生之者渐寡，在这样一个劳动力结构下，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不能高于劳动人口的减少速度，那么整体国民福利的下降将不可避免。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基础一是人力资本的积累，二是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基础。

　　问题在于，在目前这种增长模式下，如何能够预期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2004年，有一组数据被广泛引用：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但消费的石油占全球7％、电力占13％、原煤占30％、钢材占27％、铝材占25％、水泥占40％。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法将中国的GDP总额提高三倍，上述指标中的大半也远远高于GDP所占的比例。

　　和通常的印象恰恰相反，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资源很不丰富的国家（见图3），但这样一个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居然选择了一种高投入（资源、资本、土地、劳动力）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模式。

　　实际上，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已经受到了中国高级领导层前所未有的重视。1995年9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写道：“改变中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经营粗放、浪费严重、效益不高的关键，是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一次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要比“两个转变”更为丰富，这是党执政50多年来在国家发展观上的历史性突破。

　　2004年，以绿色GDP替代传统GDP统计的呼声渐起，山西等地已经开始计算绿色GDP，而打破GDP崇拜的文章也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之上。

　　但是，总体而言，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半个世纪的粗放增长模式有着强大的惯性，滋生粗放增长模式的制度基础仍未被根本性的触动，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现形式仍在艰难探索之中。

　　2020年，谢先生58岁，程先生48岁，关先生42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育高峰时期出生、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经济起飞和加速的这一代人或者即将退休，或者人到中年，而那个时候的中国经济将是什么面貌？这给人以巨大的想象空间。我想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繁荣富强，希望自己的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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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传统文化思潮激起波澜　
　



　　2004…12…30　16：12：53　　来源：南方周末　　

　　□朱学勤

　　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乐观其成。但对可能出现的逻辑矛盾，如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确实不容易警觉，多说几句，也许能相互提醒？

　　一

　　岁末天寒，回顾这一年思想文化事件，可圈可点处不少，能说能论者不多。笔者拟集中论述这一年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事件。

　　先说事件和趋势。

　　1。蒋庆读经与龙场会讲蒋庆本为深圳行政学院教师，2001年提前退休，于贵阳龙场王阳明悟道之处建阳明精舍，讲习儒学。7月10日至17日，蒋庆邀请盛洪、康晓光等文化保守主义人士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阳明精舍。

　　2。“公祭”孔子孔子诞辰2555年，作为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的核心内容，祭孔大典首次由民间活动转为官方主导，即所谓“公祭”。9月28日，曲阜市市长颂读祭文，献花篮，之后孔、孟、颜、曾后人及教师、海外华人、境外人士等代表团分别向孔子敬献花篮，拜祭“万世师表”。此前曲阜祭孔，都由民间承办，当地政府介入，则为建国后第一次。此举由新华社报道后，立刻引来舆论不安与尖锐批评。

　　3。北京文化峰会及甲申文化宣言9月3日至5日，以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五位的名义发起，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共有72位名流参加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闭幕会上通过和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他们的“文化主张”。目前可见的批评，可能以袁伟时先生最为尖锐。他针对此事撰文指陈：要创造中国文化新的辉煌，传承固有的优秀文化成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尊重知识的环境，让具有原创力的当代优秀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能够脱颖而出，这才是中国文化惟一的出路。

　　4。读经论辨另据报道，民间悄然兴起读“经”

　　之风，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有五百万个家庭、六十多个城市少年儿童加入诵读儒家经典行列。蒋庆则主持编辑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系统地提出以背诵为主的教学方法。旅美华人学者薛涌发表文章，激烈批评上述现象，题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似乎正在开始”。7月22日，《南方周末》刊出薛涌、朱国华、秋风和刘海波的四篇文章，讨论蔓延到网络论坛，反对者众，支持者也并不微弱。

　　5。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原来被认为可能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比如刘海波、秋风、王怡、范亚峰，明确支持儿童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包括儒家经典。他们的学理依据与蒋庆及北京文化峰会不同，并不是来自儒家圣贤，而是来自哈耶克和苏格兰道德哲学，一种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宪政主义框架。在他们看来，建立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法学界也出现一批学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持同情的理解：夏勇从民本思想发展出民权思想，武树臣从中国司法传统中发掘判例法（普通法）传统，杜钢建提出儒家宪政主义，萧瀚提出科举宪政主义，并主张恢复繁体字。

