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7年合订本txt-第2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衣橱里的那三摞衣服，更是母亲的宝贝，去哪个女儿家，就穿哪个女儿送她的衣服。她说，这都是孩子们的一片心，穿在身上，才能知道孩子们的好，记着孩子们都是多么懂事。于是，每一次，当母亲衣着光鲜地站在我家门口的时候，我就知道，母亲是报答我们来了。可是，作为儿女，我们给予含辛茹苦母亲的，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啊！
一想起这些，泪水就盈满我的眼眶。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48
绿川英子：我本能地渴望和平
●肖 玫
“日军同胞们！别错洒了鲜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
那个中国人曾熟悉的身着和服的背影，已经在岁月的流逝中依稀淡薄。可每当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在中日两国人民间提起，她的名字就会浮现——绿川英子，今年是她逝世60周年。
用声音刺痛敌人
1980年，中日两国合作拍摄了一部名为《望乡之星》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描述了女主人公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事迹。片中女主人公就是绿川英子，被周总理称为“日本人民忠实的女儿，真正的爱国者、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友”。
但当年，她被日本媒体咒骂是“娇声卖国贼”。
1938年7月2日，重庆，国民党中央电台传出流畅的日语节目“日军同胞们，当你们的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胸膛，当你们大笑着用刺刀挑死无辜的婴儿，你们可曾想到过，这是罪孽，是世界人民不可饶恕的滔天罪孽！”从这一天开始，电波载着一个温柔而刚毅的女声，穿过战火，传到了侵略者的耳朵里。
这个每周一次的对日军广播像一把刺刀，刺向敌人的咽喉。在前线，有的日军士兵放下了武器；有人呼喊着亲人的名字剖腹自杀；军舰上，有的士兵拒绝登上中国大陆……华中日本派遣军通信兵堀锐之助收听了广播后，写下短歌：“重庆广播，偷偷倾听。那流畅的日语，让心情不能平静”。 不久，日本东京警视厅查明：那个操着流利日语进行反战宣传的播音员叫绿川英子。东京《都新闻》在头版显著位置登出了她的照片，咒骂她是“恶毒地对祖国作歪曲广播的娇声卖国贼和赤色败类”。军国主义分子还给她的父亲写恐吓信，让他“引咎自杀”。
留在中国，选择孤独
绿川英子的原名长谷川照子，出生在日本山犁县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家庭。“绿川英子”源于她的世界语笔名：Verda Majo，意思是绿色的五月。1932年，刚满20岁的她，开始学习世界语，并与反战的左翼文化人士接触，因此被学校开除。
1935年左右，绿川不顾家人的反对，与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刘仁举行了婚礼。和一位反对日本政府侵略的中国留学生结婚，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绿川无疑给家中扔下一颗重磅炸弹。
1936年3月，绿川离开日本随丈夫来到上海。后来，她就参加了上海群众要求释放“七君子”的示威游行。史料记载，她是当天游行队伍中唯一的外国人。她开始在上海世界语协会的会刊《世界》上发表文章，其《日本妇女状况》、《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现状》等作品，对于社会问题做出了深刻的观察与分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侨民都匆匆离去，绿川却相反，她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选择了危险，也选择了孤独。
“往何处去？”是绿川《在战斗的中国·在上海》文章的一节，表明了她生活在异国的心情。一天，一个素不相识的日本女子突然闯入绿川和刘仁在上海法租界的临时住处。很显然，她是来找绿川的，说想一起结伴回日本。绿川到上海后，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穿着打扮尽量和中国妇女一样。在中国同事的掩护下，绿川的身份才未被识破。之后，绿川记下了与那陌生女子的对话和她的感触：
