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1-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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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西服领带地坐在椅子上，手里端着一杯可乐，说不出的别扭，感觉自己不像是来吃饭的客人，反而像是端着托盘到处送饮料的服务员——这个会场，只有我这个外国嘉宾和服务员穿着西服。
　　好在婚礼邀请了一帮歌手，我借机欣赏苏丹音乐。果然很有特点，婉转高亢兼而有之，每一首歌都很长，像是一口气唱下来的，真够让那歌手荡气回肠的。当一个女歌手上台演唱的时候，下面响起了一片掌声，我仔细一看，这个歌手可是苏丹国家歌舞团的，每逢重大节日都会出现，电视里也常常能见到，到这里演出，大概也算是“走穴”吧，看来我这个客户的表亲还挺有实力的。正胡思乱想，就看到台下的宾客三三两两地站起身来，走到台前，把右手高举过头，向着女歌手打榧子，而那女歌手显然也很喜欢这样，同样把右手举起来打着榧子。
　　我大感兴趣，忍不住凑了过去，大概由于我这个外国人的加入，周围的人也兴奋起来，很快树立起一片右手的森林，都吧嗒吧嗒地弹着响指，那声音汇集成一片，倒也好听，弹到兴起处，还要以臀部为轴心前后晃动着身体，不管是上面的歌手，还是下面弹指的人，都分外陶醉，带我来的客户也觉得很有面子，冲出人群跑到我身边来，生怕别人不知道我这个外国人是他带来的。
　　那天晚上认识了好多人，有新郎家的也有新娘家的，大家都把我当作朋友，我也就不好意思再问为什么要弹响指。直到很久以后，面对另一帮朋友，我才敢问了一句，原来这弹响指就是表示拥戴，表示自己已经将他作为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叔叔婶婶。我这才明白，自己糊里糊涂弹指一挥，竟然有了一大堆苏丹亲戚。　　

　　无姜
　　
　　要判断一个在苏丹生活的中国人过得怎么样，有几个重要指标：一是看他有没有烟抽；二是看他有没有酒喝，这两项都需要关系够硬、面子够足才能做到。可还有一条，那就是看他厨房里有没有鲜姜，如果隔三岔五能有块鲜姜做菜，那他过得可就不是一般的好了。
　　苏丹不产鲜姜。当地人也知道姜很重要，他们烹制牛羊肉的时候也离不开姜，不过都是晒成木乃伊的干姜片，在市场上倒是很容易买到，可怎么也没有鲜姜那种特有的味道。在苏丹，有钱也买不到鲜姜。那些厨房里有鲜姜的中国人，要么能经常去周边国家买，要么就是有人给送，鲜姜就是实力的象征。
　　有一次机缘巧合，我也得到了几块别人从国内带来的鲜姜，可我没舍得炖一锅肉就这么吃了，而是在院子里找一块空地，细细地翻土，深深地埋下，指望这几块姜能生根发芽。在苏丹，鲜姜也会成为公关利器，社交法宝。所以我把种姜当成了那段时间的工作重点，害怕非洲的太阳欺生，我特意在姜园——我给我那块巴掌大的菜地起的雅号——四周用脚手架钢管搭起架子，上面盖上遮阳的麻袋片，还弄了根漏水的管子当做自动喷灌系统，保持土地湿润。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我早就去附近的养（又鸟）场要了一麻袋（又鸟）粪，没事就撒上点儿。这些姜还真争气，很快就拱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枝芽。我再也按捺不住，到处打电话报信许愿，短短几天，就许出去几十公斤鲜姜了，大概远远超过我第一次可能有的收成了吧。
　　然而春风得意，马失前蹄，我的姜一夜之间就枯萎了，我不甘心地挖开泥土，下面的鲜姜已经变成干枯的姜片，来到非洲的短短时日里，它们已经耗尽了身体里全部的养分，尽情绽放了自己的生命。
　　我带着敬意封闭了姜园，每日黄昏还来坐坐，这已经是这些日子养成的习惯了。过了很久之后，还有些不太熟的朋友辗转托人要到我的电话，问我有没有鲜姜，我总是告诉他们，有，还没有长出来。

