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1-第1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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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突然有了这么多皱纹呀，你怎么能老得这么快呢？真是有点不甘心……”老妈用力地捶了老爸一下，终于止不住掉下了眼泪，虽然老爸背对着我，但是我却看到他在猛烈地颤抖着的脖子。

　　也许老爸真的有点迂腐有点傻，既没本事又没能能耐，并且只会挣点死工资，在这个“为五斗米竞折腰”的年代显得那么孤独。然而，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我的傻老爸。却是我一生最爱，最敬重的一个傻子。

　　摘自《读者》2007年第10期P20


　　　

文明，离我们还有多远
●孙盛起

　　
〃太太；您需要帮助吗？〃


　　王淑菊女士是西安某高校的副教授，多年来患有一种疾病：一旦劳累，就会突然产生晕眩。已记不清有多少次，她在大街上走着走着就忽然感到天旋地转，于是不得不蹲下（禁止）子，以防跌倒。而每当这时，众多行人在她身边走过，没有人理会她，没有人搀扶或问候她一句，甚至很少有脚步在她的身边迟疑一下。她对此也习以为常，请求别人帮助的奢念在他脑中几乎没有闪现过。

　　三年前，王女士到瑞士伯尔尼大学参加交流活动。那天，她走在街上又一次感到晕眩，她连忙坐到街边的长椅上，仰头活动颈椎以缓解症状。这时，迎面走来的一个年轻人立刻加快脚步走到她身边关切地问：“这位女士，您需要帮助吗？”这令王女士很惊讶，按照在国内形成的惯性思维，她摸不准这个年轻人要干什么，于是警惕地摇头。那个年轻人说的是德语，以为她没听懂，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问话，见她依然摇头，才很不放心地走开了。在随后不长的时间里，又接连有七八位行人走上前来询问：“太太，您需要帮助吗？”渐渐地，王女士的惊讶神情被淹没在感动中。活了40多岁，这是她第一次受到这么多陌生人的关心，虽然只是一句话，温暖却直达心底。

　　王女士的经历让我想起两件事。一件发生在深圳：一个外地民工在横穿马路时被一辆飞驰的轿车撞进了街心花园，小伙子被撞断了一条腿和几根肋骨，动弹不得，他苏醒后扬起手无力地呼救，然而令人寒心的是，整整两天两夜，不知有多少人目睹了他的惨境，甚至从他身边经过，可是人们任由浑身血污的小伙子躺在那里痛苦地呻吟，竟然没有一个人伸出手来帮他一把！在那两天两夜里，小伙子忍受着巨大的疼痛，只是靠喝花园水池里的水维持生命，如果不是一个交警巡逻至此发现了小伙子并把他送进医院，那么小伙子必死无疑。另一件事发生在广州：火车站前，一个正准备进站回河南老家的老大爷不知什么原因忽然栽倒在路旁，仿佛有一个无声的命令，就在大爷栽倒的瞬间，人群呼啦一下散开，并且从此路过那里的人都和躺在地上的大爷保持一定距离绕道而行，似乎对这种事避之犹恐不及，更别说上前询问和搀扶了。就这样，大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静静地躺了将近三个小时，直到广州日报的两名记者闻讯（报料是能挣钱的）赶来后，才打120叫来急救车，可是，老人已经死了。

　　以上两件事绝不是特例，我相信非常多的中国人都曾有过冷漠待人和被人冷漠相待的经历。冷漠的距离感只会让人情更加冷漠，缺少人间真情的世界，即使物质世界高速发达，也无异于在精神的荒漠中前行，这时的文明之花，就像那海市蜃楼虚无缥缈！当我们的耳边也有幸响起王女士所听到的那一声声“您需要帮助吗”的问候时，我们国人实在是应该脸红的，进而应该在自己的脑中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加塞儿=流氓


