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0期-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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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出版与作为意识形态象征的爱因斯坦．．．．．．．．刘 兵
［文化思考］
近代县制问题的历史思考．．．．．．．．．．．．．．．．．．．．．．．．魏光奇
为什么要深度农村调查．．．．．．．．．．．．．．．．．．．．．．．．．贺雪峰
撩开面纱看乡村建设中的政府作为．．．．．．．．．．．．．．．．．．．．肖唐镖
萧伯纳的吊诡．．．．．．．．．．．．．．．．．．．．．．．．．．．．．王纪潮
面对“美丽新世界”．．．．．．．．．．．．．．．．．．．．．．．．．．止 庵
［学术评论］
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陈平原
一部有损《辞海》清誉的大型工具书．．．．．．．．．．．．．．．．．．．程志兵
李健吾《咀华二集》出版时间质疑．．．．．．．．．．．．．．．．．．．．汪成法
［法政论坛］
司法国．立法国．总体国家与宪法的守护者．．．．．．．．．．．．．．．．黄 湘
［东亚视野］
小泉纯一郎当选背后的日本政治脉络．．．．．．．．．．．．．．．．［日］静田民
三岛由纪夫美学观的形成和变异．．．．．．．．．．．．．．．．．．．．．许金龙
［讲演录］
关注处于深刻变化中的医学．．．．．．．．．．．．．．．．．．．．．．．杜治政
书是我一生最大的财产．．．．．．．．．．．．．．．．．．．．．．．．．胡绩伟
［书人书事］
大学者的大学问．．．．．．．．．．．．．．．．．．．．．．．．．．．．王 路
叶圣陶与孙玄常的交谊．．．．．．．．．．．．．．．．．．．．．．．．．马斗全
周作人和李大钊以及李大钊全集的出版．．．．．．．．．．．．．．．．．．散 木
［影像阅读］
相似性毁灭．．．．．．．．．．．．．．．．．．．．．．．．．．．．．．刘 宏
［读书时空］
镀金时代的人世百图．．．．．．．．．．．．．．．．．．．．．．．．．．李文俊
“忧天下 探世变”的巨著．．．．．．．．．．．．．．．．．．．．．．．雷 颐
世纪回眸说译事 百年巨变话沧桑．．．．．．．．．．．．．．．．．．．．吕 俊
回望“抒情年代”．．．．．．．．．．．．．．．．．．．．．．．．．．．吴小龙
轻扣昔日少年心扉 触摸沉重历史一页．．．．．．．．．．．．．．．．．．孙家洲
终于读到了赵清阁传．．．．．．．．．．．．．．．．．．．．．．．．．．陈学勇
文心史笔 古锦新裁．．．．．．．．．．．．．．．．．．．．．．．．．．刘梦芙
爱因斯坦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其思想学说的传播，包括科学理论和科学之外的哲学、社会、政治言论的传播，直接影响到他在公众中的形象。但是，在中国，这样的传播过程，又不仅仅是将其思想学说简单地转达给公众的过程，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诸多复杂的因素。从对这些因素出现和存在的历史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一个影响巨大的科学家，其形象也往往是与意识形态象征不可分割的。
在中国，就公众对于爱因斯坦其人其学说的了解来说，除了在“文革”的特定时期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之外，最直接、最有影响的事件，恐怕莫过于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出版。本文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阅读一些相关材料，并对当事人进行访谈，通过对相关背景、《爱因斯坦文集》编译出版的曲折过程、对爱因斯坦之评价的相应变化等的历史梳理，试图发现不同时期建构在爱因斯坦身上的意识形态象征及其变化。
一、简要的相关背景
其实，中国人接触到爱因斯坦还是很早的。如果仅就相对论在中国被介绍、谈论来说，根据有关历史研究，可以追溯到1917年许崇清等人的工作。后来，像任鸿隽等科学家也曾在《科学》等杂志上介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就已有三个杂志出版了“相对论专号”。而爱因斯坦在1922年出访日本讲学时，两次路过中国上海，其间也在中国引起了人们对其相对论的关注，爱因斯坦本人也对当时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表现出了深切的同情。不过，当时中国人对爱因斯坦的兴趣，主要还是集中在其科学理论，特别是相对论上面。从全面地理解爱因斯坦其人来说，1937年《我的世界观》中译本出版，才真正使中国人开始接触到爱因斯坦的社会政治思想。不过，此书的出版在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抗战的因素）并未引起很大反响。不过，一个值得提及的人，就是当时还没有进入大学的许良英。根据他的回忆，当时他非常认真也非常吃力地阅读了这本书，并因此感受到了来自爱因斯坦的深刻影响。（据刘兵对许良英先生的访谈，2005年7月18号下午，中关村812楼704许良英先生家中。下文多处引自该访谈的地方不再一一注出）此事也可以看作是该书中译本出版的一种直接意义，因为，我们可以设想，倘若没有这本书的影响，后来许良英先生恐怕也有可能不会成为本文所要讨论的《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译者。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同历史阶段官方对于科学、科学家的看法和评价的变化，特别是在一种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就研究爱因斯坦的形象的确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背景。除了涉及到社会政治人生等问题之外，这里专门提到哲学，也是因为长久以来，哲学在中国的意识形态结构中，一直占据了非常特殊的地位。
要想全面地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官方评价系统中对西方科学和科学家的看法的变化，那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任务。因此，在此有限篇幅中，我们仅以《人民日报》上几个代表性的事例，来说明这种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科学及科学传播中的意识形态化就已经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例如，1952年，龚育之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对中国科学院编印的综合性科学刊物《科学通报》提出批评，其中提到：“‘科学通报’强调了它介绍国外科学的任务。它介绍了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的科学状况。当然，这是完全可以的。只是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立场，绝不能跟在资产阶级后面，替他们作反动的政治宣传。