　　捏牛黄
　　
　　苏丹的集市上曾经有过一景，在牛羊肉柜台前悬挂着很多深绿色的小袋袋，大小不一，颜色也深浅不同，迎着阳光一眼望去，有些竟然晶莹剔透，发出绿宝石的光芒，如果不是苍蝇们孜孜不倦地绕着它飞，还真像是某种奇异的热带水果。这是牛或者羊的苦胆。
　　在30年前，最早的一批中国人进入苏丹的时候，有个中国厨师，每次去市场买菜，总要到牛羊肉柜台，沿着那些苦胆一路走过去，边走边伸手在每一个苦胆上捏一下。同去的人问他他也不说，后来才知道，他是在找牛黄。
　　牛黄是名贵的中药，生长在牛的胆内，是病变的产物，有强心、解热的药效。苦胆是软的，有了牛黄的苦胆就变硬了，厨师一心想找到变硬的苦胆。只是这东西也是可遇不可求的，苏丹的牛又长得比较健壮，轻易也不得病，所以那个厨师捏了好久，才捏到了一块，很大，据说很值钱。
　　那时候中国人的圈子不大，很快就人人皆知了，于是中国人有事没事就跑到集市上，去了就沿着牛羊肉的摊子一路捏过去，一个早晨之内，那些苦胆要被中国人捏上七八回。苏丹人觉得奇怪，可问谁，谁也不说。大家心照不宣，因为一旦被苏丹人知道他们在找什么，牛黄就不可能再被捏到了——宰牛的苏丹人就会先捏上一遍，卖肉的又会再捏一遍。
　　据说，这个秘密一直守了好多年，成了两国之间一个不解的文化之谜。其实两个相隔遥远的文明之间，注定是有好多不同的，比如苦胆，中国人不会把它们挂出来卖的，可在苏丹，卖得比肉价格还贵。
　　这是因为苦胆是苏丹一些传统佳肴里不可缺少的重要调味品。苏丹至少有两道名菜是离不开苦胆汁的。一道是把生的牛肚、牛肝、牛肺等切成碎块，与西红柿丁、洋葱丁混合起来，浇上碧绿的苦胆汁搅拌一下生吃，端上来花红柳绿，颜色鲜艳娇嫩；另外一道则更为地道，选刚宰杀的小羊羔的羊肝，切成片状用苦胆汁拌和了生吃，现宰现吃，吃的时候羊肝的热气还没有消散。
　　这些都是苏丹人赞不绝口的食品，作为最尊贵的客人，苏丹朋友是一定要请你吃这样的菜的。你不能不吃，否则就是对人家不尊重，甚至酿成严重的误会，伤害民族感情，影响两国关系。只好硬着头皮，连连称赞地生吞下去，哪怕马上就到厕所去吐，哪怕回家后就吃黄连素。我们的领导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中苏友谊牢不可破，一说就是几十年，我一直以为是句套话。现在才知道，每句能成为套话的话，都是不简单的，在这句话的后面，有多少代中国人一次次地在这种饭桌上刻骨铭心地忍耐啊。
　　现在的苏丹人，饮食习惯也已经改变了很多，我在这里混了三年，各种级别的饭局出席了无数，可是从没有吃到过用苦胆汁调制的食品。
　　现在，苏丹的牛羊肉市场，也已经很少看到挂满苦胆的景象了，而且中国人越来越多，也没见到谁再去捏牛黄。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58


　　　
玩具鸭的奇遇
作者：苇笛

　　1992年，一家玩具工厂的货船从中国出发，打算穿越太平洋到美国华盛顿州的塔科马港。但是走了四千英里之后，货船在国际日期变更线附近的海洋上遇到猛烈风暴，一个装满了二万九千只黄色塑料玩具鸭的集装箱坠入大海并摔裂，令所有玩具鸭漂浮在海面上，形成一只庞大的“鸭子舰队”，从此随波漂流。
　　
　　在最初的三年里，一万九千只鸭子完成了六千八百英里的太平洋副热带环流——一个围绕太平洋边缘旋转的洋流，沿途经过印尼、澳大利亚、南美洲和夏威夷等地洋面，平均每天漂流七英里。
　　
　　但是，另一批大约一万只鸭子被甩出了洋流向北漂去。1993年，当它们漂流到俄罗斯和美国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时，“鸭子舰队”被冻在浮冰里，随浮冰慢慢地向北极方向漂流了两千英里。
　　
　　随后，“鸭子舰队”又开始南下，在向南漂流四千英里后，到达美国附近的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当浮冰解冻后，这些鸭子向美国东海岸漂流了两千英里。如今，这一万来只鸭子继续朝南方漂流。
　　
　　现在，“鸭子舰队”正向英国漂流。据预测，“鸭子舰队”很有可能于2007年某个时刻抵达英国海岸。当它们抵达英国时，总漂流行程将达二万二千英里。
　　
　　据报道，科学家正对这些鸭子的漂流路线进行研究，以了解海洋洋流和北极冰帽的奥秘。
　　
　　更有趣的是，“鸭子舰队”在全世界引发了“淘金热”，一批海洋爱好者自发组成“追鸭族”，监视“鸭子舰队”的行程。每当“鸭子舰队”即将抵达某个海岸时，他们就疯狂地涌向海滩，争抢这些著名的鸭子。日前，最初从中国进口这批鸭子的美国公司表示，愿意以每只一百美元的高价回收鸭子，却根本没人理睬——因为在收藏家手中，每只鸭子的价格已被爆炒至一千英镑。
　　
　　鸭子还是原来的鸭子，一样的颜色，一样的质地，一样的造型；可另一方面，鸭子早已不是原来的鸭子了，十四年的跨越，二万二千英里的航程，早已为原本普通的玩具鸭镀上了神秘的色彩，使它们成为收藏家手中的珍品。
　　
　　设若玩具鸭一帆风顺地到达预定的港口，它们的身价也就是几美元或者十几美元；可因了它们非凡的漂流历程，它们最终也就拥有了非凡的价格。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57


