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仁波切给西方科学家的解答-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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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品质
彼特：我觉得颇哇法似乎很适用于进行您说的那种研究，因为修持颇哇法的人会出现微细心的生理征候。虽然您对于死亡过程的人进行实验持保留态度，然而颇哇法让这种研究则是有可能进行的，又不会干涉到高超修行人的死亡过程。请您简述一下颇哇法。
法王：颇哇法就是使用禅修式的观想来分离微细心与粗重身的连结，而且不会损害肉身。如果人在尚未出现死亡征兆之前，也没有正当理由，就修持颇哇法，就可能无意中杀自己。身体状况很好的时候，也可能会察觉到接近死亡的征兆，这些征兆原可能在死前三四个月才出现。在察觉到征兆的前提下，即可提早三四个月修持颇哇法来结束生命，以免身体因病痛而恶化时，使禅修及脱离这个生命变得很困难。
修行人使用迁识法（或称颇哇法）来分离粗重身与微细心的连结时，实际上就是经历死亡。虽然经历的死亡阶段可能不会延长，但这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来经历这些阶段，最后达到真正的死亡经历。
还有另外一种修持，叫做“夺舍法”，修持此法可将心识的相续体传送到另一个完整的肉身里。这个肉身并非活人，修持此法不是要将另一个人的心识逐出其肉身，也不是要杀死任何人，而是要将心识注入刚死不久的尸体内。这个方式相当于身体移植或大脑移植；第二人的肉身成为第一人的。据说修持此法的人在进入别人的肉身后，仍会保有原来习得的技巧。这种人并非真正经历死亡，因为他并未经历死亡分解的八个阶段。
但是请大家记住，佛教认为自杀是有害的。颇哇法应该是在看见死亡征兆之后才能修持，在不适当的时机修持就等于自杀。正确的修持是必须判定自己即将死亡时，趁身体健壮时加速死亡到临的脚步。这样的死亡，佛教可以接受。
对修行人做实验
从这个议题的深度来看，我们似乎都很难从微细心与粗重心以及神经学工具与方法的可能联系中抽离，时间已经快到了，于是我来总结一下。
凡瑞拉：让我们可以查定较微细层次心识的所有条件中，大圆满修行人所描述的睡眠净光与根本清净觉性，似乎是西方医学最能直接查定的现象。
法王：您也可以对正在修持颇哇法的人进行研究。事实上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对尸体进行心识的转移。夺舍法这个法门已经失传。
彼特：您认为这些状态的肉身状况类似死亡净光吗？
法王：第四种可能研究的方法，就是对修持宝瓶气的禅修者进行测量。最低层次的宝瓶气禅修者大约只能持气两分种。修行较为高深的禅修者则可持气四、五分钟，甚至八、九分钟，都不必呼吸。可能会有心跳。从医学的观点来看，有可能持气这么久都不呼吸吗？那些经验老到的日本潜水夫和其他人在水面下不呼吸的纪录是多久？
两位在场的医师答案都一样：大约五分钟。
法王：从医学的观点来看，有可能持气八九分钟都不呼吸吗？
彼特：只要利用降低体温来降低新陈代谢就有可能，不过修行人可能是用其他方式来降低新陈代谢率，以免大脑缺氧。我认为正子断层扫描法可以用来回答部分的问题，但是必须将追踪剂注射到血管内才行。修行人会允许科学家这么做吗？
法王：这就看个人的选择。他们在禅修时可能不喜欢这样。这可能会造成一些干扰，不过这可能主要得看修行人本身的经验层次。对于那些具有真实、深入、稳定、微细禅修经验的人来说，我想造成的干扰应该会比较少。
彼特：如果可以从事这种实验，那就太棒了。
