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7年合订本txt-第3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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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谎言！完全是谎言！

　　像这样一个侵略战争的凶手是需要像调查其他案件比如谋杀一样去追查的。看谁能够从这场战争中获益？　日本八亿工人，那些贫困的农民和失业的工人会从中得益吗？　在侵略战争的历史上，无论是西班牙占领墨西哥还是英国占领印度或是意大利对于埃赛额比亚的掠夺，这些战胜国的工人有没有从中得益过？从来也没有。

　　日本工人会从自己的国家的自然资源比如说煤，铁，金银，油中获益吗？很长时间以前，他已经不再拥有这些自然财富。它们属于富有的统治阶级。那么他怎么可能从对于中国的自然资源的武装侵略中获益呢？难得一个国家的财主不会在另一个国家的财富中谋求暴戾吗？他们不是已经这样做了吗？

　　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和资本家是能够从这场大屠杀——一个官方认可的疯狂表演中得益，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这个道貌岸然的刽子手，整个统治阶级甚至整个国家都是有罪的。

　　侵略战争以及为掠夺殖民地而发动的战争就是一笔大的生意吗？　是的，不管这些国家的罪行的凶手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掩盖他们的罪恶，不管他们用多么官冕堂皇的理由和深奥的理论都无法掩盖这个事实。他们打仗是为了以屠杀的方式来开拓市场，以强奸的方式来掠取原材料。偷窃比交换更为廉价，杀戮比购买更为简单。这就是战争的秘密——利润，生意。利润，血汗钱。

　　在这之后是那个可怕的商业和血的上帝，它的名字是利益。金钱像一个贪得无厌的摩洛神要求给他利息，给它回报。不惜代价，即便是成百上千的人的死亡，它也要满足自己的贪欲。在军队的背后站着军国主义者，在军国主义者的背后站着财经资本和资本家。这些人是身上沾了血迹的兄弟，是罪恶的帮凶。

　　这些人类的敌人长的什么样？他们难得头上带了标记可以使人辨别出来吗？没有。恰恰相反。他们都是很尊贵的绅士。这真是对绅士这个词的玷污。绅士是国家，教会和社会的栋梁。他们利用自己的财富来支持私人或是公共的慈善事业。他们给学校捐款。私下里，他们善良，周到，遵纪守法，但是有一点可以让这些绅士屠夫的真面目暴露出来，那就是只要稍稍减低一点他们的利润，他们就会狂叫起来。像野兽一样凶狠，像疯人一样残酷，像侩子手一样无情。一定要消灭这些人人类才可能继续存在。否则世界将永不安宁。所有允许这些人存在的组织也必须消灭。

　　是他们制造了伤口。






名人轶事（2007年第19期）

余世存　编


　　徐志摩虽与张幼仪离异，张家人却一直视徐为“佳婿”。张嘉铸（张幼仪的八弟）在徐志摩再婚时，居然盛装出席；徐逝世后，他专程赶到济南奔丧，并扶灵南下；他临死时在遗嘱中吩咐；丧事不要放哀乐，要朗诵徐志摩的诗。至于张君劢（张幼仪的兄长）则更为离谱，他居然竭力反对张幼仪再嫁，生怕令张家蒙羞，他说：“女人只能出嫁一次，否则全中国的风俗都没有意义了。”　　

　　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死，年仅36岁。郁达夫在一篇追悼他的文章中说他死得恰好，因为诗人如美人，老了就不值钱了，况且他的这一种死法，和拜伦、雪莱一样不凡。

　　（范鹏摘自新世界出版杜《常言道》一书）






天才达利的完美爱情

坏蓝眼睛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大师萨尔瓦多·达利这样定义自己：“我跟疯子的区别在于我没有疯。”

　　在20世纪，达利绝对是一个神采奕奕的名字，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是无理性的、色情的、疯狂的、时髦的艺术，当然这个名字还代表奇怪的胡须、瞠目结舌的造型、夸张无比的动作和张扬的口才。达利无疑是一个疯狂的天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疯狂的达利，一辈子却保持了只爱一个女人的神话，也许，对于他来说，创造出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可能，才是他一辈子最得意的成就。

