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0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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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回到叶圣陶先生的题词。《倾盖集》的出版，当时很是引人瞩目，除了诗作质量上乘外，还因为那可能是“文革”浩劫后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旧体诗词集。所以叶圣陶的题词，显示出抑制不住的喜悦，有“上娱无过今晨”语，盛赞九诗人之作，称为“一丛珍”。该书选孙先生诗词五十余首，题为《瓠落斋诗词钞》。孙先生一生爱诗，所作甚多。我在运城时，曾于孙先生处抄得叶圣陶先生《题孙功炎（瓠落斋诗词稿）》一诗，系1973年2月作。可知在旧体诗词绝对不可能出版的年代，孙先生还是将其所作编为一集，等待出版之机，并寄叶圣陶先生一阅。加上其后二十多年的诗作，《瓠落斋诗词稿》的数量自然更多。可惜孙先生诗词集也至今未得出版，前听说有人拿去联系出版，后终无消息，诗稿不知今落于何处。叶圣陶先生的题诗，不但叙了与孙先生的交谊和对孙先生才华的称赏，还谈了诗词备受污蔑和压制时期对诗词的看法。不能印于《瓠落斋诗词稿》前，那就顺便抄于此，算是对两位先生的一点纪念：
近岁稷山书问频，缮示丛稿意殷勤。非徒疏释承旧闻，声音训诂时出新。复注白石道人诗，夙好俾我获重温。更贻吴中园林图，其景宛我自幼亲。忽复贶一幅，工笔为写真。展观举家欢，共谓得其神。继乃见寄瓠落之斋诗词稿，次第编年三十春。入蜀旋还乡，京华复汾滨。行旅登览怀古昔，访叙酬答论艺文。画成惬心留题咏，兴到抽毫赏贞珉。讽吟终卷一叹息，我亦弱冠弄翰人。颇愧浅尝功力薄，风雅文采不如君。不如君，聊复陈。君作我作皆旧格，宜信无裨作新民。无裨新民又何妨，不贤识小古有云。以自怡悦亦致佳，譬如岭上之白云。
周作人和李大钊以及李大钊全集的出版
■ 散 木
烈士李大钊的遗著，如今已有《李大钊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全四册）问世了。
烈士李大钊遗著的出版，曾与周作人有过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因人废言”，后来几乎所有提及李大钊的书刊，都绝口不提周作人，比如曾由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建议、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组织编写、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在说及李大钊身后其文稿的整理和出版时，说：“原先，是想把这一部文稿出版的，但辗转地送到上海，在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制度下，终于未能印行。直到1939年，才出版了一本《守常全集》，鲁迅先生为该书写过序言，但该书立即被当局禁止，已印成的也全部没收。”这里，所有参与者只留下了搜集者和整理者李乐光和写序者鲁迅的名字。
一
1927年李大钊牺牲后，身后萧条，当时《晨报》报道说：李死后，“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目下。李之乐亭原籍，家业毫无。生前唯知努力学问，不事生产，平素又极俭朴，故境状萧条”云云，于是当时的急务是死者的安葬，幸有北大同事梁漱溟、蒋梦麟等和友人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等出手相援，大家集资置办了棺木，才将烈士遗体装殓入棺，由下斜街长椿寺移厝至妙光阁浙寺内停放。后来李家生活困顿，只好以出售李大钊的遗书度日，那时北大同人也为之设法，如蒋梦麟校长提议由大家来集资，买下这批书籍，然后寄赠于北大图书馆，也好作为一种纪念。当时周作人为此曾写信给胡适，征询他的意见。此后李大钊的遗书先后陆续流出，从1932年至1939年不止一次的售书，几乎都是由周作人代劳的，如《九通》，是售给先烈曾任过教的女师大的，其所剩的书籍后来存在孔德学校书库（解放后先后转赠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唐山烈士陵园），据方行《先烈李大钊遗著编录经过》一文，田家英就曾收得其早年的手迹一册，不过我从田家英女婿陈烈编著的《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中寻查，却没有这本手迹的记录，想来是另有归宿了。
