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9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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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8月至1914年5月，大谷光瑞先后三次亲率或派遣渡边哲雄、桔瑞超、野村荣三郎等人带领“大谷探险队”，深人中国西北地区进行探险考查。三次探险的队员共有18人，历时5年零11个月（第一次23个月、第二次18个月，第三次两年半时间），行程一万八千公里，足迹遍布我国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40余座城镇，294个佛迹点。名为探险，实为掠夺。“大谷探险队”通过乱挖、乱掘和切割等破坏手段，大量地窃取、掠夺我国地上地下文物宝藏。如在吐鲁番的哈斯莱尼河右岸洞窟中，一次就切取壁画8幅。他们还以古董贩子身份出现，雇用当地老百姓，误导怂恿随意地乱挖乱掘，使大批古墓、古遗址遭受严重破坏。“大谷探险队”的疯狂盗掘，使我国西北地区的文物古迹，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破坏与洗劫，其损失是无法挽回的。“大谷探险队”三次探险，到底窃取掠夺我国的文物有多少，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仅第三次探险有记载，共窃取文物86箱，重达6731公斤，其中在吐鲁番窃取的文物就有70箱之多。大谷光瑞本人称所窃取的文物“在时代上可上溯至六朝，在种类上也多种多样，颇为丰富”，“出土文物予以区分的话有：佛典、经籍、史料、西域文字的文书、绘画、雕塑、染织、刺绣、古钱、印本等。”
1914年5月，因管理不善，财政松懈，僧侣贪污腐败，以及探险耗资巨大，使西本愿寺财政出现严重危机，大谷因此受到谴责与指控，被迫辞掉掌门和伯爵爵位，“宏伟的探险计划”也中止了。嗣后，他将从中国掠夺的文物资料全部运回日本神户，存放在花巨资在六甲山营造的伊斯兰风格别墅“二乐庄”，并委托大学教授为他整理、分类编目。是年11月，掠夺文物资料《二乐庄丛书》第一册出版不久，大谷就放弃整理工作，从神户出发经由朝鲜抵达大连，出席西本愿寺关东别院（址在永和街，现已拆）落成典礼，后又去中国内地“视察”。从此，他移居旅顺，买下一所俄罗斯建筑经翻修为宅邸（位于夏家河子），以旅顺、大连为基地，辗转往来与上海、青岛、北京、台湾、朝鲜、日本等地，从事配合日本侵华政策的所谓“学术译著”、“宗教研究”、视察的政治活动。其间，大谷虽与孙中山先生有过接触，但也是有其政治目的的。1916—1917年，由满铁会社出面和资助，大谷在大连刊行了《含秀居丛书》。1918年4月，在旅顺创立了“策进书院”，1919年，又组建了“光寿会”。1922年，创刊主编了佛教刊物《大乘》月刊。
离开神户时，大谷将古写经类、10具木乃伊、雕刻等7531件文物及二万册藏书带到中国，其余的较大部分移交给“朝鲜总督”，成立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今韩国汉城中央博物馆）和赠送给日本京都博物馆（后转给东京国立博物馆）、龙谷大学，以及日本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文物卖给古董商人。运回中国的文物，1917年4月以“寄存”形式存藏于当时的“关东总督府满蒙博物馆”。1925年11月，由大谷、上田恭辅等提供的藏品拓片212种、金石参考资料100种，在大连图书馆举办“拓片展览会”。1929年，以37161日元出卖给“关东厅博物馆”（今旅顺博物馆）。运回中国的二万册藏书，先运抵上海，1915年又运抵大连。1917年将存于宅邸的汉籍和西文图书“寄存”于满铁图书馆和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1918年改称关东都督府博物馆）。1925年11月，大谷因去南洋考察经费短缺，向满铁会社借了一批巨款，以“寄存”在满铁图书馆的图书做抵押。1930年因无力偿还借款，只好将这批抵押图书抵债归满铁大连图书馆所有。
