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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

苏东坡传 林语堂着-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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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纳。王安石母亲去世时,在所有经邀请参加丧礼之人当中,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并且写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辩奸论》,这一篇成了后来历代学生常读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苏洵开头儿就说了解人的性格很难,甚至聪明人也常会受骗。只有冷静的观察者才能看透人的性格而预知他将来的发展。他引证古代的一个学者山巨源预言王衍的将来,那时王衍仅仅是聪颖秀逸的书生;还引证名将郭子仪预测卢杞的将来,后来卢杞对唐代的灭亡多少负有责任。卢杞为人阴险而富有才干,但其容貌极丑。郭子仪在接见卢杞时,必须把歌女舞姬等斥退,恐妇女辈见其丑陋而受惊,或因一时嗤笑而开罪于他。但是苏洵说,当时若不是有昏庸之主,这两个人还不足单独有亡国的才干。现在一个具有王衍的阴险与丑陋,兼有卢杞的辩才的人出现了。“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阿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此人如一旦得势,足以欺英明之王,为国家之大害。“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烷,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愈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镜。”苏洵希望他的预言不应验才好,这样他就可比为“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名将了。但是他说:“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王安石的奇怪习惯,是否是矫揉造作,无法断言;但每逢一个人对某一事做得过度,人总容易怀疑他是沽名钓誉。我们若是相信邵伯温的记载,仁宗皇帝也曾有此怀疑。一天大臣等蒙思宠召,盛开御宴。客人须在池塘中自己捕鱼为食。在用膳之前,做成小球状的鱼饵,摆在桌子上金盘子里。王安石不喜欢钓鱼,便将金盘子里的鱼饵吃光。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为伪君子。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总不会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鱼饵吃完的。”由这个故事看来,可见为什么仁宗不喜欢王安石了。在王安石的日记里,他对仁宗也挑剔得特别苛酷。由后来的发展看,苏洵的话没说错。但是不知何故,在世界各国,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总是相信通通脏乱才是天才的标志,而最能使自己获有千秋万岁名的办法,就是拒绝正人君子般的装束。还有一种怪想法,就是,肮脏污秽就表示轻视物质环境,因此也就是精神崇高,于是合理的结论必然是:天堂者,恶臭熏人的天使集中处也。
  老苏写《辩奸论》时,苏东坡说他和弟弟子由都认为责骂得太重。只有张方平完全赞同。可是,事过不久,苏东坡的同代人就看到老苏的所见太对了。那篇文章至今流传,足以显示苏东坡老父的真知灼见。
  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不久,他就企图试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础。当时仁宗在位。他就上书论政,长达万言。在此万言书中,陈明他对改革财政的基本原则,“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他说自宋开国以来,政府即感财力不足之苦,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财政经济政策。此等政策之所以未为人所想到,只因为无伟大而有力者谋其事。他说当时有其权位者,却无此大才。在全国之中,他亦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干足以出任斯职。他很巧妙的指出若从事基本改革,必使之与古圣先生之道相联系,要使庶民相信不背乎先王之道。他又说,在顺乎古代传统之时,切勿师先王之法,但仅师先王之意,政策无论如何不相同,但皆以人民之利益为依归。总之,那是一篇结构谨严文字老练的政论文章,论到政府的每一方面,财政、官制、教育,无不在内。
  倘若王安石打算试探他的政治基础,他发现他的政治基础还在松软下陷。仁宗皇帝把他的万言之书看完,就置请高阁了。在随后英宗皇帝短短的四年当政之中,王安石又蒙思召,但是他仍然辞谢不就。历史家往往举出的理由是,因为仁宗无子,仁宗驾崩后,他曾奏请免立英宗为帝,因此他心中感觉不安之故。
  这时,英宗之子,将来要继承帝位,现今正以王储之身,居于京都,后来即位为神宗,王安石那时才因宠得势。神宗为太子时,韩维为太子司文书事,而韩维对王安石则极为佩服。韩维常对朝政表示意见,每逢太子赞同那些意见,韩维就说:“此非臣之意见,乃王安石之意见耳。”于是,太子对王安石渐渐器重,希望将来他要借重王安石的政治大才。在英宗四年(一0 六七),神宗年二十岁,即帝位,立即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将他摆登翰林之位。王安石与他的好友韩维不断联系,深信他的机会终于到来。他这次违背了以前的老习惯,圣命一到,立即拜受了官职。但是延迟晋京,七个月后才成行。
  神宗皇帝说:“先王之时,王安石一向谢绝任命,不肯来京都。有人以为他冒失无礼,现在他仍然不来,称病为藉口。是真有病在身?还是冀图高位?”
  这一时期,朝中有两位元老重臣,互相嫉恨:一为曾公亮,一为韩琦。韩琦在三朝继续担当宰相与枢密之职,已有权责太重之势。曾公亮在企图动摇韩琦之时,希望拉王安石为有力的同党。他向皇帝力保王安石真有宰相之才具,皇帝应当对他的话信而不疑。另一方面,大臣吴桂深知王安石之为人,他警告皇帝说,若使王安石得权,必致天下大乱。
  最后,在神宗熙宁元年(一0 六八),王安石已然深知皇帝对他的态度,乃自外地来京,奉召入朝,奉准“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
  皇帝问:“朝政当务之急为何?”
  王安石回奏道:“以决定政策为要。”
  皇帝又问:“卿以唐太宗为如何?”