到了1933年，也就是李大钊殉难六周年之际，李大钊遗孀赵纫兰携子女从故乡返回北平，她的心病是丈夫尚未人士，靠自己又无法了却这个心愿，于是只好求见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适、蒋梦麟、沈尹默、周作人等，求他们请求北大代为办理安葬事宜，时任校长的蒋梦麟慨然允诺，李大钊的两个女儿李星华和李炎华为此也拜访了周作人。4月15日，社会各界为李大钊进行的公葬募捐活动开始，按当时的葬礼仪式，可分为三种：国葬、公葬和民葬，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对李大钊的葬事当然谈不到给予“国葬”，民葬，李家又无力承担，只得公葬（又分为厚葬和贫葬两种），李大钊生前友好和北大的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这发起人的13人中，有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当时他们每人捐了20元。22日，社会各界在北平宣外下斜街浙寺举行公祭，周作人也参加了公祭，并给李宅送去了一个花圈，以及10元的奠仪。随后，李大钊被安葬在万安公墓，那是蒋梦麟校长出面购置的墓地（并为烈土的夫人预购了穴地），墓碑则是刘半农撰写的，周作人又为此捐款20元。
就在李大钊下葬的同时，为其整理和出版遗著的活动也开始进行了，不过，其中的情由很长时间以来并不被人们所知。1962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周作人（署名“难明”）的一篇短文《关于（守常全集）的一点旧闻》，那是周作人读了晦庵的《书话》，觉得其中叙及李大钊遗著《守常全集》的第一册的出版时没有讲到编辑的过程，他遂以知情人的身份对之做了一点补叙，因为那是很少人知晓的，算来也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
二
李大钊的文字，在国民党“清党”之后几乎是全部被封查的，只是在北方的北平，由于国民党嫡系力量鞭长莫及，才先由刘半农编辑和出版的《初期白话诗稿》中收入了作为第一篇的烈士遗作《山中即景》，后来刘半农病逝，胡适写的挽联说：“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日同伙又少一个；拚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当中无人不念半农。”当年《新青年》阵营中，李、陈、刘等等，都是影响整个中国的思想巨子，然而此时却萧瑟了许多。至于《守常全集》，周作人说：“这集子是守常先生的侄子李白余所收集的，他本名李兆瑞，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守常先生死难以后，他立意搜编遗稿，在各图书馆勤苦抄录。等得编好了的时候，北京方面已是蒋介石的特务密布，个人行动有点不大自由了，李白余计划逃出华北，乃将抄好的文集四卷原稿一大包，交来托我代为保存，他自己就从此不见了。到了解放之后，这才重复出现，那时已经改名李乐光。可惜他已于好几年前去世了。”
其实，当年的李乐光（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后在抗日战争初由周恩来保释出狱，遂赴延安，再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等）实际上是被国民党逮捕了，于是他的岳母赵老太太和女儿赵纫兰（即李大钊夫人）匆忙将其所搜集到的李大钊的文稿交给李星华，李星华又将之寄存在处境较好且比较安全的周作人处。至于李乐光编书的情况，后来李星华的丈夫贾芝回忆说：“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他在清华大学的地窖做编辑工作，后来几易其地，曾在一个医生家里工作，随后又在岳母赵老太太的掩护下继续编这部宣传共产主义的书。