这批图书有中国古籍5千余册，西文图书3千余册。为保持这批图书的完整性，被定名为“大谷文库”，编人满铁大连图书馆的特藏。这些古籍包括中国古籍分类中的经、史、子、集、丛的各类，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类尤为突出，不乏稀少珍贵版本。其中《警世通言》（明刊）、《醒世恒言》（明刊）、《警世阴阳梦》（明刊）、《详刑公案》（明刊）、《连城璧》（清刊）、《珍珠舶》（清刊）、《合浦珠》（清刊）、《赛花铃》（清刊）、《飞花艳想》（清刊）、《醒风流》（清刊）、《醒名花》（清刊）、《济公全传》（清刊）等明清小说180余种，多为从《金瓶梅》问世，到《红楼梦》刊行这140年间中所刊刻，有数十种国内外的孤本，为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所关注。该馆以“大谷本”小说为基础，又经过十多年的搜购网罗，不断补充，到1940年左右，收藏的明清小说已有500余种，形成馆藏图书的一大特色。在西文图书中，多是明末清初来中国传教的如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郎世宁等西方传教士所写的关于中国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天文、历史、地理等著作。1932年5月13日，满铁大连图书馆曾以这些传教士的著述为主，举办过《明末清初来华宣教者著书展览》，展出图书200余种。
当时旅顺图书馆内还特别设立了一个“大谷文库”。旅顺图书馆的前身是1918年10月在关东都督府博物馆分馆内设立的图书阅览场，1921年改称为博物馆的图书部。1929年4月，独立成立关东厅图书馆。1934年12月，改称为旅顺图书馆。该馆最多藏书达20万册。1930年前后，大谷光瑞将其1917年“寄存”在满蒙物产馆的3500册西文图书，作价卖给了关东厅图书馆。该馆把这批图书作为特殊藏书，定名为“大谷文库”，永久保存。旅顺图书馆的“大谷文库”，与大连图书馆的“大谷文库”有什么不同呢？主要是在藏书内容上的不同。该馆主要收藏有关亚洲中南部和非洲情况的西文图书，多为珍品。后来该馆还举办了“大谷文库·罗振玉藏书·日俄战争图书联展”。
1925年以后，大谷光瑞的活动配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政治色彩更为突出。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大谷偕井上德命前往“视察”。之后，出版了《满洲国的未来》一书，直言“满洲必须在日本的保护下培育发展”，侵略与掠夺的思想充斥全书。1938年，大谷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发表了《中国事变后对策》，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1939…1941年，主编出版了《大谷光瑞兴亚论丛》《大谷光瑞兴亚计划》，鼓吹“南进”论，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效力。（黎生、蓝升《大谷光瑞其人其事》，载《长夜·曙光》一书。大连出版社1999年版）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大谷滞留大连，寄住大和旅馆（今大连宾馆），1947年3月回国，1948年10月4日病逝，谥号信英院。
天皇的战争责任
■ 程亚文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欧洲各地为迎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六十周年，便开始大张旗鼓进行各种准备，并相继举行纪念活动，去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就云集了欧美各国的首脑。而到了今年，各种纪念活动更是络绎不绝：1月份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纪念，2月份德累斯顿遭美英联军大轰炸六十周年纪念，5月份的莫斯科二战胜利大阅兵等等，都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欧洲人在认认真真地反省历史，战争的主要加害者德国更是诚心正意。世人普遍感觉，如今再在欧洲国家间谈论战争，已经有些不可思议。尽管最近由于法国、荷兰等国投票反对统一的欧盟宪法，使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暂时受挫，但曾经的敌人德法两国的彻底和解，以及这两个国家下定决心共同打造“新欧洲”，一个有着消除战争威胁和某种政治统一性的欧洲，在未来并非不可想象。
在欧洲忙碌于反省战争、致力于欧洲整合时，人们在亚洲看到的又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特别是作为加害国的日本，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情，耐人寻味： 今年年初，伦敦BBC电台为纪念二战结束六十周年，拟拍摄一部有关前日本天皇裕仁生平的纪录片。该片的解说词脚本将裕仁描绘成一个“身体残疾、性格扭曲、智力障碍”的人，并说裕仁是“活跃的，但逃脱审判的战争头目”。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直被日本尊崇为“人神”。这一纪录片尚未播出，捕捉到此消息的一家日本杂志《周刊新潮》，立即在2月9日上市的杂志上发表重头文章，向BBC发出了强烈抗议，指责《胜利的战败之犬》节目的脚本具有极端倾向，实在太过分了。BBC为此向《周刊新潮》提出抗议，要求它在节目播放前不要对BBC妄加评论。而BBC为做此节目，约请采访裕仁在位最后几年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时，其秘书只看了脚本初稿就毫不犹豫否决了采访申请，理由是节目“明显要把裕仁天皇陛下描绘成一个坏蛋”。来自日本的压力并没有让BBC止步，该片负责人表示，既然BBC投入经费制作这个节目，就一定会继续下去。