  “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固不仅唐太宗而已。尧舜之道行之亦甚易。后世儒臣并不真了解先王之道,认为尧舜之政,后世不可复见。”
  皇帝听了颇觉称心,但谦谢道:“卿之所望于寡人者过奢,恐怕寡人无以符贤卿之望。”
  后来王安石得到一次单独召见的机会,别的官员已全退去。那是王安石的千载良机。
  皇帝说: “坐下。 我要和你长谈。”皇帝陛下开始问他为什么过去两个明君(其中一个是唐太宗)一定要获得贤臣为相以辅佐朝政。皇帝提出的两个贤相之一并非别个,正是诸葛亮,可以说是历史上最贤能的宰相。王安石又使谈话不离三千年前的尧舜之治这一题目。他说他愿谈尧舜的贤相。他说诸葛亮在高人心目之中,无足多论。诸葛亮的政治才干,也不过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以达到一个明确的目标,此种做法决不适于像他这等急躁自信的财政经济的鬼才。
  王安石接着说:“陛下如今御临一个地大民多的国家。国家升平百年之久,全国才智之士如此之多,竟无贤德才智之臣佐陛下以为善政?其故恐在陛下无明确之政策与用人不专故耳。今日虽有非常之才,一如当年辅佐尧舜之贤臣,如受小人之阻挠,亦必弃职而罢。”
  皇帝道:“每朝皆有小人。即使尧舜时代,尚有恶迹昭彰的四凶。”
  王安石道:“诚如陛下所说,正因尧舜知道此四奸臣之劣迹而杀之,尧舜才能有其成就。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仍逞其阴谋而妒贤害能,贤良之臣亦必弃官而去。”
  神宗听了,颇为感动。他年方二十,像一般年轻人一样,雄心万丈,极愿国富兵强。他为人善良而公正,圆脸盘,五官端正,和祖宗长像相似。宋朝的皇帝,到神宗以后,才明白显出了精力衰颓的样子。王安石心想年轻皇帝对远大可期的热望,终于点燃起来。自从那次密谈之后,神宗皇帝就决定不惜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变法计划,即便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结果竟不幸而如此。不知为什么缘故,每逢贤德的老臣进谏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之时,这位年轻皇帝的头脑中便浮现出那“四凶”的影子来。
  在神宗熙宁六年(一0 六九)苏氏兄弟回到京师之时,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随后两年之中,但见稳重的老臣纷纷离朝,御史台遭到清肃排斥,继之身为谏官的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王安石就职不久,就开始以大刀阔斧在政府各部门大事清除异己。抗争之事此起彼落,整个官场闹得乌烟瘴气。贤德干练深乎众望的大臣,对王安石公开反对。这位年轻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缘故。王安石想尽方法,使皇帝觉得这场混乱纷争,是皇帝和胆敢反对皇帝的那批奸邪的大臣之间的殊死之战。
  皇帝问道:“为什么会闹得这么人仰马翻?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说:“陛下要知道,陛下是要师法先王之道,为了事功,不得不清除这些反对旧臣。在反动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是不可免的。倘若他们获胜,朝廷大权将落在他们之手,若陛下获胜,朝廷的大权则仍将在陛下之手。那些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挡陛下行先王之道。就是因此才闹出这一番纷乱。”有年轻好胜志在国富兵强的皇帝在上,有对自己的财政经济学说坚信不移的宰相在下,实行王安石激进的政治财政改革已经如箭在弦了。实行新政的动机是不容置疑的。宋朝承五代残唐纷争杀戮的五十年之后,一直没有强盛起来。而且,西夏、契丹(后来称辽)、金,不断侵略中国的边境。中国与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战之后,遂订约言和。和约的条款对中国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条款,因为那些番邦虽然承认中国的皇帝,但那是中国皇帝按年赐予他们金银绸缎换来的,每年付出的财帛要由十万到二十五万缕。这自然使国库财力大量外流。国内行政一向松弛泄沓!政府经费则捉襟见肘。王安石自命为财务奇才,能凭耍弄纳税征兵制度便可以给国库筹集款项。我相信藉在中国西北用武而恢复国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动君心的要点,因为王安石当政时曾在西北由中国发动战争数次,其中有数次胜利,一次惨败。为继续作战,皇帝需要金钱,为了筹款,国家财政制度必须改变。可是,我们不必怀疑力主新政者真纯的动机,我们先看看那些财政经济改革的严重后果吧。
  王安石到达京都不久,司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争论起来,这次争论就总括了双方基本的歧见。这时国库已到真正空虚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皇帝竟想免去赐与臣子的银两绸缎,这样可以给皇家节省一笔钱。这件事弓起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一次争论。王安石认为国库空虚完全为朝臣不知理财之道的结果。
  司马光反驳他说:“你之所谓财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回答说:“不是。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说:“多么荒唐!总之,一国有其固定量的财富。这笔财富不是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实行什么政策,或给此政策什么名称,你只是把百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有几分持司马光的说法,于是在随后一两个月内把新政暂行搁置。
  不必身为经济学家,尽可放心相信一国的财富方面的两个重要因素只是生产与分配,谅不致误。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必须增加生产,或是使分配更为得当。在王安石时代,增加生产绝无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工业化的办法。所以一个财政天才之所能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为王安石基本上关心的,是充裕国库,而增加国家财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税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与地主正以自由企业方式获利,他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应当把他们的利润抢过来而由政府自己经商,自己获利。那结论是可想象而知的。他用的名称的确很够新奇,他要用资本削减垄断,叫“钱平”;他要取之于富归之于贫以求均富;他要阻止农民向地主高利贷款。在春耕期间由政府借款予农民,在收割后由农民归还政府,自然是仁善之举。王安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历史上记载,经过了一段踌躇,王安石才决定实行借款予农民的理论,这理论是一个小吏提出的,就是:投资五十万两白银,每年政府可赚二十五万两,因为一年两收,则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利息可以一年收两次。
  我们无须把这些新政的细节详予说明。总之新政是由神宗熙宁二年(一0 六九)开始,大约八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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