　　　
吴宓的1944
作者：漂泊京城

　　
　　对吴宓先生而言，1944年是他生命里最逍遥的一个年度——这一年的夏天，他获得了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的国内带薪一年假期，他接到这个消息是在1944年的9月初，而在此之前的8月20日，恰恰是他50岁的生日。
　　
　　这一年的春天，和所有颠沛流离到大后方的大学教授一样，吴宓先生在昆明的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艰难而且庄严地为华夏土壤培养“知识的种子”。这个时候的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日本军队的飞机已经没有能力轰炸昆明，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正在对日伪展开反击，原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也悄悄地分裂，几所顶尖学府虽然名义上还在联大的招牌下，暗地里却各自为政，各自发展。这一年是吴宓先生在清华任教的第三十个年头，也是最后一年。
　　
　　1944年的春天，吴宓先生在艰苦的环境里写成了三部英文版著作：《世界文学史大纲》、《欧洲文学史大纲》和那部见解独到的《文学与人生》。也正是为了校订修改和翻译成中文，以培育桃李为己任的吴宓先生才接受了校长梅贻琦的休假建议。也有人说，吴宓先生之所以接受休假是因为和当时的系主任陈福田发生了激烈争执，二人矛盾重重，无法共事，天性率真的吴宓教授才动了离开清华的念头，于是，1944年的9月23日吴宓先生离开了风景如画的昆明，经过贵阳来到遵义的浙江大学，会见他的哈佛同窗竺可桢、梅光迪。10月13日，吴宓先生从遵义出发去重庆，和茅以升、潘伯鹰会面后，马不停蹄地赶到成都的燕京大学，去见他亦师亦友、寤寐思之的陈寅恪。
　　
　　关于吴宓、陈寅恪二先生的友情，实在是中国学界的一段佳话。在“文人相轻”、动辄诋毁诽谤的新文化以降的学者圈子里，吴陈二人的友情堪做万世楷模。且不说二位先生留学海外期间的真挚友谊，且不说共事清华的巅峰岁月，且不说1944年吴宓先生竟为了能够和陈寅恪先生做同事而留在燕京，且不说1961年吴宓先生南下广州拜会睽违16年的陈寅恪；即使到了山穷水尽的1971年，被摔断腿、被批斗到几近心理崩溃的吴宓先生冒着重大的政治压力，给中山大学“革委会”写信，询问中山大学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的下落，信中说：“此间宓及陈寅恪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急欲知其确切消息，并欲与其夫人唐稚莹女士通信，详询一切。”这封信在那个年代当然是沉入大海，让吴宓先生枉耗牵挂，也让几十年后读到这封信的我辈潸然泪下。吴宓先生根本不知道，陈寅恪夫妇早在两年前悲愤去世。60年后的2004年，作家叶兆言写到吴陈这一段情谊，动情地说：“友谊有时候正是因为距离，因为离乱，会产生特殊的美感。”叶兆言的感叹可谓由衷而发，一语中的。叶兆言的父亲是叶至诚，叶至诚的父亲是叶圣陶，家学渊源，难怪言语朴实动人。而吴陈二人在很多方面都惊人地相似，比如都育有三女，比如都离开北京南去，比如都把学术当作生命的根本，就连晚年的遭遇也惊人地一致，都是“膑足盲目”，凄凉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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