　　在遇到他唯一的女神加拉之前，达利塑造了这样一个自己——

　　童年的他，因为不愿意被当成是死去的哥哥，而拒绝上学，拒绝知识。6岁的时候他的兴趣是当厨师，7岁则是当拿破仑。从此，他的雄心壮志一直不停地增长，就像他对各种伟大事物的狂热迷恋一样，包括后来对他唯一的女神加拉的迷恋。22岁的时候，马德里的美术学院给了他一个展示个性的舞台，他不再迷恋那些空泛的头衔，他开始要做独一无二的达利。他逐渐发现，做与众不同的自己胜于重复任何一位伟人。他不断与大众唱反调的欲望和各种荒谬的言行令他很快在学院出了名，但是在艺术家成群的学院保持特立独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了夺人眼球，达利别出心裁地花了3个小时，用绘画的油彩和特殊的发网将头发做成了一个唱盘，如果拍打，还会发出金属般的铿锵声。

　　22岁的达利显然不满足于在小范围内创造惊叹，他在巴塞罗那举办了个人画展，他的充满稀奇古怪和扭曲变形的绘画赚足了眼球和喝彩，这个阶段的达利已经开始证明没有什么领域是自己不能涉足的，于是他将自己投入到更多的领域中去。只要他的名字一出现，立刻会引起争议，他很满意，这便是他乐意看到的效果。

　　1929年，25岁的达利遇到了让他一辈子为之疯狂的女人加拉。

　　当时的达利，在家乡的海滩上为自己不断冒出来的疯狂念头大笑，这时候，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艾吕雅携妻子加拉走向了达利。

　　这一次见面，命运之神将加拉带到了达利身边。

　　这个异常聪明的俄罗斯女人给了达利无比的震撼，他觉得她宛如布拉曼特的小礼拜堂一样优美动人。达利悄悄地注视着她，她一直都没发觉，但是她身着游泳衣的裸露的背，让达利再一次肯定了，这个女人便是他命中注定的妻子。她简直是为了完成他的梦想而造就的，当然，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她是保罗·艾吕雅的妻子。

　　当晚，达利与加拉进行了一次严肃的对话，谈话的结果是，加拉决定留下来，保罗独自黯然离去。

　　达利和加拉私奔到利加特港的一个小渔村，过起了隐居的生活。虽然这世外桃源的生活令人陶醉，但它是“世上不毛之地的一块。早晨是充满朝气的阳光，傍晚却是令人心酸的悲哀之感”。也许是因为其特别，达利一生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利加特港的风景。

　　加拉的爱治好了他的歇斯底里，成为达利的创作源泉。聪明的加拉不仅丰富了达利的艺术，还把达利搞得一团糟的生活变得井井有条起来。她教他如何穿衣服，如何在楼梯上行走时不致每走一步都摔倒，如何识别敌人，如何在吃饭时不往地上扔骨头。加拉知道他软弱无力，把他像牡蛎肉藏进硬壳之中一样，精心保护。

　　加拉成天同颜料商、古董商、艺术品修复艺人打交道，买画笔、胶水、画布等一切玩意儿，保证达利每天的需要，直到达利将粗陋的画图和烂纸贴满画布，真正着手严肃的绘画为止。加拉劝告达利与所有的艺术流派保持同等距离，保持自己的创作力量，她还像个经纪人一样奔跑于巴黎的各个画廊，为达利讨回画债。一心想发大财的达利经济上并不富裕，他们的生活入不敷出，但在加拉的安排下并不感到缺钱花。而当达利把一个“流淌的钟”非常难看地挂在树枝上时，他问她三年后是否会有人还记得这幅《难以消除的记忆》，加拉斩钉截铁地回答：“凡是看到它的人，都会永远记住它！”

　　加拉的眼睛有135种颜色，加拉是灵感源泉，加拉是女神，加拉是他绝望、发狂、激动和忧郁发作的唯一见证人——无论是在达利的自传还是日记里，他都在如数家珍地记录自己的“天才”的同时，不遗余力地赞颂这个“我们时代独特的神奇女子”。

　　1982年，加拉离开人世，达利的创作失去了灵感，健康也每况愈下，如同丧失了羽翼的达利将自己关在一座城堡里，再也没有创作出一幅满意的作品，七年后，他死于心脏病和呼吸系统并发症。

　　达利82岁时在巴塞罗那说过：“由于我是天才，我没有死亡的权利。天才会死，天才的作品不朽。”

