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7年合订本txt-第1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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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了一杯香槟酒，这是致命的错误。他马上开始抽筋、昏迷。快速接近的意大利人第一次在老橡树巷看到了他的对于。热情的人群不停地击打海弗伦的后背，鼓励他使出最后的力气继续前行。同时，观众也敦促皮埃特利更卖力气地快跑。在离体育场1英里处，他第一次领先。

　　在后而，海斯也要超过海弗伦了。赛前他喝了两盎司的啤酒，吃了两片而包，喝了一杯茶，途中他避免吃任何东西，跑得很轻松，相当振作。如果厄运不降临在皮埃特利身上，海斯本来是没有希望在最后的1英里赶上领先者皮埃特利的。

　　在前面，皮埃特利开始感到越来越累了。人们的鼓励使他加快步伐跑向终点。现在他穿过了沃姆武德灌木丛，已经能看到白城体育场了，这时，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计时员在他前而吵吵嚷嚷，他朝体育场蹒跚而来。他虚弱的身体在持续沉闷的炎热天气下枯萎了。在体育场内，7。5万名观众朝人口方向期待地凝视着，准备好为胜利者喝彩。另外2。5万人肩并肩站在跑道四周。王后等在皇家坐席。最后，长着蓬松大胡子的意大利人的小小身影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他漫无目的地跑在煤渣铺成的跑道上。《泰晤士报》这样描述他：“一个疲惫的人，他晕眩，困惑，几乎失去了知觉。他穿着红短裤，白背心，头发因为落满灰尘而变白了。他蹒跚地跑着。他就是意大利人皮埃特利。他四处环视，弄不清自己身处何方。”

　　他本能地转向右边而不是左边，裁判们不得不给他指出正确的方向。这个错误不仅消耗了他的体力，而且使他越来越晕头转向。跑了几码，他腿一软，倒在一个小土堆上。人群尖叫起来。当裁判和医生跑去救他时，他设法爬起来，之后又摔倒三次，每次都是好心的裁判扶起他，然后用海绵擦他，使他恢复体力。一位记者写道：“他在挣扎着，他的胳膊在摇晃，他的腿在摇摆。”他使出全身最后的力量，勇敢地继续向前跑。人们揪心地看着他被裁判包围着。步履蹒跚的他，在50码处，用《泰晤士报》上的话说，突然“几乎是短跑”般摇晃着去撞线了。在终点10码处，他一下子跌倒了。奥运会的报道后来指：“不可能把他丢在那儿，他可能死在王后的而前。这种事件会毁掉王后那一天的兴致。比赛的主要组织者杰克。安德鲁帮助皮埃特利冲向终点。”

　　当意大利代表团庆祝他们的辉煌胜利时，皮埃特利被担架抬走。海斯获得亚军，比皮埃特利的成绩2小时55分l8。4秒多用了32秒。海弗伦又比海斯多用了48秒获得季军后而还有美国人约瑟和威尔顿，因为开始时的步伐太快，英国运动员没能进人前10名。共27人，不到一半的运动员，跑完了全程。

　　意大利国旗升上了旗杆，但是美国人提出抗议：皮埃特利是在他人帮助的情况下才去撞线的。　他们的抗议得到了赞同，皮埃特利被取消了冠军称号。

　　皮埃特利在生死之间徘徊了两个半小时。后来，他详细地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我实际上是个死人。我的心因为激烈的赛跑偏离正常位置半英寸。我是本能地跑下去。他们给我按摩心脏，使我活过来。”

　　第二天，他奇迹般地恢复了体力，他谴责裁判跑来帮助他。他坚持说他自己能在别人不帮助的情况下跑完全程。杰克。安德鲁为自己辩护说他没有帮他，只是在终点线他倒下时，扶住了他。虽然意大利人的批评好像不太合理，也许有点忘恩负义，但他仍在7月25日被授予了“英雄”　称号。他返回体育场接受王后颁发给他的特殊金杯。王后为他的勇敢所感动，在题词中写道：“赠予皮埃特利。道多兰多。为了纪念从温莎堡到伦敦的马拉松赛。爱丽珊黛王后。”当他进入白城体育场时，一些选手举起帽子向他致意，另一些选手耸耸肩。体操运动员甚至放弃日程表中的表演，跑过草坪，为了看看这位倒霉的英雄。当他挥动布帽子答谢人群时，欢呼声掩没了麦克风中播音员的声音。唯一忧虑来自美国人，他们担心，为皮埃特利的庆祝会毁掉冠军海斯的成绩。