法王：我可以去找人来做做看。我们的任务是要找到受测者。你们这些科学家可去生产一些可怕的机器，我们则得先想办法找到一个死人。（我们都大笑了出来）我在六十年代遇到一位科学家，他现在是我的好朋友，我们讲到了这个现象。他说他想要进行这类的研究，但是我告诉他，那些他想研究的禅修者可还没出生呢！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听说有一些人是具有修行证量的，不过因为他们散居各地，也很难找到他们。在拉达克有一些真实的佛教修行人，但是他们完全遗世独立。没有人能告诉他们该做什么。有些还十分固执。不管如何，如果我们以宽广的角度来看，我相信做这种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事情。
我们已经讨论到科学与佛教之间能够对话的主要前提之一，也就是鼓励个人要心胸开放的大乘立场。这也代表着我们要对大乘教法的本身采取批判的态度。我们自己必须要有主动的投入与质疑，而非只是兴趣缺失而处处怀疑，否则只是意味着我们对这主题其实并不认真。佛陀曾经说过，不应只因对他的崇敬而接受他的话语，而要像金匠那般对于想买的金子加以检验、对于他的话语加以检验。因此我们所讨论的基础包括：探索、更多的探索、更多的讨论。
第七章、濒死经历
传统上来看，琼？哈力法斯是文化人类学家。她的职业生涯始于跨文化人类学，然后转至医药人类学，接着是临床人类学。现在多数人都认为她是文化生态学家。她生活在变迁之中，随变迁而成长。
琼：濒死经历的故事都是人们在经历临床死亡后被救醒或自己苏醒之后，对于其经历的描述。这些情节丰富的故事，是一种让所有文化的人们将其宇宙观或对自身本质的洞察力编织到社会这块布料上的方式。各个文化讲死亡与死后经历的故事非常普遍。西方文化就有这类故事，例如，中古世纪对于濒死的经历的纪录；东方也有纪录，例如《中阴听闻得度》，也详细描述了濒死经历的叙述。死亡不仅是透过故事来呈现其面貌，还以文化方式清楚表现出来，许多仪式或仪式活动就传达了死亡与重生的经历。
这些仪式活动一般称为过渡的仪式或典礼，这些仪式不仅会定期发生在个体的生命中，也会发生在人类的地理迁移方面，例如流亡之旅。换句话说，过渡仪式活动，要表达的是与存在相关的死亡，以及重生并获得新体会、新生活的方式。举凡年龄的增长、女性的生产过程、婚姻本身、死者的亲属，都在经历一场过渡仪式。
过渡仪式不仅让个体准备好面对生命，也让个体准备好面对死亡，在西方文化中这些仪式并不存在，导致冷漠疏离的情形。在西方文化中，死亡是相当被压抑的议题。然而美国的青少年在十八岁从高中毕业之前，早就从电视上看到平均两万件杀人案的报导。这种死亡的呈现方式不仅有害于社会，还使濒死经历变得客观化、疏离化，有别于西藏对死亡采取的亲密同情态度。
探索死亡边缘
美国在一九六零年代因为越战与民权运动，所以解放了社会与文化方面受压迫的人，使得人们开始尝试灵修。一九六零年代晚期，死亡与死亡过程成为进行灵魂、心理、哲学探索的领域。
当时我参与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主办的一项计划，它成为一九七零年代初期的先驱浪潮。在这个计划中，一群精神科医师与社会科学家采用改变心智的药物，对濒临死亡的癌症病患以及饱受严重疼痛、恐惧或沮丧折磨的个体作实验。受推荐参与这个计划的个体，得先与我们深度面谈，在他们的同意之下，我们展开互动性精神疗程，让他们服用精神性药物。
全世界许多部落文化都会使用精神药物，以便更顺利地时进入深奥的意识变异状态。一九五零年代晚期，欧洲开始调查这类药物，然后美国随之跟进。我参与的计划所使用的精神性药物是迷幻药，它是第一个治疗精神异常的合成药物。
当时我开始看清几件事情。第一，对于尚未准备好要面对死亡的人来说，这个实验似乎是个很有用的经验，可以被当作一种现代的过渡仪式。第二，死亡本身即牵涉到意识的变异状态，由于许多的心理作用促成了心理状态的改变，所以也许根本没有必要使用改变心智的药物。
