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4期-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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さ囊艚诘拇拾�4／4拍来唱就比按2／4拍来唱更容易，吐词也更为清楚，因为前者舒缓而后者急促。更显而易见的是，无论在哪种语言中词语的声音与意义的结合是既有多音节又有单音节，所以才会在无论哪一种节拍中都可能随机地造成语音与旋律和节拍的有机结合，既有小桥流水，又有万马奔腾。
然而，在皮尔的印象中中文的单音节和复杂的发音是不可能谱成曲子的。这不能不说只是一种感觉或语言与文化的习惯而已。当然，如果非要与他争个高低，说恰恰相反，只有中文的音节才好谱曲，那就会必然造成冲突，而且是地地道道的文化和文明的冲突。
大文化造成小文化中的冲突
纯文化的后面是政治和经济，把经济和政治放在大环境中看待就是我们所说的大文化。正是由于大文化才可能决定纯粹的文化。
某一天，与一位教英语写作课的年轻教师安妮聊天，安妮顶多也不过25岁，显然不是孤陋寡闻之人。她承认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是汉语，但话题一转便强调，在全世界范围使用最广的是英语，因此功能最大的也是最有用的当属英语。不用举例，所有人都知道，互联网上90％是英语，而在全球范围，无论从网上使用还是实际使用，全世界有80％的地区或人们使用英语。当然这位母语是英语的教师还不忘了说，世界上最好的书是用英语写成的，英语的单词是最多的，近十万个。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事实，也不可否认。但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便开玩笑说，也许等下一个世纪，随着中国的强大，汉语将会取代英语而成为全世界的通用语。然而，平时挺随和很谦虚的安妮却一脸严肃，而且显然带着一丝轻蔑但又果断的口吻说：never！她的潜台词显而易见，就凭中国的贫困和落后，还想让自己的语言成为世界语，没门！我感到我的内心在流泪，脸色突然涨红，一脸的不：自在和耻辱。
自尊心再次促使我强词夺理：如果二次大战是德国取胜的话，英语就不会是现在的世界语了，而是德语。安妮显然明白了她的无礼，换了一下口气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你们就必须要比德国、英国和美国强大。但是，在可以看到的将来，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承认安妮说的在理，我明白英语的世界语地位是由英国的船坚炮利和美国强大的经济基础所奠定的，我无言……
寻找共同点
尽管亨廷顿否认9·11事件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但是有人公开认为文明是有高低之分的，上面几个小故事就是证明。而且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直率表态说，在历史上从总体上来看是：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虽然这一直率的讲话一出口就受到了广泛的抨击，但却是大有人赞同，比如上文所讲的艾伦、皮尔、安妮，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持这一观点。
于是，在这样的“优秀文化”与“低劣文化”的冲突下，凭借“优秀文化”的优势来消灭“劣等文化’’的观念和行为就产生了。文化的占领不行，就会转为暴力，于是才有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才有了今天印度国内印度教派与穆斯林的冲突和成千人的死亡。
虽然从历史的进程来看的确是一种文化战胜和同化另一种文化，但却也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可否认的现象，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在文化上也是如此。甘地的话更中肯：善于在多样性中实现一致，是我们文明美的所在，也是对我们文明的考验。
我们需要在多样性文化和文明中寻求某些一致的地方，并希望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沟通和和平共处，或双赢，尽管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悲学术文化世家的消逝