可惜，‘科学通报’在这一方面却常犯错误。”并建议“中国科学院加强对‘科学通报’的领导，使‘科学通报’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性、思想性的科学刊物。”（龚育之：《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评“科学通报”第二卷》，《人民日报》1952年1月10日第3版）紧接着，《科学通报》的编者便迅速做出检查，并将检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检查者甚至在原来被批评的内容之外，新“发现”了其他的严重问题，如：“对于爱因斯坦的唯心主义思想，我们所怀抱的糊涂的认识。”这是指《科学通报》在登载了卡尔波夫的一篇批判爱因斯坦“这位‘大物理学家，但也是很小的哲学家’的文章中，对于以物质与能可以互相转变为例来揭发爱因斯坦的唯心主义观点时”，妄作聪明地加了一个“注脚”，说“‘物质与能可以互相转变’是有实验根据的，并非唯心主义的论调，这里译文无误，是原文不妥之处”，因而，“便十足地表明了我们是袒护爱因斯坦的糊涂的唯心论者。”（《“科学通报”编者的自我检讨》，《人民日报》1952年1月25日第3版）实际上，这与当时国内受到苏联对包括相对论在内的各种“资产阶级科学理论”的批判的影响有关。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写信给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指出科学院出版物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必须纠正。在如此压力下，科学院院长和副院长感到惶恐不安，结果就把学物理的地下党员许良英从杭州调来把关。
但是，尽管有来自苏联的意识形态化的对科学批判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仍以《人民日报》为例，对爱因斯坦的评价也有一些正面的声音。例如，在1955年在为悼念爱因斯坦去世，由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所写的文章《悼念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家艾·爱因斯坦》中，就对爱因斯坦的科学和社会政治活动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说“他征服自然、反对迫害的斗争精神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一切科学家们，应该学习艾·爱因斯坦，致力于把科学用于和平目的，以造福全人类；反对美国战争贩子把科学用于屠杀人类的目的！”（周培源：《悼念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艾·爱因斯坦》，《人民日报》，1955年4月21日第4版）不过，从这些引文的用语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当时的意识形态影响的明显痕迹。
二、编译爱因斯坦著作的缘起
回顾编译爱因斯坦著作的缘起，首先需要介绍一下许良英先生其人。许良英先生1920年出生于浙江临海。初中二年级时，他就开始憧憬着要做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他高中读的是浙江大学代办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1939年，怀着做“当代物理学权威”的幻想进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1941年，许良英先生开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2年大学毕业后，因立志要做一位职业革命家，他谢绝了导师王淦昌先生要他作其助手的挽留。1945年，许先生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助教，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任地下党浙江大学支部书记。1949年，杭州解放后，他调任中共杭州市青委机关。1952年，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负责科学院出版的几十种学报、期刊和所有研究专著的政治把关和中国科学院机关刊物《科学通报》编辑工作。1956年，他又进入新成立的哲学所从事科学思想史与科学哲学的研究工作，1957年，因公开反对“反右”运动而被定为“极右分子”，失去了党籍和公职，1958年回到故乡农村达20年之久，直到1978年才回到中国科学院新建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
按照许良英先生自己的回忆（许良英：《为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在商务印书
近代县制问题的历史思考
■ 魏光奇
自清末至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传统的县制经历了一个不断改革的过程，各种模式相继得到实验，其得失利弊，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地方行政体制建设提供借鉴。在此，笔者就这一时期的县制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与同志者切磋。
中国传统县制的主要弊端
前现代的中国县制存在两大弊端，其一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际，其二出在国家体制自身之中。兹分述如下：
一、地方官府与社会之间缺乏良性的权力制衡机制
明清时期，中国地方社会事实上存在着四极社会权力，即官、绅、民、匪。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互制约，但在机制上却存在很大问题。
当时，一些民人“苦于君官，铤而走险”，流为盗匪，侵扰地方，对抗官府，形成一种社会权力。“匪权”对于“官权”的制约，主要体现在地方官有可能因境内盗匪横行而受到处分，因此除采取“密查严捕”和“讳盗不报”等措施外，一些人不得不改善施政。其“民权”者，由于当时不允许任何公开的、政治性的民众组织存在，所以只能处于一种潜在状态，它对于“官权”的制约也只能是一种潜在的“软约束”。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官”对于民众中的乡里、宗族等渊源深远的社会关系不能小觑，在官民矛盾因某种原因激化时，它们有可能立即转化为有形的组织力量；其二，有儒家思想背景的官员对看不见、摸不着但又确实存在的“民心”怀有敬畏。明清县衙内都立有“戒石牌”，大书十六字戒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它告诉地方官们，以你们的权势，欺负老百姓很容易，然而不要忘了他们代表着“上天”。不过，“民权”的“无形”和“潜在”性质，使得它在平常时期不可能与“官权”分庭抗礼，不可能成为制衡“官权”的强大力量。
在明清地方社会中，真正能在平常时期即对“官权”形成有效制衡的是“绅权”。由于士绅大多有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