　　天才不会死，天才的作品不朽，天才的爱情也值得我们永远回味。

　　摘自《读者》2007年第19期P40






海瑞（节选）

张宏杰


　　四十五岁上，鬓角发白的县学教谕海瑞晋升为浙江淳安县令。年近半百才熬成七品，对许多官场中人来说得算仕途困顿，然而对于海瑞来说，却是破格提拨。海瑞出身仅为小小举人，三十七岁中举，四十一岁才分配到福建做教谕，相当于县教委主任。

　　破格晋升的原因是“狷介”的名声。那是海瑞任教谕的第二年，他的直接领导、延平府视学到南平视察工作，两名副手一见到视学，抢步跪倒。海瑞夹在二人中间，却站而不跪，只拱了拱手。视学先是惊讶，继而羞怒，冷笑一声，对两旁随从说：“哟，你们看这三个人，倒是个山字笔架！”拂袖而去。海瑞认为视学缺乏正气，不严格遵守国家规定。开国之时，国家就规定学官在学校见上官，拜而不跪，此体现师道尊严。所以海瑞的这一站就站得惊世骇俗。

　　琼山海氏是海南望族大户，历来以诗礼传家。史载海瑞父“警敏不羁，不事家人生业。”他应该是一位个性很强的家庭叛逆者，不务正业，致使家道中落。海瑞四岁，父亲即去世了，全部家庭重任都落到了海瑞母亲，年仅二十八岁的谢氏身上。

　　谢氏把死去的丈夫当成反面教材，反复教育海瑞长大了不能象他父亲那样不务正业，叛逆流荡，而务要刻苦勤学，做一个正人君子。

　　耿介、顽强乃至偏执，早已深深植入了血液之中。而从小所受的儒学教育，又强化了这些倾向。

　　嘉靖三十七年五月，新任知县海瑞由福建抵达浙江淳安。

　　虽然初次做父母官，海瑞知道地方官不是靠国家俸禄吃饭，他们的主要收入是种种“常例”。所谓常例，就是土政策，乱收费。史称明代“官俸最薄”，合成银两，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五两。准确地说，这些额外收入应该算“小金库”，每年的招待费、“公关费”、送给上级的“礼金”都要从这里出。这些支出要占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

　　私设小金库，制定土政策，是开国初明令禁止的。上任十天后，海瑞公布了一个决定：革除所有“常例”。这一举动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不但全县官吏如遭晴天霹雳，通省官员都目瞪口呆！震惊过后，大家都屏息静气，准备看这个初入官场的楞头青的笑话：看他能坚持几天，坚持不住了怎么收场？

　　“海笔架”还真坚持下来了。靠一个月五两银子，他真就养活了一大家子。当然，生活水平和别人无法同日而语，而且还要想一点别的办法来维持生计。海瑞在官署后院的空地上开了一片荒，约有二分大小，种上了黄瓜豆角，每天下班，就换上粗布衣服，抗上锄头干上一阵。全家人每天都吃粗粮，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肉。

　　淳安县的县丞主薄纷纷要求调离，衙役门子也都回家不干了。海瑞不为所动。“海笔架”的桩桩件件，逐渐成了浙江省官场上日不可少的新闻，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连浙江总督胡宗宪都成了热衷的传播者。一天，在全省的高级官员会议开会之前，胡宗宪神神秘秘地告诉大家：“我昨个听说海笔架给他母亲做寿，居然上街买了二斤肉！淳安县的肉贩子都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做上海县令的生意！”

　　“清官”在官场中恰恰成了官员们的反面教材。做清官不仅物质上吃苦，精神上也要承担巨大的压力。每办一件事，海瑞都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因而窒碍重重，举步维艰。同僚的讥笑、排挤、不合作，乡绅们的抵制、咒骂、上访甚至死亡威胁，这些都不算。就是在家里，母亲、妻子、亲戚也整日抱怨不已，虽然不敢明着指责他，然而起码不给他好脸色看。因此，做“清官”，其实是在日日承受一种常人不能忍受的煎熬。

　　海瑞把这种煎熬当成了一种考验，一种磨炼，”超凡入圣”的必经之途。

　　浙江官员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他们联起手来，要把海瑞弄走。经过一番紧张的官场运作，海瑞调出了浙江省，转任江西兴国知县。

　　兴国是个“苦县”，土地贫瘠，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历来是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然而，海瑞毫无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