■ 马斗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化名门世家丛书”，读其中的《德清俞氏》后，掩卷而思，不禁为名家之后未能继承其家所擅之学而甚感惋惜。
古来众多的学术文化世家，为中华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世家现象，已成为中国文化一大景观。陈寅恪先生有“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之语，今虽不一定要提倡大族盛门，但为学术文化计，家学承传即世家现象，还是非常必要的。而通过《德清俞氏》一书，却使人惊异地看到，此种优秀的家学承传现象正在衰亡，几尽绝迹。此书著者俞润民、陈煦夫妇，尤其是作为俞平伯先生之子的俞润民先生，尤有代表性。通过此书之所著，可知有的世家之后不但未能继承前辈之学而成为优秀学者，而且对前辈之学甚为生疏。
俞润民引用俞樾文或与俞家有关之文时，把一些并不难懂的句子也给断错了，如将“曾以‘书白集后’命题”标点为“曾以书白集，后命题”。将“吾浙左江右湖，为东南胜”标点为“吾浙左江，右湖为东南胜”。将“秦氏《五礼通考》，其中辩证旧注者”标点为“秦氏五礼，通考其中，辩证旧注者”。如此之类破而不可读之句及一些明显误字，均说明俞润民不但未能继承俞家所擅之学，而且连一般古文知识也明显欠缺。最不可解者，俞樾俞平伯数有“正句读、审字义”语，此为其朴学之家法也，也为文史学者之常用语，而俞润民似竟不解“句读”之义，照录该语后自己叙述时，皆改作“正读句、审字义”。俞樾关于《红楼梦》之语，“《船山诗草》有《赠高兰墅鹗同年》一首，云‘艳情人自说《红楼》’，注云：‘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竟被标点为：“船山诗草有赠高兰墅，鹗同年一首云：‘艳情人自说红楼。’注云，‘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兰墅，高鹗之字，前人习惯字与名同举，高兰墅鹗，即高鹗也。《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故有“八十回以后”之说。高兰墅鹗、八十回以后，皆为关于《红楼梦》之常识，不要说俞家之后，即使一般读者也都知道，而俞润民却连这些也未能点对，可见于祖上及父辈所擅之学已生疏到何等地步。
不但学问，即俞家之事，有本已甚明者，亦竟不甚了了。俞平伯先生乳名“僧宝”，乃其曾祖俞樾先生所起。关于这“僧宝”之名，俞樾先生因俞平伯出生而作的志喜诗有句为：“怪伊大母前宵梦，莫是高僧转世无？”其下又自注云：“二儿妇三日前梦一僧来，云将托生于此，余故拟乳名僧宝。”据此可知，俞平伯先生将出生前，他的祖母梦见僧人，说将托生于其家，故其曾祖为其取乳名“僧宝”。俞润 民于书中已录有此诗，却未解其中所云，而说俞平伯先生“因为生在腊八日，就给起个乳名叫僧宝”。
可见，俞平伯先生之后，不但未能成为国学名流，而且连祖上所著之书也有些读不通了。“文化名门世家丛书”又有《义宁陈氏》。笔者前曾有文，因陈寅恪先生之女整理的《陈寅恪诗集》和吴宓之女整理的《吴宓日记》皆错讹较多而不胜惋惜。今者我们不妨做一实属奢望之设想：若俞平伯之子为又一俞平伯，陈寅恪之女为又一陈寅恪，吴宓之女为又一吴宓，那将会给当今学术文化界增添多少辉煌。
而如今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不但世家现象已风光不再，而且简直可以说世已无学术世家，甚至已不再有世家之说。也就是说，世家现象这一优秀传统，将被彻底遗弃，“学术世家”只能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而存在，这对我国的学术文化事业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我们虽不能强求名学者之后必继其家学也为名学者，但为我们的学术文化计，为社会和家庭的人文精神计，也为一些学术世家计，社会还是应对此问题予以关注，尽量创造学术世家后人能继承其家学的条件，使学术世家这一现象得以延续下去。
史怀泽传
史怀泽是二十世纪人道主义的巨擘，他的名字几乎已成了“人类爱”的代名词，像他这样在生前即普受尊崇（获得过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许多荣誉），去世后仍活在人们心中的伟人，举世并不多见。
史怀泽三十六岁即拥有哲学、神学、音乐、医学四个博士学位，但他却放弃锦绣前程，携妻子到非洲义务行医，时间近半个世纪。在备极艰辛的工作中，以人类生存的根本伦理观“尊重生命”为基础，史怀泽发展出他独特的哲学体系。