此后，我继续进行临床人类学实验，陪伴濒死者，教导他如何冥想，鼓励他们，在经历死亡时遇到各种变异状态，不要惊怕逃避，而是要做好心理建设，这样他们就可以沉着地探查这些状态。过去六年来，我一直在跟患有爱滋病的男同性恋合作。这是个特别吸引人的族群，因为他们通常教育水准高，而且相当注重心灵层次。因为许多男同性恋者也承受类似的痛苦，促使他们在死亡过程中抱持正面的态度，把这种经历当成一项造福的使命。
古代如何看待死亡？
自古至今人类留下许多纪录，记载了人类对于死亡的看法。有些尸体是由手工艺品陪葬，或把尸体摆放成某种姿势，例如，中国就曾经在一个位于小洞穴时原埋葬处，发现一颗约有五十万年之久的头颅。该颗头颅是被砍下的，古人类学家推断原因可能是仪式献祭，或者头颅是被当作意识居所看待，所以才被砍下。另外，法国南部穆斯特的洞穴有一个男孩的残骸出土，他的头颅枕在手臂上，宛如睡姿，身旁放着石斧和祭品。古人类学家推测，埋葬行为表示古代人类相信死后世界或来世之旅。许多现存的部落文化仍可看到远古时代的遗风。
其中最令人着迷的埋葬仪式出土地点，位于伊拉克的夏尼达。夏尼达的出土尸体是放置在一张花床上，当中有许多花还具有医疗效果。目前认为这些花是可以带到来生的一种资产。距今约三万五千年前至一万年前的克罗马侬时期，尸体是被捆绑或弯曲成胎儿的姿势，使得死亡经历与诞生经历产生了非常密切的联系。距今一万五千年前的上旧石器时代，其出土地点大部分是在法国中南部的多荷冬区域，我们在那里发现了洞穴壁画，这些壁画描绘出仪式行为以及对死亡的崇敬态度。最有趣的壁画是拉斯科山洞的壁画，壁画上有个仰卧或坐卧的男人，那个男人看起来已经死了，但是脸上却戴了鸟的面具，阴茎勃起。他的身旁有头野牛被矛刺中，内脏跑了出来，正在死去的野牛歪着头，好像在看自己的内脏，也好像在看那个男人。我们相信，古代人类认为诞生、死亡、性与恍惚状态之间是有关联的。现代部落一直保持着自人类诞生以来的仪式，当中似乎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
西方所发现的死的世界
在西方，约西元五百年到十五世纪的中古时期，人们特别着迷于研究死亡。许多人留下了无数的濒死经历纪录：富人、穷人、教宗、国王、孩童都有纪录。这些见证都是想要确认死后世界的存在。这类预言式的见证，都是为了教化人们此生从事正当行为，以免死后下地狱。有趣的是，目前的濒死经历研究发现，现代的死亡纪录中地狱不再是流行的议题。
十九世纪，死亡再度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瑞士地质学家兼登山家阿尔伯特？海蒙曾经坠落山崖，经历了十分神秘的体验。此后他对从意外中幸存的人士非常感兴趣，并开始收集濒死经历的纪录。这些故事的主人翁并非特别相信超自然的事物，但是却在遭受意外时有了超自然的经验。
十九世纪晚期，通灵术兴起。通灵指的是可以看见死者灵魂并与其对话的能力。二十世纪初期，通灵活动非常普遍，由于它很受欢迎，还导致新研究领域的出现，探索超自然事件。当时有一些画就是在讲人类的特质与经历肉体死亡而存活下来的事件。当时的重要研究人员有：迈尔斯、詹姆士？西斯勒与威廉？白瑞德。一九一八年，一位研究人员提出濒死景象的调查数据，藉以支持通灵之说。
一九五零年代，人们不再对于超自然与通灵的事情那么感兴趣了，而现在称为超心理学或称意识的超自然状态的领域于焉兴起。一九五零年代晚期，研究人员卡洛斯？欧西斯开始收集医师与护士的濒死纪录。由于欧西斯同僚厄伦德？哈瑞森对比较宗教学很有兴趣，因此他们也开始研究印度人的濒死经历。维吉尼亚大学的超心理学家伊恩？史帝文生则对查证灵魂转世经验特别有兴趣。
到了一九六零年代晚期，超心理学不流行了，超个人心理学的西方哲学领域开始发展。这个领域并不特别注重超自然现象，反而与哲学家兼神秘经验研究人员威廉？詹姆士（1842…1910年）的研究更有关联，且重心转移到人生中发生濒死经验的价值所在。
在六、七零年代，爱荷华大学心理学家罗素？诺亚斯与罗兹？克莱提，开始将濒死经历当作精神病症候群来研究。七零年代早期，精神病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