BBC的纪录片之所以引起日本右翼媒体的反对，乃是因为它触及了战后日本人所不愿意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在那场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中，裕仁天皇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否同样需要承担战争罪行？在二战以后日本官方审定的教科书中，裕仁乃是一名慈祥的海洋生物学家，他热爱和平，在战争中是一名军国主义的“无辜傀儡”，并没有具体参与战争进程，因此，无需对战争罪过负责。
天皇是否真的不干预国政，没有决策能力，因而不必对那场战争负责？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那场战争研究的深入和有关资料的解秘，一个截然不同的天皇形象逐渐出现在世人面前。真理是赤裸裸的，尽管遭到了日本右翼分子们的抵制，但天皇密切介入战争行动，对那场战争应当负责的证据，却是越来越多，并且开始大白于世。在这方面，出版于2000年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以下简称《真相》）无疑最具震撼性。此书作者为美国人赫伯特·比克斯，娶一日本女子为妻后长期栖居日本一桥大学，自1991年起致力于研究裕仁的战争罪行问题，积10年之功终写成此书。书中详尽叙述了裕仁参与战争决策的情况。从此书可以看出，二战中日本对外发动的战争，所有重大的决策都与天皇有关，而且越到战争后期，天皇的决策作用越明显。由于此书写作所依托的资料大部分是第一手原始资料，书中对裕仁的性格、战争参与情况及二战后其罪行被美国占领军轻轻带过、“象征天皇制”在日本的建立等叙述都极其具有说服力，难以反驳。
其实，天皇参与日本重大政治、政治决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是近代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国家的一个传统。在这方面，裕仁的祖父明治天皇同样非常典型。举例来说，1891年，当时的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提出一项计划，拟在9年内建造11000吨级的铁甲舰和巡洋舰6艘，这一计划由于在议会占多数的民党的反对，而屡屡遇挫，最终还是由明治天皇出面下谕，通过了造舰计划。（参见王如绘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第286页，人民出版社1999版）而在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同样是由明治天皇发布特旨，启用强烈主战的枢密顾问官、预备役海军中将桦山资纪，让其恢复现役，接任海军军令部部长。（《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第374页）在1889年由伊藤博文起草的日本《帝国宪法》中，还曾赋予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直接绕过内阁统帅陆海军。而1893年制定的《战时大本营条例》则明确规定天皇拥有战时军令大权，国务大臣完全无辅佐之责。甲午战争前夕在参谋本部设立大本营，便首先赖于天皇的批准。（《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第288页）裕仁天皇对军事和战争问题的干预与决策，其权威与合法性，直接承自明治天皇，而其实际付诸行动的能力，不在明治之下。
不仅天皇，日本皇室与近代以来日本的现实政治，也大有干系。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因朝鲜东学党起义而力主向朝鲜出兵的人当中，就有时任参谋总长的陆军大将炽仁亲王。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皇族直接担任军职的人也不胜枚举。关于这一事实，《真相》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