　　二

　　蒋庆读经非今日始。但今年能闹出这样大的动静，则恐非蒋庆一人能料及。1994年我去深圳开会结识这位朋友，那时他已经开始穿中式大褂。十年来他行装不改，主旨不变，应该得到众人尊重。我以为，民间活动不涉国有资产流失，确实应取“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态度，无论是《易经》、《圣经》，或是《可兰经》，都可以读。即使那批中青年朋友要从儒家、老子那里寻找传统资源，我也不反对，尽管也有保留。但所有这些文化保守主义取向，是否也应有两条共识：对内不能强制，倘若只可背诵，不许质疑，则确实与现代蒙昧无异；对外则不能借行政力量以壮威，像曲阜地方政府所为，引起不必要的历史记忆，理应批评，甚至谴责。若以这两条共识衡量，蒋庆关于读经只能背诵不可质疑的说法，确实过火；但他的对外原则却处理得较好，远走贵州龙场，可谓洁身自好；群贤毕至的北京峰会则反而不如这位“文化个体户”，无论是聚会场所，还是发表宣言的地方，取舍之间欠思量，出处辞让乃儒者大节，似不应那么随便。

　　就内容而言，蒋庆的政治儒学和《甲申文化宣言》如出一辙。只是前者不绕圈子，坦白直露；后者要多说几个“但是”，在“但是”后面做文章。那些说法作为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反弹，也不是不可理解。就历史后果而言，“五四”扭转此前五十年的历史走向，导引此后几代知识分子“以俄为师”，作为知识分子的内在反省，不能不从五四始。就文化本身而言，“五四”使中华民族的注意力从具体的政体改制转向文化改造。

　　二十世纪发生过三次文化论战，复古派与西化派争得你死我活，却是同一个“文化决定论”的两极震荡，都把中国的存亡兴废归结为文化问题，除了转移社会政治层面的注意力，在思想学术层面，也乏善可陈，没有积累下多少积极成果。今日中国已经没有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外部危机，改革25年曲折经历也历历可数，阻碍中国进步者，不是“外部影响”，也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吾土吾民每日每时就在眼皮子底下发生着的非文化问题。在这种时候，可以“研究”文化，也可以“比较”文化，但最好不要强调文化，更不要把所谓的“文化误区”再一次归结为外部影响。倘如是，就不是反拨“五四”之失误了，而是重蹈“五四”之误区。

　　中国人文学者好谈文化、侈谈文化，在世界历史上大概只有另外两个民族可以“比较研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法国。十八世纪德国初起，在文化上有后起民族之自卑，于是发明出“文化”优于“文明”的概念，证明“日尔曼文化”比“法兰西文明”高级。内里却反映出德国知识界的卑琐，以致马克思反讽自己的祖国，是“头足倒置”，“只敢在头脑中完成邻国在政治上完成的变革”。法国自十八世纪末叶衰落，从此也以“文化”自慰，对外夸大自己的“文化优越”，只是二等国不甘人后却又不思进取的怨妇心态；知识界对内高唱“文化革命”，则反衬出这个阶层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失败与无奈。

　　三

　　在这场文化复古主义流变中，比蒋庆值得评论的个案是杨振宁先生，并不是因为后者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而是因为他参与此次“文化热”爆出了猛料，以及前后文化立场出现了逻辑矛盾。杨先生是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的，并发起签署了《甲申文化宣言》。谁也没有料到，不出一个月，杨先生在同一个地方发表题为“《易经》和中国文化”的讲演，直捣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杨先生初衷，显然是在追索学术史上人人皆知的“李约瑟问题”，却落入五四以来的文化决定论：此前的西化论者仅仅把民族病弱的责任推及到孔孟之道，而他走得更远，把这一责任推到更为遥远的《易经》。对这一类思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先生发表不同看法，平实而中肯，值得转录于下：

　　问题不是出在中国人的思维、文化上，而是出在后来具体时代的社会政治原因。通常看法认为，欧洲人继承了希腊文化、而中国人则此前没有产生希腊文化，故而欧洲产生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