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1-第2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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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回还划伤了手指，但每次没等伤好，她就在店里忙来忙去。
日子一晃过了两年，小姑娘也为我破了两年鳝鱼。破鱼的速度由慢到快，到后来，基本上不用请“外援”了。两年后，小姑娘成了大学生，开学那天，我和表叔商定，将她两年来应得的工钱封了一个大礼包给她。小姑娘先是一愣，说什么也不肯收下。后来，收是收了，但前提是作为预支的工资，每年的寒暑两假，她还会来店里帮着破鳝鱼。
有一件事，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其实小姑娘破鳝鱼的速度并不是很快，只不过在她划伤手指的那些日子里，鱼店里的几名员工，都学会了破鳝鱼，大家知道她的家境不好，都想帮她。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47
你什么时候想家
●张小娴
你什么时候最想回家探望父母？
每次当爸爸妈妈打电话来问：“什么时候回来？”我会说：“下个星期天吧。”、“等工作没那么忙的时候吧！”、“迟些吧！”其实我最想说的是这一句：
“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会回来。”
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最想家。
春风得意，诸事顺利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家。即使不是跟朋友和情人一起，也宁愿一个人窝在自己家里看书、看影碟、玩电脑。个人空间比什么都重要。
然而，遇上挫折的时候、失意的时候、沮丧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有一个老家可以回去，是多么幸福的事。
晚上跟男朋友吵了一顿，半夜三更跑回老家，爸爸妈妈一定很担心。我们唯有等到第二天才回去。爸妈问：“为什么忽然跑回来？”我们微笑着说：“今天放假嘛！”其实，我们是遇到挫折了。
被朋友出卖，工作不如意，我们打一通电话回家问：“妈，我回来吃饭可以吗？”妈妈在电话那一头开心的说：“好呀，今天不用上班吗？”那一刻，好想坦白的说：“我厌倦了工作，好想回老家疗伤，可以吗？”
对不起，我们总是带着一颗挫败的心回家。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27
你可以拥抱我吗
●姜钦峰
彭丽媛在阜阳拍过一个公益广告，她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片中彭丽媛的搭档是个小男孩，当她第一眼看到那个男孩时，不由得震撼了。才三岁的孩子，眼神里丝毫不见天真烂漫，却写满了与年龄极不相符的孤独和冷漠。他是个艾滋病孤儿，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从母体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拍摄过程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无论彭丽媛如何跟男孩讲话、逗他笑，他就是不理不睬，根本不愿看她一眼，拍摄工作被迫中断。男孩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世界，习惯了周围的冷漠，平时几乎不与任何人说话。导演对彭丽媛说：“你要跟他玩，最好是抓住他的手。”当时男孩的手上起了水泡，正流着水，彭丽媛拉住男孩的两只小手，一把将他抱了起来，这种接触并不会感染。
男孩觉得不可思议，紧紧盯着这个陌生的阿姨，稚嫩的小脸上顿时灿烂了……
半年后在某电视节目演播厅，彭丽媛又见到了那个小男孩。她大感意外，男孩仿佛变了一个人，变得爱说爱笑，调皮捣蛋，还扑上来亲热地喊她“彭妈妈”。或许，那一个温暖的拥抱，已经永远铭刻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消除了他的孤独忧伤。