　　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冠军海斯早被美国以外的国家的人们遗忘了。他为参加了奥运会进行了很多训练。他在他工作的纽约布鲁明得尔百货店楼顶的川煤渣铺成的跑道上练习跑步。赛后，他被提升为体育用品店的经理。与此同时，皮埃特利，一个勇敢的失败者，成为体育界的名人。奥运会后一个月　；　他返回杜林时，受到了特殊的欢迎。《锡锅巷》的词作者爱兹。巴莱恩，为他写了一首名为《道多兰多》的歌曲。改名为爱英。柏林的这位同作者也越来越出名。　l908年奥运会对这两个人来说都不错。

　　从马拉松赛退役后，皮埃特利经营着一家咖啡店，他也开出租租车。l924年奥运会100米冠车，英国人哈罗德。亚伯拉罕在《世界体育》这本杂志上，把他描写为“现代奥运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反思皮埃特利的成名经过，亚伯拉罕总结道：“所有快步伐出发的人都受到了惩罚。冠军海斯直到全程的3/4才跑到前面，如果皮埃特利在跑慢些，他会成为l908年奥运会马拉松赛的冠军，但那就可能没人听说过他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50

“专任教授”的骄傲
陈平原

　　３６年前，夏秋之际，粤东山村一间破旧的教室里，走进一个１６岁的插队知青。作为民办教师，那是他的第一堂课。山村孩子没上过幼儿园，头一回被拘在教室里，坐那么长时间，很不适应。不一会儿，有人举手：“老师，我要尿尿。”你刚给他解释，上课的时候不要随便走动；那边又有人哭起来了，问为什么，说是尿裤子了。本以为初入道，从一年级教起比较保险，没想到当“孩子王”还真不容易。可抱怨归抱怨，这个知青，却从此与“教师”这一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结束，高考制度恢复，这名知青走出大山，念完了大学，再念研究生，最后落户在未名湖畔。有了早年教书的经验，深知上课时不能让听众有急于上厕所的感觉，二十几年来，这位从小学一年级教到大学博士班的教师，认真面对每一堂课。大概是天道酬勤吧，这位昔日的知青，居然被评为２００６年的北大十佳教师，真让人感慨系之。

　　你猜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我。去年，我总共获得了国家、教育部、北京市、专业学会以及北京大学颁发的６个奖；其中，最让我牵挂的，是这级别最低的“北大十佳教师”。因为，其他的奖都是肯定我的专业研究，只有这个是表彰我的教书育人。课讲得好不好，这在业绩表上远不及科研成果显眼；但作为大学教师，我更看重这“传道授业解惑”。

　　这些年来，除了专业研究，我还关注大学教育问题。其中，最让我感到痛心的是，教师这一职业的“荣誉感”正在急遽滑落。几年前，曾应邀在北大迎新会上演讲，会上，有新生突然发问：老师，看你挺聪明的，难道没有更高的追求，就甘心当一辈子教师？当时我急了，慷慨陈词，博得一阵阵掌声。事后，那新生跟我解释，说父母都是教书的，对他考上北大中文系不太满意，担心他毕业后只能教书。是的，在很多人眼中，像我这么个年纪，即便没混上省长市长，也得弄个校长院长当当。不久前，在一个大型国际会议上，主持人悄声问我，你有没有更好听一点的头衔？我说没有，就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直到今天，眼看许多“成功人士”的名片上，印满各种虚虚实实的头衔，一面不够来两面，还有折叠式的；像我这样干干净净，只写教职的，不太多。对此，我一点也不感觉难堪，甚至还不无得意，说这才叫“专任教授”。