在史怀泽九十年的生命中，充满了可歌可泣的伟大事迹。《史怀泽传》以生动的笔触叙写了史怀泽一生，使读者详细了解他的心路历程，他悲天悯人的无我襟怀。 （《史怀泽传》，钟肇政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22．00元）
共同“法律现象”下的“深层共性”
■ 俞 江
中西法律文化“暗合”？一看这书名，您可能就会联想到近代中国一些学者的“爱国主义”思维顽习——“举泰西之制而证之于古”，“西法之中固有与古法相同者”（沈家本《寄移文存》卷六）；“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与严幼陵先生书》）。
不过，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范忠信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仞1年版）绝非如此，它展示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这本书的视角或思路，正如作者自己在“自序”中所言：“寻找和阐释中西法律文化的深层共性”。
法律的“本土化”与“全球化”问题，是近年法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围绕这一话题，各家各派已经在学术论坛上进行了许多回合的交锋。《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作为“一家之言”，与这一话题显然有着联系。要“寻找和阐释中西法律传统的深层共性”，这是研究中西法文化的学者的共同心愿，但人们大多不敢说出来。因为一旦说出来，就成了一个对读者的承诺，承诺就是一个严厉约束。范忠信先生虽未正式承诺，但他毕竟正式宣称“准备这样地做贡献”。即使是“准备”，也不禁让人捏一把汗。然而，当拜读完该书后，却松了一口气，在我看来，范忠信先生有理由“准备这样地做贡献”。
法律的“本土化”与“全球化”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问题，也是基础性的问题，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不同学科的学者有着各自不同的角度。比如，公法学者或许会关注分权与制衡是否适用于不同时代的不同民族社会；民法学者或许会关注继承法的特性，或契约法在人类社会中的普适性。但是，一个学者要想在有生之年像做数学题一样对该问题做出全面的、标准的答案，却是万万不能的。因此，范忠信先生也并不企求全面解释，而只是就自己研究过程中“不小心碰见了 （中西法律文化之间的）一些惊人的共性”，“零星纪录下来，写成文章”（本书序言）。
实际上，法律的“本土化”与“全球化”课题，在中国并不是今天才被提出。自清末修律以来，它就是萦绕在中国法学者心中的最为沉重的课题。不过，在近代，它的表达或提问方式与当代略有不同。那时人们喜欢问：中华法系能否复兴？中国法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全盘西化”？这两个问题，前一个类似今天所谓的“本土化”，后一个类似今天所谓的“全球化”。而这种提问方式，很大程度上并没有从今天的学界消失，甚至可以说，二十世纪以来的法学界有一大半的工作是在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比如，为了回答“中华法系能否复兴”，则须先讲明“中华法系”为何物？而关于“中华法系”的研究又被再分解为若干子问题，如思想层面的、制度层面的等等。但究其学术动机，却是那个已经被隐藏起来的“复兴”二字。又如，为了回答“现代化是否意味着西化”，则须先讲明“西法”为何物？而关于“西法”的研究又被再分解为各部门法理论、西方法律精神和西方法的历史等等，但始终驱使着学者们孜孜不倦地去追求的，却是“现代化”那三个字。
很明显，正是一种问题意识的形成，促进了中国的法学研究，并因问题的研究而形成知识积累。
但是，提问方式也决定了回答的方式。近百年的法学研究，焦点集中在讲明“中法”（中华法系）和“西法”分别为何物，…这种提问方式，隐藏着一个不易察觉的前提，那就是，“中法”与“西法”是不同的，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融通之处。在这个前提下，不同时期产生出不同的回答，一种回答是：“中法”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法，“西法”是资产阶级的法；另有一种回答是：“中法”是家族主义的法，“西法”是个人主义的法；还有一种回答是：“中法”是小农经济的法，“西法”是市场经济的法；又有一种回答是：“中法”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