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9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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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支持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想不到，十年后，他旗下的《旅行杂志》在1937年第9期，因日本人进攻上海而被迫压缩成本出版以后，国共又有了第二次合作。当然，他更不会也不可能想到，六十多年后，当年他凭着商人敏锐的感觉开创的中国现代旅游业，又增加了一个既时尚又怀古的“红色经典游”的商业冠名。在这个冠名下的很多项目中，有一项就是对于由一批中国富有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完成的一次特殊旅行——长征的缅怀。
在这个特殊旅行——中国红军长征胜利完成后的两个月（1935年12月9日），北京数千爱国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这一行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大城市，掀起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与此同时，厚达200页的《旅行杂志》“十周年纪念特大号”也面市了。有意思的是，在这期售价为大洋4角的“特大号”里，第一篇文章的题目竟然是“导游与爱国”。这是《旅行杂志》十周年纪念征文的第一篇文章，编辑特意在题目下注明了“以收到先后为次序”。当然，这篇文章与当时遍及全国很多城市的抗日爱国运动无关，只是论述了旅行与爱国的关系。文章最后写道：“愿今后《旅行杂志》于记游之中，对于记述往昔贤哲之史料，广为采录，使读者不仅识其地，兼以识其人，憬然于我国人物之伟大，文化之优长，则其认识国家，当尤深切；而爱护之心，当尤真挚也。”
还有一点十分有意思，当年《旅行杂志》上经常露面的两位名人——张恨水和胡适，现在同样被商业化炒作得很红。张恨水是《旅行杂志》的“台柱子”作者，一直为杂志写连载小说和旅行方面的文章，只是1937年第9期上，他连载的小说《如此江山》被迫压缩掉了。而胡适题词的广告则还在这一期上，这则广告是为坐落于上海北四川路上，拥有三百余间客房、高达十层的上海新亚大酒店写的：“新亚酒店的成功使我们深信我们中国民族不是不能过整齐清洁的生活。民国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一 胡适”。关于胡适与陈光甫，今天的人们或许知道1938年10月后，胡适与陈光甫在美国为国民政府筹款时曾赠陈含“做了过河卒子’’句的诗，但恐怕很难想象胡适这样的大学问家能在陈光甫的杂志上为一家豪华酒店做广告。
写到这里，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画面：一个青年学生在当年红军长征路上消费“红色经典”旅游时，一边读着胡适的书，一边听着MP3的耳机里由张恨水小说《金粉世家》改编的电视剧的插曲……那么，他又是如何理解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意义呢？1937年8月中旬之后的中国历史是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展开的，2005年8月中旬之后的中国历史呢？我不知道六十多年后人们对此将如何评价。
伪满洲国的“实话．秘话．谜话
■ 刘晓丽
在日本关东军炮制的伪满洲国，曾流行过这样一种文体，以实有之事为底本，把事件用小说的形式描绘出来，侧重故事性、趣味性、揭密性，同现在的纪实文学、报告小说相类似，他们被称为“实话”或“秘话”或“谜话”。这种文体在当时的大众杂志、报纸副刊都有刊登，且占很大篇幅。
现以伪满洲国时期的通俗文学的大本营——《麒麟》杂志为例，考述出这种文体的基本类型及特征，探求其存在的原因和意义，以此来了解东北沦陷时期通俗文学发展的一个侧面，并藉此探讨知识分子在强权统制下抗争的可能性问题。