赵老太太把一包文稿埋在几株向日葵下。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时，她把文稿从向日葵底下取出来；乐光同志坐下来摊一桌子稿子，继续抄、编；工作完毕又把稿子收起来交给老太太去埋在向日葵下，夜夜如此。”（《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此后李大钊下葬之时，李夫人又想起这档子事，遂委托周作人出面，寻找出版社出版李的遗著（不久之后李夫人遂病逝，终未能亲见这部书稿的问世），周作人当时联系的是上海的群众图书公司，具体接洽的，则是出版家和报人的曹聚仁先生。
几乎是在北平公祭完李大钊之后，曹来信表示愿意出版这套《守常全集》，周作人很快便把消息告诉李大钊的遗属，并嘱咐他们先抄一份目录寄给上海。对于上海方面，周则表示将很快审阅一遍全书文稿，写一篇短序，并请烈士生前好友撰写题记，“此外胡适之、蔡孑民、陶孟和诸人想亦可作文，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则至少必可题字也”，他还打算让陈独秀、章士钊等也写点文字。当然，也少不了鲁迅，只是当时周氏兄弟已经互为参商，不再往来，不过在周作人的头脑中，这套《守常全集》一定也会留下鲁迅的文字，于是他和曹聚仁商量，关于作序者的约请，北方由周作人负责，南方则由曹聚仁接洽。
1933年5月29日，鲁迅如约写下了《守常全集》的《题记》，文章中他追述了与李大钊的交往，抨击了杀害烈士的敌人的残暴，至于这套《守常全集》的出版，他说：“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后来这篇文章收入进《南腔北调集》时，鲁迅还加写了一段附记，说明写序和此书终于未能出版的经过。
相似性毁灭
■ 刘 宏
《春去秋来》故事梗概：两个和尚在深山里静修，一个女人的到来打破了宁静；她与小和尚如胶似漆，吸引他离开庙宇回到尘世。数年过去，因女人的外遇而杀了人的小和尚，背着当年带走的一尊佛像回到庙宇。警察很快追来带走了他。老和尚见证了这些事情，但无论是从前，还是后来，他都对此无能为力。
《撒玛利亚女孩》故事梗概：中学生金英和艺珍希望通过卖身攒钱去欧洲旅行，她们分工合作，金英和男人上床，而艺珍负责联络。被警察发现后金英跳楼身亡。艺珍独自重复金英的行为，和从前那些男人上床，并将钱还给他们。艺珍父亲偶然发现女儿的行为，非常愤怒，跟踪男人们，阻止、指责他们的行为，还动手打死其中一个男人。在招来警察之前，他带艺珍去为母亲扫墓，要她“忘记不快的事情”。
相似的人总是在一起，他们会因相似的生活方式在一起，也会因同一个问题很快地分道扬镳。金基德一次又一次用“性”的问题来拷问他的人物，测试所有经过他镜头的人，仿佛是必经之路上横亘着的斯芬克斯。对于金基德的人物来说，“性”一向是个凶险的问题。在《撒玛利亚女孩》和《春去秋来》中，两个女孩与两个和尚开始起程，那时候这两个组合都有自己的目标，两个女孩正在卖身攒钱，要攒足机票去欧洲旅行；两个和尚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静修，希望获得抵抗俗世生活的坚定信念。
对于《撒玛利亚女孩》和《春去秋来》里的人们来说，“外面”是一种模糊而且并不见得愉快的存在，显然金基德不曾对“外面”给出任何定义。两个女孩没有来得及抵达所向往的欧洲，她们在赚钱的路上就永远的失散了；老和尚眼睁睁地看着小和尚跟着女人离开。他们都肯为“外面”花费巨大代价，虽然代价并非他们最初所能够预料。外面世界似乎已经作为一个和他们的生活遥遥相对的、更加坚实，但充满风险的存在。
在《撒玛利亚女孩》里，交代清楚两个女孩开始那种经历的缘由之后，故事的叙述就转向她们的经历。这样语焉不详或许是金基德的圈套，或许就是在此时此刻表明：这个向往中的旅行计划不过是一个模糊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就已经消失了。“欧洲”对于两个女孩来说仅仅意味着一个并不清晰的时尚符号。故事里只是通过她们计算金钱累加的速度，透露出她们离这个目标有多么的遥远。金英死的时候，她们刚刚积攒够一个人的机票。这些被艺珍小心排列、小心收藏的纸币，并没有把她们引到一个不同于她们所在地方的真正的欧洲，因而也没有任何意义。她们对这些纸币的拥有都将成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