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 z-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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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要员、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各界名流,共二百三十一人。谈话会在庐山牯岭市街附近的牯岭图书馆大礼堂里举行。会议由蒋介石、汪精卫主持。
虽说周恩来上了山,如他所言:“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周恩来还说,这个谈话会“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做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战火正在山下燃烧,抗日成了庐山谈话会的中心议题。就连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头目汪精卫,此时在谈话会上也大谈抗日:自“九一八”以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成为全国一致的口号……最近卢沟桥事件突发,危急情况更加严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的心力物力溶成一片。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蒋介石—周恩来庐山会谈 2
在宴会上汪精卫还发表了一通十分动听的祝酒词:我们现在耳朵里听着卢沟桥的炮声,眼睛里见着前线战士的拼命与战地人民的受苦,实在没有可以开颜相向的理由,但是想起在环境艰苦中,培养元气,生机不断,精神不死,实在可使我们感激奋发。谨此理由,满举一杯,祝各位先生健康。引自徐炳升《一九三七年庐山谈话见闻》,《上海文史资料》,第四十四辑。蒋介石呢?七月十七日,他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有这一段话,在当时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如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段蒋介石语录,当时写遍中国的大街小巷。这是蒋介石对于抗日的最明确的表态。也就在这次演说中,蒋介石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倒十分真实: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承认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的力量要有忠实的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
蒋介石这段话,说了自己为什么“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即“不抵抗主义”的原因。蒋介石的另一段话,说出了这次采取抗日态度的原因:我们的东四省东四省当时是指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故都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也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了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蒋介石这番演讲,极为重要,表明他抗日的决心。照理,这一回庐山国共谈判应该顺利,却出乎意料变得异常艰难。谈判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和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之间进行。周恩来带着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上山,蒋介石改了两句,却又扔在一边。蒋介石在许多问题上“加价”,弄得周恩来颇为为难。内中最明显的是关于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问题。上一回,蒋介石提出红军改编之后,由“政训处”指挥。周恩来当即表示疑惑不解,问道:“委员长,政训处何能指挥部队?”蒋介石傲然道:“我是革命领袖,我要他们指挥,他们就能指挥。”这一回,蒋介石又改口说:“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显而易见,蒋介石故意提出的“周正毛副”,这是中共所无法接受的。周恩来无奈,在山上给蒋介石写了一信:“此与来(注:周恩来自称)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可是碍此后各事之进行。”蒋介石依然我行我素,不把中共放在眼里。
那些日子,毛泽东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矛盾论》。接到周恩来发自庐山的电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反复无常,怒气冲冲。他决心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七月二十日,署名“洛、毛”的电报,从延安发给庐山上的周恩来:
周转林:
甲,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
乙,我们决心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
丙,请你们回来面商之。
此处的“林”,指林伯渠。接到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随即下山,飞往上海了。周恩来等在上海会晤了宋庆龄,向她通报了国共谈判的情况。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等飞抵西安。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蒋介石密邀毛泽东赴南京
毛泽东派了周恩来等上庐山,诚心诚意前来谈判,蒋介石要摆架子;当毛泽东令周恩来等拂袖而去,蒋介石却又忽地电邀毛泽东本人前来南京!蒋介石是那么的难以捉摸!人们常常以为,在重庆谈判时蒋介石才给毛泽东发来邀请电报。其实,早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毛泽东便已收到蒋介石托张冲发来的紧急电报,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刚刚在庐山上谈“崩”了,怎么又会邀毛泽东到南京会谈呢?毛泽东一时弄不明白蒋介石的用意,急急给周恩来发电报。
周恩来于八月二日给张冲发了电报,告知毛泽东的意见:如开国防会议,则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则周恩来同博古、林伯渠、叶剑英去。这就是说,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非到关键时刻,是不会去南京跟蒋介石见面的。翌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告知:“国防计划宜由周、朱、叶携往面交,不宜由电报拍往。”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指出:此次赴宁须求得下列问题一同解决:
一、发表宣言。
二、确定政治纲领。
三、决定国防计划。
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
五、红军作战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六册,一九八五年版。
八月四日张冲复电周恩来,说此次赴宁开国防会议。
