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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第6部分

小说: 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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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我自认是个超脱的人,在长期危险动荡的生活中,在与形形色色、三教九流人物交往中,养成了见怪不怪、处变不惊的沉着性格,因而屡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同期下水的朋友们已先后纷纷落网,我却始终逍遥法外。可这一次,我有点沉不住气了,当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再次遇到吴迪,我终于失去了冷静。本来我觉得我已经基本忘掉了吴迪,并克服了由于内疚带来的烦恼产生的想去找她的阵阵冲动。亚红和方方也不再对我脸上的青肿冷嘲热讽。那天晚上,我和方方穿着警服闯进一家饭店十层的一个套间时,惊愕地发现,那一对如火如荼的男女中有一个竟是吴迪。她推开那个臃肿的商人,赤裸裸地坐起来,抱膝看着我。我不能说她那副表情有点“洋洋得意”,但肯定毫不慌张或者“感到难堪”,准确地说,“挺友好”。我什么也没说,头脑昏了。那个肥胖的商人提抗议时,我殴打了他,无情地、置其于死地地殴打了他。接着一个人冲出了房间。我在“白茹”车里不开灯坐着,过了会儿,方方匆匆赶来,坐进车里,正要发动汽车开走,我用刀顶住了他。
   “这事是你干的?”
    他的手扶着方向盘没动,转过脸面无表情地说:“不是,我跟你一样,不喜欢刚才的场面。”
    “那是谁?”我咆哮起来,“谁把她卷进这种肮脏的勾当?”
    “不知道。”
    
    “去找亚红。”
    “据我所知,不是亚红干的。”
    “那去找卫宁。”我咬牙切齿地说。
    方方踩动油门,小汽车刮风般地驶向卫宁家。
    
    “谁呀?”卫宁在门里问。
    “我。”
    卫宁打开门:“你们怎么来了?”他脸上带着笑容。
    “你出来一下,有话跟你说。”
    “什么话?进来说吧。”他发觉苗头不对,想往屋里退,我和方方两柄匕首夹住了他。
    吴迪从屋里出来,见状护住卫宁:“干什么你们,有话跟我说。”
    “没你的事。”
    “你回去吧。”卫宁说,“没事,我跟他们说说。”
    “告诉你,”吴迪对我说:“这事跟卫宁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回去吧。”卫宁推开她,跟我们下了楼。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卫宁说:
    “是她来找我的,说她缺钱,想挣点省事的钱。她说她跟你没有关系了,一点也没有了,所以我才答应帮她牵线。要说出了什么误会,不能怪我,她是那么说的。”
    我的手无力地垂下,方方也收起了刀。
    “怎么,你们还没断?”
    “她干多久了?”
    “已经一个多月了。今天晚上她让我把她的房间号告诉你,说跟你开个玩笑。”
    “你也跟她睡了吧?”
    “睡过。”卫宁说,“她这段时间一直在我这儿住。怎么啦?”
    “没怎么,对不起,卫宁。别生气。”
    “没事,上去一块儿坐坐吧。”
    “不啦,我们走了。”
    “对不起,卫宁。”方方也和卫宁握握手。
    “你要是不愿意让她干,我可以不再安排她。”
    “算了,她乐意干就让她干吧,别管她。”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开口笑着对方方说:“我真成感情冲动的傻瓜了,真窝头翻个儿。”
    方方看看我,没说话。
    我吹口哨,吹得不成调。
    