“‘别撒谎，我知道。'这女人提高了嗓音，但又立刻压了下去。‘几乎所有在上海的日本人都已回国了，听说明天还有最后一班轮船开往日本。我想搭乘这条船，但一个人又不敢。你不跟我一块走吗？'这嗓音已露出请求的声调。您白讲了这许多，太太，很遗憾。这儿并没有日本女人。您自个儿搭乘这轮船也许没有关系……”
“那女人没敢再讲什么。我没有看见她的身影，但可以想象到，她走时低着头，心情沉郁……祖国多么迷人悦耳的字眼！人们可以断言，她们比我幸福，因为她们有国可回，而我既无国可回，也不能进入丈夫的国土，就像一只双方都要捕捉的弱小野兔，漂泊在'中立地带'。”
绿川和中国成千上万的抗日青年处境不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绿川这样的日本反战作家的正义之举无暇顾及。她要用始终不渝的真诚和长时间的努力，赢得中国民众的信任和接纳，同时用更长时间的忍耐和理性，来面对日本军部的仇视、攻击，面对来自自己同胞的不理解和怀疑。
“悲壮剧”的主角
1937年底，绿川和丈夫刘仁在广州与郭沫若相识，绿川表达了渴望投身到抗日战争中的愿望。在两国交战的非常时期，一个日本人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许可，难以自由行动，随时可能受到仇恨日本入侵者的中国民众的误伤。在日本过了十年流亡生活的郭沫若，自然更理解绿川此时的心境和她面临的难题。
绿川夫妇与郭沫若见面时，还有一位“U先生”。绿川曾在文章中写道，“他是个军官，也有一个日本妻子。最近有人在报上看到他俩离婚的消息。难道他不再爱她了？”
这位“U先生”是吴履逊，郭沫若在日本结识的朋友，1931年担任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团长。“一·二八”事变中，向前来寻衅的日本军舰射出第一炮的中国军人就是他，郭沫若称他“一·二八炮手”。然而军人的职责是神圣的，吴履逊后来毅然和妻子离了婚，出征到华北前线，他的三个孩子都由日本妻子抚养。郭沫若在《在轰炸中来去》中，记下日本妻子和吴履逊分手时的话：“你是军人，国难当头的时候，正是你应该效命疆场的时候，请不要顾虑我。我虽然是生在日本的女子，但日本军部的侵略兽行，我是彻底反对的。你的儿女我要尽心抚育，要使他们继承着你的志气，使他们永远是中国的儿女。”
郭沫若和吴履逊、刘仁一样，都和一个日本女性共同拥有过属于自己的家。无论是对郭沫若的毁家纾难给予理解的安娜夫人，还是用离婚把“一·二八炮手”送上抗日前线的那位日本女子，她们都以宽厚的胸怀支援了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演绎了可歌可泣的“悲壮剧”。现在，绿川和刘仁这对年轻夫妇，不同样是这场“悲壮剧”中的主人公吗？
不久，郭沫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厅长，负责文化宣传工作。三厅的组建，是国共合作、全民族共同抗战的产物。通过郭沫若的推荐，绿川进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中央电台，担任日语广播员。在这之前，绿川曾经因为是日本人，被官方从广州强行遣送至香港。现在，她和刘仁终于结束了那段充满危险的颠沛流离的日子。
与周总理的会面
武汉失守以后，三厅迁往重庆。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组建了在国民政府管辖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1941年7月27日，周恩来、邓颖超特地赶到重庆赖家桥，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活动。绿川高兴地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周恩来提议“为在座的绿川等日本朋友干杯！”周恩来记着绿川因为对日广播受到日本政府恶语中伤、家人受到株连的事，他关爱地对绿川说：“日本帝国主义者称你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儿女，真正的爱国者。” “我愿作中日两国人民的忠实儿女。” 绿川的回答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
郭沫若曾给绿川题写了一首赠诗：
茫茫四野弥暗，历历群星丽九天。映雪终嫌光太远，照书还喜一灯妍。
这首七绝写在一块红绢上。诗句中的“照”字，一字双关。“绿色之星”是世界语者佩戴的标志，“照子”又是绿川的原名，所以诗中把绿川比作寒夜中一颗闪亮的星，一盏明亮的灯，用光芒照耀着身边的同志们，矢志不渝。绿川一直保存着郭沫若的赠诗。