　　能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这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在我看来，当一名教师，尤其是当一名北大的教师，是很幸福的事情。说这话，不是为了应景，我在很多场合都提到，给北大学生讲课，有一种满足感。你还在备课的时候，就已经能预感到学生会在哪些地方点头，哪些地方赞叹，哪些地方发笑，哪些地方质疑。这种台上台下，单凭眼神就能相互沟通的默契，到目前为止，我只有在北大课堂上，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在国内外其他大学讲课，也会有渐入佳境的时候；但在北大课堂上，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则是家常便饭。所以，面对各种诱惑时，之所以有那么多教师毫不犹豫地选择北大，主要不是因为金钱，也不是因为名分，而是因为学生。每当你走上讲台，面对那么多纯洁的、热诚的、渴望知识的眼睛，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我的祖父教过私塾，我的父母是中专语文教师，而我和我的妻子现在都在北大中文系教书，这种“一脉相承”，使得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有很深的感情。教书光荣，但教好书不容易。除了个人的天赋、才学以及后天的努力，学术环境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我从不敢说“是金子就会发光”之类的大话。古今中外，“怀才不遇”的，那才是常态；像我这样，就那么一点点才华，能得到较好的发挥，得益于北大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更得益于我所在的小集体——北大中文系。留校教书二十几年，经历诸多风雨，全靠诸位前辈遮挡，我才得以从容读书。只是随着时光流逝，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退出讲堂。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林庚先生上最后一课时，学生们如痴如醉，久久不愿散去；钱理群教授最后一次在北大讲鲁迅，多少听众热泪盈眶。现在，他们或者退而不休，回到安宁的书斋，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著述；或者已经谢世，隐入历史的深处。作为仍然活跃在讲台上的教师，我衷心感谢他们曾经给予的提携与鼓励。

　　说到这，不禁悲喜交集。喜的是此次获奖，说明我没有太辜负他们的期望；悲的是老成凋谢，天丧斯文，２００６年，北大中文系竟然有６位教授不幸仙逝。除了刚才提及的９７岁的诗人、文学史家林庚先生，还有语言学家林焘先生、徐通锵先生，文学史家褚斌杰先生，民间文学专家汪景寿先生；更让人悲伤的是，年仅４９岁的孟二冬教授也离我们而去。孟教授教书育人的事迹广为传颂，其他几位先生，同样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14

“来生”选择里的今生期待
毕书之

　　　　　　“假如有来生，你想做哪国人？”　按当下时髦的说法，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但对于这个“伪命题”的选择，却多少可以折现人们对于当下的态度和对于未来的期待，因此倒也不能说全然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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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刚刚过去的九、十月里，中国和印度的媒体不谋而合地用一次调查问卷，分别回答了上述这个“伪命题”。《印度时报》最近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报告，在新德里、孟买、加尔各达等五大城市对18…35岁的群体所作的调查中，将近90％的受访者坚持“假如有来生，还做印度人”。原因主要包括“丰富的精神遗产令人骄傲”、“快速的经济增长令人期待”等。（10月30日《环球时报》）在中国这边，9月里某著名网站所做的一项“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调查，截至9月10日晚，10234参与者当中，64％的选票表示“不愿”。对于“不愿”的因，认为自己“缺乏尊严感”的占了37。5％；另有17。6％的选票投给了“幸福离我很遥远”。

　　　　　　笔者无意于通过简单对比，去讨论“国内月亮与外国月亮谁更圆”之类没有意义的问题。毕竟，各国有各国的情况，不同的数字背后，是各自不同的生存土壤。接受调查者的身份、对生活的态度、宗教的信仰（佛教讲前世今生）、民主观念的张扬程度等等，都决定着对于“来生”命题的选择。

　　　　　　但让人难理解的是，作为一个“数百年来最好”的时代，作为一个跺跺脚就能令全世界感受到震动的政治大国，为什么会有那么高比例的人“缺乏尊严感”？作为一个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强国，为什么会有那么高比例的人“看不到幸福”？显然，这样一个调查结果，与中国目前的现状实在相去甚远。撇掉一部分网民“遇物必反”的“愤青”逻辑，从这个不是很搭边的“参照”中，能反思出什么有价值的因素呢？

　　　　　　根据印度媒体的调查，印度人有强烈的归属感，很多人认为，“印度有不足，表面看也有点脏、乱、差，但印度有自己的特点，没有随着全球化的脚步迷失自己。不论你喜欢与否，这是印度，而不是别的国家”。这样的感觉在中国人身上似乎很缺乏。亚洲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