这时,周恩来正和朱德在陕西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接张冲电报后他俩于八月五日来到西安。九日,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飞往南京,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在南京公开露面,而且出席国防会议,这表明红军不再是“匪军”,已经赢得了合法的地位。借国防会议的机会,国共又开始了谈判——南京谈判。本来,这一回谈判,预计也不会太妙。正在这时,一桩新的突发事件,使国共之间的马拉松谈判,一下子加快了步伐。那是八月十三日,三十多万日军在统帅永野修身及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指挥下,大举扑向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熊熊战火,已经烧到国民政府所在地——首都南京跟前了。蒋介石再也无法“委曲求全”,终于痛下抗战决心。十四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坚决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抗日战争从此全面展开。
蒋介石的历史轨迹颇为令人寻味:日军每逼近一步,他就向毛泽东靠拢一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今,大敌当前,兄弟携手。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日本“促进”了国共合作!于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国共谈判变得顺利了。蒋介石也不再耍脾气了。
毛泽东在八月十八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提出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当天,蒋介石在谈判中迈出了一大步——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二十二日,这一任命正式发表,意味着国共公开合作。这时,朱德和周恩来已经急急离开了南京……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中共首脑聚集洛川私塾窑洞
在延安之南有一座小县城,名叫洛川。在洛川城东北方向十公里,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名叫冯家村。全村只有一条街,四五十户人家而已。不过,小村靠在延安─西安公路之侧,交通倒很方便。朱德和周恩来离开南京,途经西安,马不停蹄地直奔这个小村。
自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冯家村西北角的一所私塾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颇为重要,史称“洛川会议”。当时,洛川正处于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红区交界的地方。县长是国民党的,县城里也驻扎着少量国民党部队,而四周的农村却是红军的天下。选择冯家村这个小村开会,为的是安全、保密,而且交通方便。笔者实地采访过冯家村。那个私塾,实际上只是两孔青砖砌成的窑洞而已。窑洞前有一个小小的院子,种着一棵桑树。这两孔窑洞,一孔成了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另一孔则成了会场。小课桌并在一起,放在窑洞中间,四周围着一圈长板凳。
长板凳上坐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张国焘,还坐着各方面的负责人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平、傅钟,共二十二人。会议所讨论的正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曾讨论的两大问题,即抗日问题和国共合作。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主题报告——在当时实行“张毛体制”的中共,每逢这类会议,总是这样进行。据现仍健在的当事人傅钟回忆,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曰“山雀满天飞”。毛泽东的意思是趁抗日之际,趁国共合作之际,把中共党员如山雀般撒出去,满天飞,飞向全中国!毛泽东还说,中共主力如果上华北前线,要像下围棋那样做几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军。
毛泽东强调,红军虽然马上要换“帽子”,但是戴国民党帽子之后,依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穿国民党军服的红军!毛泽东向来主张“党指挥枪”。换“帽子”之后的红军,仍必须绝对服从中共的领导——虽然表面上是受蒋委员长的领导。
不过,由于国共合作,中共对于军队的领导体制不能不作相应的改动:中共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原本叫“中革军委”,全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起,出任“中革军委”主席(原主席为朱德,朱德之前的实际负责人为周恩来)。眼下,实行国共合作,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势必要取消。于是这次会议决定改设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仍简称“中革军委”。这个“中革军委”,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这个“中革军委”和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旗鼓相当。
当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宣布对红军的改编以及对朱德、彭德怀的任命之后,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革军委”,在洛川会议上也作出相应的决定。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及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共同署名于八月二十五日发布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前敌总指挥部改名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这一命令清楚地表明,“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实际上是属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是属于毛泽东领导的。
顺便值得提一笔的是,在洛川会议举行的日子里,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女性,经西安前往延安,途经洛川。此人后来竟成了毛泽东夫人。她原名李云鹤,艺名蓝苹,进入红区改名江青……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国共终于第二次合作
此后不久,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共在赣、闽、粤、湘、鄂、豫、浙、皖八省的游击队,分别集中,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这样,头戴青天白日帽徽的部队中,有两支属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队的问题总算解决了。紧接着要解决的是政府问题。经国共双方商定,原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府主席原定由国民党人士担任。
关于主席人选,又费一番周折:
毛泽东提议在张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