　　1994年，国内一个代表团到俄罗斯考察交流。这天晚宴，宾主气氛融洽畅所欲言，为了说明俄国文化在中国如何受欢迎，中方一人提到了在中国热映的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大谈当年人们抢购电影票时排长龙、加塞儿等热闹场面。在一旁口译的随团翻译忽然为难了，因为他搜肠刮肚，也没有找到和“加塞儿”相对应的俄语单词，于是他只好将“加塞儿”的情景描述出来，然后问俄国人这种情况在俄语里应该怎样表述。“流氓！这完全是一种缺乏道德和修养的流氓行为！在俄语里还有别的单词表述这种行为吗？没有，只有流氓！”俄国人的回答被翻译成中文后，中国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都被深深地刺痛了！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如今的俄罗斯是否引进了“加塞儿”这个词不得而知，不过“加塞儿”这种流氓行为在中国依然随处可见却是不争的事实。每遇加塞儿，最令人气愤的是那些加塞儿者的表情，他们不仅不认为自己缺德，不仅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反而觉得自己有本事、占了便宜，因此总是显得心安神泰甚至理直气壮。毫无疑问，他们这种心理的养成很大程度得归咎于我们国民的容忍、麻木和胆小怕事。就像眼见小偷在掏别人的口袋而不敢吭声一样，因为怕招惹麻烦，我们鲜见对加塞儿者怒斥的举动，这无疑是对这种行为的一种鼓励。试想，如果我们对加塞儿者群起而攻之，或者群起而怒视之，那么这些加塞儿者还会这样肆无忌惮吗？

　　和加塞儿比起来，另一种流氓行为更令人恶心气愤，那就是当街小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的很多城市，街心花园几乎成了某些寡耻之士的小便池甚至粪坑，而在墙根、楼角和背阴处，看到污秽遍地以及墙上写着“在此小便罚款十元”的警告更是不足为奇。亚当和夏娃由于在伊甸园偷吃了感知羞耻的禁果而被放逐到人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类知道羞耻。可是，当那些男士“勇敢”地将自己的阴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他们的羞耻感到哪里去了？可以说，在那一刻，他们和没羞没臊的动物没什么区别。“离动物行为越近的行为越不可容忍”，遗憾的是对这种动物行为同样鲜见有人制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及见怪不怪已经成了我们很多国人的一种近乎病态的心理。

　　让我们“见怪不怪”的行为还有很多，比如当众挖鼻屎、在人群中放屁、坐公交车抢座、乱丢垃圾、随地吐痰……笔者引述以上事实，不过是想以此来刺激我们有些国民麻木的神经，使其感到痛，感到羞，这样才能知耻而后改。

　　
没人监督时；我们在做什么？


　　汪正奇先生是兰州正兴油品公司老板，儿子在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读书。2003年，汪先生到美国看望儿子，其间顺便拜访了儿时一起长大、现已移居美国的一个朋友。阔别多年相见，自然倍感亲切，两人到一家酒吧欢饮，不知不觉就到了半夜。从酒吧里出来，两人钻进朋友的车，然而朋友并没有发动车，而是自言自语：“今天喝得不少，怕是不能开车。”汪先生看朋友的神情，觉得比自己清醒得多，再看看四周，目力所及连个人影都没有，于是他说：“没关系，你开慢点儿，不会有事的。我在国内就经常酒后开车，从没出过事。”朋友惊讶地看看他，然后一边笑着摇头一边招呼他下车。“咱们走回去吧！”朋友说，“你难得来美国一次，正好借机看看这里的夜景。”汪先生觉得朋友过于胆小，但又不好争执，只得无奈地跟朋友往回走。走到半路，汪先生把抽剩的烟头随手扔在地上，令他十分惊讶和尴尬的是，朋友竟然弯腰捡起烟头，走出几步将烟头扔进垃圾桶里。汪先生终于忍不住问：“你小子在国内时跟我一个德行嘛，来美国住了几年，咋就学得这么乖？”朋友想了想说：“环境影响吧！别人都这么做，你好意思不跟着做吗？”那次美国之行对汪先生触动很大。论钱财，朋友不如他；而论德行，多年来他几乎没什么长进，已经远远地落后于那位朋友。回国后，他印了一本小册子分发给员工，上面自暴其丑，然后向员工提出一个问题：没有人监督时，你在做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这个问题。

　　没有人监督时，我们在做什么？十字路口没有警察时，经常会有人闯红灯；办公室里头儿刚一离开，立刻就响起说笑声；列车乘务员离开车厢半个小时，回来后保准烟雾腾腾垃圾遍地；旅馆服务员在客人走后收拾房间时，经常会发现床单上有客人擦鞋留下的泥土和鞋油；花展上值班人员去了一趟厕所，回来后发现几盆花不翼而飞；几年前，上海某公园举办万把红伞迎新春活动，一万把红伞竟然在一夜之间被洗劫一空……不能不承认，在没有人监督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想的就是如何钻空子！