我有个朋友在电视台做记者，台里准备在世界艾滋病日策划一个节目，他自告奋勇扮演艾滋病患者。去年12月1日上午，朋友来到胜利路步行街，选了一个最显眼的位置站住，这里是南昌市最繁华的商业街，人气旺盛。他在胸前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我是艾滋病患者，你可以拥抱我吗？”摄像机远远地隐蔽在一个角落里。他当街一站，立刻吸引了不少行人围观，当那些好奇的目光触及“艾滋病”三个字时，哗的一下四散而逃，有人甚至捂着嘴巴一路小跑。朋友早有心理准备，依然表情自然，不卑不亢。
不断有人从他身边走过，好奇地看看他胸前的牌子，立即掉头就走。两个小时过去，竟没有一个人敢上去拥抱他，渐渐地，他挺不住了，开始主动劝说行人，“抱抱我吧，与艾滋病人正常交往是没有危险的”，人们却逃得更快了。阳光灿烂，街上人潮汹涌，他孤零零地站在大街上，仿佛被这个世界彻底遗弃了。那一双双冷漠的眼神，令他不寒而栗，他甚至忘了，自己其实是个“演员”。
终于，一个穿风衣的中年男人走到他跟前，看了看牌子，没有说话，张开双臂深深地拥抱了他，然后又拍拍他的肩。“谢谢！”朋友满怀感激地道谢，莫名其妙地，汹涌的泪水忽然决堤而出，仅仅是一个无声的拥抱，竟让这个七尺男儿当街大哭。过了一会儿，一对年轻的情侣走过来，分别上来拥抱了他，然后手拉着手走了。拥抱，一个，又一个……
那天，朋友最终是带着笑容离开的。
事后谈起这次经历，朋友仍有些不好意思：“说来惭愧，起初我只是觉得有趣才去的，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哭。打我记事起从没流过一滴眼泪，但是那天，当我获得第一个陌生人的拥抱时，泪水实在无法控制。那种感觉，你没有亲身体验过，是无法想象的。”
灾难固然难以承受，但比灾难本身更可怕的，是旁观者的冷漠和无知。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轻轻的拥抱。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49
南方·水印象
●祝 勇
南方的水，遍布神奇的皱褶。透明、轻巧、恍惚。
水上的皱褶从不寂寞。在河流的表面，这些天生的花纹每时每刻都变着形态，仿佛它们的生命中，蕴含着无穷的活力。我把每一缕皱褶都看成一个独立的生命，有自己的情感和命运，有它们的来路和去处，有炫目的光芒，也有旋涡和陷阱。
南方的河道，方向是隐晦的，婉转迂回，不像北方平原上的河流那样一目了然；水上皱褶无疑又增加了河的变数，让它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水上皱褶具有超强的繁殖力。我亲眼目睹一缕皱褶在瞬间变幻出几个，那几个又在继续繁殖。在河流中，我见证了数的变化，一种几何级数的递增，我第一次意识到数学的美感。水上的数学，隐喻着万物间的隐秘联系。
一种联系存在于水与衣裳之间，皱褶就是它们通用的暗语。可以说，衣上的皱褶是由水上皱褶孕育而生的。女孩子们在河边浣衣，皱褶就从水上蔓延到衣服上。即使衣服晾干，皱褶依然存在。皱褶证明了水的无处不在，干爽的褶印是水的另一种形态。
河流是大地的皱褶。在大地之间闪耀和晃动。
那些皱褶有一种繁复的美，无可救药地反复出现，层层推进，像冥想一样没有止境。一种无规则的均匀。它们重新划分了大地的单位，一级一级地，使它变得无穷小，分散成无数个气韵生动的细节。
所以，南方人总以细节的观点看待河流。在他们眼中，河就是水，是河的现在时，而不是来世和前身。河流的时态被取消。五十年后的孩子，和五十年前的孩子看到的河是相同的。河流使时间停止，岁月漫长，而河自身却是流动的，逝者如斯。
像所有的皱褶，河流复制河流，无限衍生，势力强大，把南方的一切纳入自己的辖区，包括：石桥、？步、廊棚、粉墙、黛瓦、船舶、芦苇、柳树、渔米、药材、月光、梅雨、诗词、画轴、文房四宝、藏书楼、琵琶、目莲戏、皮黄、青衫长袍、爱情、朝代。皱褶肆意繁殖，遗传的影子随处可见，仿佛它们是事物的根源。而所有一切都在它们身上蜇伏。水的方向随心所欲，毫无预兆，那么，它管辖的事物都将因它而变，像多米诺骨牌，一个跟随一个，作出应对。