《麒麟》杂志创刊于1941年6月，月刊，终刊于1945年，历时5年，共刊出44期以上（笔者所见最后一期《麒麟》为1945年1月号，此期没有终刊声明，之后又刊出几期，还不能确知。封世辉先生在《东北沦陷区文艺期刊钩沉》一文中说《麒麟》终刊于1945年3月，即第5卷第3期）。这不是一本纯粹的通俗文学期刊，而是以“安慰民众”、“含养国民情操”为办刊宗旨的大众通俗杂志，但它承载了通俗文学期刊的精神，杂志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刊出了言情、实话·秘话·谜话、侦探、史料、幽默、武侠等各式通俗文学。其中实话·秘话·谜话所见27篇，在数量上仅次于言情小说。通览这些实话·秘话·谜话，可以看出有以下这样几种模式。
案件聚焦型实话。以真实发生的案件为蓝本，大多采取侦探小说的叙事方式，“发案—侦察—歧途—破案”为情节链，对犯案或侦破过程进行详细描述，中间穿插合理想象，叙述过程有意隐去不良行为的社会背景和其他一切因果关系。《麒麟》中的《平定桥惨案》（1942．2：11）、《梨花浴血记》（1941．1：7）、《这一下子就要了三条命》（1941．1：4）、《上海杀人事件》（1943．3：1）、《老余家从此热闹起来了》（1941：1：创刊号）、《两个被判五年徒刑的人》（1941．1：6）等就属于这一类型。
斯琪的《平定桥惨案》，以齐齐哈尔发生的“杀妻屠子”的刑事案件为底本，结构故事，展开叙述。为吸引读者，采取了倒叙的方式；为增加真实性，叙事过程中还穿插了当地报纸的新闻报道。结尾也很独特，用《黑龙江民报》中的一段新闻结束：“平定桥边弃尸案尾声——出力警官受表彰‘本市平定桥边焦尸案，由市警务处之总动员检查，在该案之发生二十六小时内，竟为破案，其搜查之迅速，行动之敏捷，殊为一般人所赞许，现真相大白……”’。作品没有对罪案的动机进行深入分析，把原因归给罪犯金连财的个人品行，反将叙事重点放到侦破者一方，赞叹侦破者的迅速和敏捷。这篇实话作品注意叙事策略，是同类型中比较优秀的一篇。
若怯的实话作品《梨花浴血记》，以黑龙江乾安县唱字井村一个凶杀案为事件核，采用的叙事策略是言情加武侠，作品的题目“梨花”＋“浴血”，就有了“鸳鸯蝴蝶”＋“武侠传奇”的意味。作品写得有情色有惊险，但格调低俗，对通俗小说惯常技法的模仿明显，不能说是一篇好的作品。
《老余家从此热闹起来了》和《两个被判五年徒刑的人》是另一种奇案的复述。《老余家从此热闹起来了》复述的是桃色案件，儿子和爸爸为了媳妇发生了诉讼。据说此案轰动了新京市（长春），在“最高法院”开庭时，万民空巷。作者李耶抓住读者的心理，写得绘声绘色。《两个被判五年徒刑的人》复述的是一宗冤案。长春的第一位大富豪马金堂死了，抛下百万遗产，二太太想独霸家财，说三太太谋害亲夫，三太太含冤下狱。凌华把这个故事演绎得凄婉动人。
这种类型的实话作品，以具有新闻性的案件为主要表现对象，借性、奇、怪、死等元素，来迎合市民的喜奇尚怪的娱乐心理。
“八卦名人”型秘话。以名人的隐私或轶事为作品的主要内容。秘话作品主要卖点在选取大众感兴趣的“名人”，女演员、女名流、女土匪等是这种类型要捕捉的对象。《麒麟》中的《吴素秋》（1942．2：7）、《女匪驼龙》（1941．1：5）、《刘明达经理成功史话》（1941．1：4）、《乐府真声》（1942．18—1943．3：3）、《杨宇霆之死》（1943．31）、《宋美龄艳史》（1942．2：11）等属于这种类型。
此种类型的作品有的很无聊，如《宋美龄艳史》《吴素秋》，但也不乏优秀之作，华北作家亚岚的长篇梨园秘话《乐府真声》即是。亚岚，北京人，“在一般大众小说家中最为接近新文艺的一人，其小说内容难近通俗，而其笔法与用语等，均十分新颖。”（《亚岚氏略历》，《麒麟》1卷第7期，12月号，1941年12月，第83页）《乐府真声》是长篇秘话，在《麒麟》上连载了14个月，从形式到内容都可以说是“八卦名人型”秘话的变体或发展。作品不是以一个名人为主，而是以一群菊坛演员的生活为对象，描写中国菊都北京剧坛的种种故事。作者用悲天悯人的情怀感叹：“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小说虽采用了“章回体”结构，但其内容、笔法、描写、布局、接榫等都脱离了“章回体”的窠臼。
田菱的《女匪驼龙》也比较有特色，叙述过程不但令人感到惊险紧张，并且可以从叙述看出一点当时社会的情况，驼龙临刑前骂军阀的话颇耐人寻味，这在此种文体中是比较少见的。