　　自律是戒掉陋习的基础。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必定是具有自我控制能力的人，他的所作所为是不需要被人监督的，如果有人对他的诚实有所怀疑而在暗中窥探他，那么他会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而我们有些人呢？就好像是在靠本能做事，有便宜就占，瞅空子就钻，得逞了，洋洋得意，一旦被人发现了，竟然不以为耻，反而认为是自己倒霉、运气差。

　　曾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说一个美国年轻女教师来北京某大学讲课，在进行阶段考试时，每当她的目光移向窗外或黑板，很多学生就开始互抄卷子扔纸条，在多次制止无效后，女教师“扑通”一声给学生们跪下，泪流满面地恳求学生：求求你们别再作弊啦！那抄来的不是你们自己的知识啊！难道你们非要我的眼睛一刻不离地盯着你们吗？难道必须把你们时时置于别人的监督之下吗？这篇文章让人心酸，更让那些关注祖国未来的人们感到心寒。

　　除以上所列，诸如在公厕大便不冲水、男士小便不掀开马桶盖、在公共场合大喊大叫、当众脱鞋脱袜、碰撞别人不致歉……随着我们出国旅游的人日渐增多，这些陋习越来越让发达国家难以容忍，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在公共场所竖起了用简体中文书写的对于这些陋习的警告牌。

　　这些影响我们直达文明社会的陋习缘何与国人纠缠不休？笔者认为，我们的国民养成教育的缺失是重要原因。如果说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为了肚皮，为了尽可能挤占生存空间和从外界讨得“便宜”，我们粗鲁、不拘小节甚至少羞寡耻还有情可原，那么，“仓廪足而知礼节”，在国运昌盛的今天，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再粗俗下去，中国迫切地需要一场陋习改良运动！我们离真正的文明到底还有多远？答案就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行动中！

　　摘自《读者》2007年第10期P40


　　　

听从内心的声音
●孙君飞

　　善于倾听永远是一种做人的美德。只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有人习惯听从来自外界的声音，有人则习惯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而后者似乎更少一些。

　　伊莎多拉·邓肯的一生跌宕起伏，绚烂多姿，这在她坦率、闻名的《邓肯自传》中有真实可感和深入人心的讲述。这位诞生在大海边的女孩自幼不相信圣诞老人，而且蔑视一切陈规，讨厌所有的浮华做作，仅仅听从内心的声音。

　　邓肯还在小姑娘的时候，母亲送她到名师那里去学芭蕾舞。芭蕾舞在当时是西方舞台的主流，高雅、神圣，不可侵犯，人们也以此为荣。但是邓肯只上了三节课就离开了，而且再也没有回到跳芭蕾舞的人群当中。她厌恶芭蕾舞的程式化，厌恶那种约束人的舞鞋和束身衣。从这时起，她就　　地意识到她理想中的舞蹈应该是这样的：一定要表现人类的精神与灵魂，仅仅需要听从内心的声音——那至高无上的指令。

　　在她的舞蹈学习班上，哪怕面对的是最年幼无知的学员，她也要告诉他们：“用你们的心灵去听音乐。现在，你一边听，是不是同时能感觉到有一个自我正在你内心深处觉醒？——正是靠这个自我的力量，你才抬起你的头，举起你的臂，慢慢地走向光明。”

　　她的观点惊世骇俗，她跳舞的方式更是惊世骇俗。在排练室中，邓肯常常一动不动地伫立几个小时，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不停地思索，努力寻找舞蹈动作的最佳喷发点。演出时，她彻底抛弃了传统的舞鞋和舞衣，改穿宽松裙袍或透明纱衣，赤着双足，自由摆动，自由起舞。她相信“最自由的身体蕴藏最高的智慧”。

　　为给自己的舞蹈争得一席之地，邓肯携带家人流落异国他乡，屡败屡战，百折不挠；拒绝了权贵们用以寻欢作乐的高酬演出邀请，一度身无分文，仅靠一箱番茄和母亲的支撑维持了一个星期的生计。经历无数的坎坷波折，她依然听从内心的声音，依然“跨大步伐，跳前跳后，跳上跳落，仰高头，挥动臂膀，跳出我们先人的开拓精神，我们英雄的刚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