周庄、同里、西塘、乌镇、南浔、锦溪、朱家角……风姿华美的袖珍小镇在长江下游一带遍地皆是，仿佛种粒，在水的灌溉下茁壮生长。水成为生活的参照物。美人靠在“美人靠”上，通过水来鉴照自己的青春。水如同镜子，本身是空，是虚无，但它能容纳实有的生活。没有水，生活将隐于黑暗中，将被埋没，难以发现。
南方人让水来围拢自己的生活。在丽江，水干脆就从房子底下通过。在丽江似乎找不到水井。饮水时候，掀起地板上的一个盖子，水就近在咫尺。地板上空洞的方框就像一个取景框，杂花浮动的水流像万花筒变幻不止。
沱江上的吊脚楼也使人们得以枕水而眠，只是与丽江相比，楼板距水面高些。躺在吊脚楼里，透过楼板间胳膊粗的缝隙可见深处的流水，有些惊心动魄。有人住在吊脚楼里，有人在水上漂。于是，漂泊与停留的意象在艺术中像皱褶一样被一再复制。沈从文笔下的一个镜头：“门开后，一只泥腿在门里，一只泥腿在门外，身子便为两条胳膊缠紧了，在那新刮过的日炙雨淋粗糙的脸上，就贴紧了一个宽宽的温暖的脸子。”（《柏子》）
我曾经在楠溪江的竹筏上睡眠。是在春天的午后，楠溪江水量充沛。我从中游溯流而上。世界在均匀的阳光中通体透亮，在困倦中增加了我的非现实感。我合上眼，水和皱褶一起消失了，只剩下竹筏，轻轻摆动，像摇篮、钟摆，或者其他与岁月有关的事物。我感觉竹筏是浮在空中，没有依托和支点，我自己也变得似乎比空气还轻，只剩下灵魂。水以不在的形式存在，并且让我忽略了（禁止）而感知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水是深刻的，它像上帝，了解我们的痛苦和愿望。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08
母亲的衣橱
●伊 沫
让母亲出一趟门是件很难的事。随弟弟生活的母亲，总是放不下小侄女的一日三餐，放不下满院子的花草和屋里的两只波斯猫。还有，穿什么衣服。
那一次，我接她去我家小住，弟弟把汽车都发动好了，却迟迟不见母亲出来。我等得心急，就跑进屋催促，只见母亲正埋头在衣橱里找什么。“我想穿上你在北京给我买的那件毛衣。”母亲说。我要动手帮她找，母亲不让，担心我会给她翻乱了。我这才发现，衣橱里的东西都摆放得很有条理。母亲指着衣橱解释说：你给我买的衣服在这边，那边两摞，是你大姐和二姐的。在我的惊诧中，母亲慢慢换好衣服，又对着大镜子照了照，才满意地朝外走去。
母亲每次到来，都会引起我们小区居民的赞叹，一墙之隔的邻居大嫂还常常跑过来，非得唠一阵嗑才走。母亲健康、开朗、整洁，甚至还有点儿时尚。81岁的年纪，看上去竟然不到70的样子，头发没有全白，耳不聋，眼不花，还能飞针走线给重孙做棉袄。
这样的日子，我会放下所有的工作陪母亲。晚上，母女俩同睡一张床，却一夜无眠。话太多，说也说不完，父亲去世早，脑溢血使他匆匆离我们而去，连一句最后的遗言也没有。那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弟弟才三岁。中年的母亲忍受着巨大的绝望与悲伤，毅然独自拉起了家庭的大车，车上载着我们兄妹七人。每一个都要穿衣，要吃饭，要上学，要结婚——我们只知道索取，也只会索取，向自己的母亲。最苦的那十几年，母亲从未穿过新衣，却把我们收拾得干净整齐，每一个春节从头至脚都是新的。她说，我不能让别人以为，失去父亲的孩子就一定邋遢可怜。10岁那年冬天，我冻伤了脚，为了赶在大年初一让我有新棉鞋穿，母亲三十晚上还在忙碌。那幅画面至今还历历在目：15瓦的灯泡下，严重贫血的母亲坐在马扎上，握着锥子和针上鞋底，弓着腰、低着头，鼻尖上沁满细密的汗珠——但第二天清晨，母亲已经精心收拾好自己，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身上的旧衣服洁净平整，在院里庄重地燃响新年的第一串鞭炮。
母亲爱我们，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要像她一样，从小就要坚强美丽，自信勇敢，不被任何困难压倒。
那一年，排行最小的弟弟也考上了警官学校，至此，我们兄妹七人就有四个考上了大学。母亲终于不再改造我们的旧衣穿。在那个宜人的初秋，我和二姐陪她去扯衣料，母亲看中一块淡蓝的底子上散落着朵朵栀子花的杭州丝绸，爱怜地摩挲着，眼里似少女般闪着惊喜与温柔。她亲自裁剪、缝纫，做成一件小翻领的上衣，穿在身上，映衬着母亲是那样清秀美丽。在我们的夸赞中，母亲让弟弟给她照了一张相，这张照片和以后的许多照片一起，至今仍挂在母亲家新楼的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