艰苦的战争环境夺去了她的健康，使她感染了肺结核。战争结束，绿川与刘仁随东北行政委员会转移至佳木斯，投入新的宣传工作。此时，已怀孕的绿川为了不影响事业，决定堕胎，在做流产手术时不幸发生医疗事故。1947年1月10日绿川因抢救无效逝世，年仅35岁。失去妻子的刘仁悲痛致病，3个月后也因病去世。
60年过去了，绿川留下的话语回荡至今——
“我憎恨，我竭尽全力地憎恨在两国人民之间进行的那种屠杀，他们之中谁成了牺牲品，我都会陷入悲痛而不能自拔。
作为一个妇女，一个人，我本能地渴望和平。”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14
理性对待高考改革
●宋晓梦
在恢复高考30周年之际，要求改革高考的呼声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旋律。这里既有高考本身“法久终弊”的原因，也有改革受到各方面制约，难有所谓“大突破”而使社会产生焦虑的因素，更因为有些人把一些深层次的社会、文化问题，简单地全部归因于高考，以为只要改革高考，其他问题就都能迎刃
而解，从而对高考改革期望值过高所至。
200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考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下简称“高考研究课题”）启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及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以十几年的成果积累和雄厚的研究实力，在竞争中标。这一攻关项目的首席专家、厦门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说：“高考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但目前社会上的各种看法多执其一端。高考改革如果不通盘考虑，极容易出现顾此失彼的局面。有的省高考科目五年中改了4次，给中学教学带来不少影响，吃亏的主要是家长和学生。因此高考研究者和决策者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能因难度大而裹足不前，也不能迫于舆论压力盲目地为改革而改革。”
改革高考能使学生“减负”吗？
“让学生不堪重负”是社会对高考谴责最甚的问题之一。原以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会缓解，学生负担也会随之减轻。然而这两年一些省市的高考升学率已超过50％，有的地方甚至达到70…80％，结果是对重点大学和热门专业的竞争代替了升学竞争，重学历，变成了重“学校历”，学生负担沉重的情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减负，一直是高考改革的重点。有关部门提出或实验过各种方案。高考研究课题组的任务之一，就是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对这些方案的利弊和可行性进行辨析，为决策者减少政策制定的盲目性提供参考。
办法一：减少考试科目，缩小考生备考范围。1994年，高考从7科减到5科，但问题随之出现：未列入文科高考的物理、化学、生物，以及未列入理科高考的地理、历史、政治在高中教学中备受冷落，学生基础知识残缺不全。几经改良，变成现在绝大部分省市采用的3（数、语、外）＋文综或理综。
但是此举对减负能有用吗？持反对意见的刘海峰打了个比喻：就像参加万米长跑的运动员与参加全能七项的运动员在训练强度上不会有大的区别一样，只要高考是淘汰选拔性的考试，无论你考7科还是考3科，学校都会让学生训练到极限。
事实证明，减少科目不能给学生减负。
办法二：降低考试难度。考试难度由谁决定？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说：由全体考生的水平决定。作为选拔淘汰性的高考，必须有“区分度”。随着中学教育水平的提高，考生水平随之提高，试卷的绝对难度必然水涨船高。于是学校更加努力，让学生加班加点提高应试能力，但应试能力的提高又会使考卷难度更高。2001年北京考题难度略有下降，结果清华录取线立刻从前一年的600分升到625分。致使不少估分能达到600分而报了清华的学生落榜。难度低了，考试分数就会“水涨船高”。这样循环的结果，考生负担怎么可能减下来呢？
办法三：增加考试次数。高考研究课题组的学者们指出：如果大家都想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