这种类型的实话作品，以伪满洲国之外的“名人”为主要写作对象，还顺便对那些不和伪满洲国合作的军阀政客有所贬抑，如《杨宇霆之死》《宋美龄艳史》等。
服务“时局”型实话或秘话。顾名思义这是为“时局”服务的作品。服务“时局”的题材很多，选择什么，作者也还有一定的自由，甚至可以把自己的一些隐蔽的想法浸入其中。这类作品目的明确，但它借用了实话或秘话的形式，并且最终要让读者接受，在选材和叙事上也还有写作者的经营之志。《虎门风云》（1942．2：3）、《穷凶恶极的蓝衣社》（松吉译1942．2：7）、《蒋介石与蓝衣社》（重光译1942．2：8）、《所罗门大海战》（1942．2：11）、《英宫外史》（1942．2：6）、《夏威夷海战记》（1942．2：4）等是属于服务“时局”型的作品。
林华的排英实话《虎门风云》，用传奇的形式写出了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小说塑造了林则徐、林维喜等生动的人物形象。笔法纯熟，叙述富有节奏感。伪满洲国推崇的“英雄”有乃木大将、希特勒、汪精卫等，但有两个今天我们仍然认同，一个是林则徐，一个是印度的甘地。他们二人反抗英国的行为和当时“抗击英美”的“国策”相一致，得到伪满洲国统治者的认同。林则徐被称为“东亚反英第一人”。当时以林则徐为原型的文学作品很多，关于甘地的消息也时常见诸报章。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真正认同的是林则徐和甘地，在他们的内心中既反日也反英美，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伪满洲国中后期为什么有那么多作家被迫或主动地写了抗击英美诗。在伪满洲国那个特殊时期，文学作品的情绪倾向很复杂，有时在为“时局”而写的作品中也可发现不合作的迹象，更多的作品是表面上顺从，骨子里不合作甚至抗争、反抗。战争初临时作品的思想倾向泾渭分明，后
大谷光瑞与“大谷文库”
■ 王守昱
2003年8月21日，《大连日报》刊载题目为《斜阳·荒草·旧居》的署名文章，文中称大谷光瑞是“探险家”，“买走”、“收集”了大量的中国文物；文章写道：“我想，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历史环境下，大谷光瑞来中国，功过自有评说的，但其在艺术研究、文字考古方面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毕竟旅顺博物馆的第一批馆藏就是大谷光瑞搜集来的”等等，公然为大谷光瑞歌功颂德，扬幡招魂。文中言论不禁让人想起近些年来日本某些人所鼓噪的把大谷光瑞美化成中日文化“友好使者”、“西域文化研究的一代宗师”的论调。
大谷光瑞何许人也，是早巳盖棺定论的了。大谷光瑞，1876年（日明治九年）12月27日出生于日本京都。取名峻磨。自幼攻读汉籍，深谙汉学，通晓中国历史。他出生于佛门，其父明如上人是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的第21代掌门，10岁时，他受戒剃度，取法号“镜如光瑞”。从德川幕府至明治时代，西本愿寺与朝廷关系密切，是明治维新的拥护者。大谷光瑞夫人的妹妹，荣升为大正天皇的皇后，大谷家族成了皇室国戚，其父被赐封为伯爵。1903年1月，其父明如上人迁化，大谷光瑞接任为西本愿寺第22代掌门，并承袭了伯爵。在近卫文磨、东条英机、小矶国昭的几朝内阁中，任参议、顾问；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又担任大东亚建设审议会委员等重要职务。（见《大连市志·文化志》人物篇大谷光瑞条，大连出版社2003年版）大谷光瑞以学者、探险家的名目出现，涉足内阁，参与政治，充当了为日本殖民当局侵略、扩张、掠夺政策服务的先锋人物。
佛教是在我国唐代由中国传人日本的。1899年（日明治三十二年）1月，年仅23岁的大谷借“寻佛教之根”，用了4个牛月的时间，访问了中国的15个城市。1900年1月，以调查佛教遗址为名访问了印度。1901年又考察了英、德、法、俄、瑞典等国家，接触了以探险为名掠夺中国文物而出名的“学者”、“名人”，如莱博、海蒂因、斯坦因等，参观了各国博物馆，看到了各国探险队从中国掠夺的大批文物珍宝，十分眼热。特别是对斯坦因等中亚探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