    “臭流氓,你怎么不出牌?这流氓,也不知又想什么呢,又在街上看见什么迷人的小姑娘了?”
    吴迪披散着头发,描着蓝色的眼影,搽着厚厚的口红,叼着一支香烟,把骨牌出的啪啪响。她现在已公开和我们搞在一起,晚上去各大饭店拉客,白天和我们整日鬼混,谁想和她睡觉她都笑吟吟地躺到人家怀里,放荡、淫乱比亚红她们有过之无不及。对我却日趋刻薄,从不叫我的名字,一口一个“流氓”,“松货”。当着众人面对其他姑娘说:
    “这松货没劲透了,我可知道,蔫的还不如七十岁的老头子,跟他睡觉简直活受罪。我怀疑他有病。”
    “你甭理她。”方方私下劝我,“这姑娘已经完了,不要脸了你能怎么办。”
    “我没事。”我笑着对他说,“我才无所谓呢。”
    我真是从不跟吴迪执气,她爱说什么说什么,爱怎么踩乎我踩乎我,我不吭气,或者跟着笑笑。只是晚上到大饭店“干活”时,我开始揍那些嫖客,有几次方方不得不拉住我使我别把人打坏。我也抛弃了一贯小心谨慎的做法,经常喝得醉醺醺地穿着警服在饭店里瞎转,惹人注目地调戏女招待,言语冲撞饭店工作人员,甚至向外国游客挑衅。后来,吴迪更加放肆大胆,大白天也到饭店拉客,在餐厅和外国人一起吃饭喝酒打闹。一晚上和好几个客人同时睡,这房间出,那房间进。乘挂外交牌照的汽车兜风,在外交公寓一住就是几天。方方不得不严重警告我,必须立即和吴迪脱钩,不许她再来我们这里,她已经在屁股后面招来了几十个侦探。我们也得停止活动,各大饭店的警卫已经开始注意我们了。我对方方的警告置若罔闻。
    一天晚上,我没出去,方方和亚红不在,卫宁又把吴迪领来了,还带了两瓶外国酒。吴迪这段时间很少来,她显得既疲惫又憔悴,妆化得乱七八糟。我们把酒喝了,没说几句话,她就和卫宁到另一间屋子睡觉去了。半夜,我突然被吓醒,一个人紧紧抱着我,低低地啜泣。是吴迪,她什么也没穿,大概是赤脚偷偷溜进来的。
    “你怎么啦?”我扳着她脸问。她什么也不说,只是把脸深深地埋下去,紧紧拥抱我,哀恸地抽泣。
    “出了什么事?告诉我,我能帮你什么?”
    她只是哭,伤心痛苦地哭,难以自抑地哭,哭了很长时间,泪水湿遍了我的胸膛。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卫宁在另一间屋里叫:
    “吴迪,吴迪,过来。”
    我搂住她,她推开我,下了床,拿枕巾擦干了脸上的泪,鼻子堵塞地说:“让我再好好看看你。”
    她拧亮台灯,俯脸凝视我。她用手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仔细地把我看了又看,凄楚一笑,关灭台灯。屋里又陷入一片黑暗,她走了。那最后一闪而逝的是张什么脸哟!那样姣好、美丽,又充满深深的绝望和惨淡。那天晚上,我们都感到了巨大危险的迫近和前所未有的恐惧。
    第二天晚上,我和方方从“丽华”饭店的一个房间刚出来,看到服务台前站着几个警察和饭店保卫人员。跑是没处跑了,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迎着他们走过去。他们注视我们,我们注视他们。

    “等等。”我见过两次的那个警官从背后叫住我们。我慢慢转过身去,方方悄悄按亮电梯呼唤板。一个年轻的警察飞快地向我们刚出来的那个房间跑去。
    警官走上前来:“你们先别走。”
    “有事吗?”
    “有事。”他冷冷地点点头,眼珠在我们脸上转来转去,“我们见过。”
    那个年轻警察跑回来向警官报告:“房客说,刚罚走五千元。”
    电梯降下来打开门,一群客人拥出。方方一拳打倒警官,转身跑进电梯,其他警察冲过来,按住电梯呼唤板,使电梯不能开走,用电警棍击倒方方,铐上他。我也被两个警察死死扭住胳膊戴铐,疼得脸都抽搐了。警官从地上爬起来? 整整警帽,不动声色地说:
    “把他们带走。”
    饭店大门厅里的客人和工作人员纷纷站住看我们。四个魁梧的警察分别夹着我和方方,从嗡嗡议论的人群中穿过。警车灯在门外闪转着,街上也围得人山人海地看热闹。我被推上警车,车里的一个警察踢了我膝盖一脚,喝令我低头蹲着。方方跟着被搡进来,蹲在我身后。又过了会儿,亚红和别的姑娘也被塞进来,车门关上,警车拉着警笛开走。
    当天夜里,卫宁也在“燕都”被捕。我们分别被关在市局看守所的牢房,根本见不着面,只是在预审时看到预审员出示他们的口供,提到他们的名字。我知道这次不是偶然的兜抄行动,而是作为重大案件立案后,经过周密侦查进行的有步骤的破获,警方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我对所犯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两个月后,我被正式逮捕,案件移交人民检察院。又过了一个月,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我和方方作为犯罪集团主犯被控犯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罪;以营利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数罪并罚,各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全部个人所有财产。卫宁和亚红作为犯罪集团从犯被控犯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罪;以营利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分别处以十年和七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没收全部个人所有财产。 在预审和起诉乃至最后判决的过程中,我始终没有听到吴迪的消息,似乎她不在我们一案中。我真有点纳闷,从警方掌握的大量证据和同案人的口供(包括我自己)看,她决无脱逃可能,我不懂警察为什么有意疏忽这一重要线索。后来到了劳改农场,遇到卫宁,才知道,警察没有抓到吴迪,晚了一步。那天我们走后,她反锁在屋里,用刀片切开了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血流了一地,没有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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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在劳改农场种了两年葡萄,成了劳动能手。第二年底得了重症肝炎。起初感到乏力、食欲不振,试表有点低热,没介意,以为是一般流感,抗抗就过去了。可一天早晨起来,变成黄蜡样,接着出现谵妄、狂躁等神经失常症状。管教干部立即将我送往公安医院,路上,我就昏迷了。医院的大夫给我静脉滴注了大量肾上腺皮质激素和强的松,制止了病情恶化。但由于我过去长期生活不规律,酗酒,肝功能损害严重,在治疗时又并发了严重的胃肠炎,病程迁延,转变为慢性肝炎。我在医院住了半年,除了个别单项指数居高不下,一切阳性体症都慢慢消逝。考虑到我愈后不良,监狱农场条件也不适于隔离休养,继续劳改有可能再复发感染,导致生命危险。原审法院改判我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狱方为我联系附亲居住。我已无直系亲属,几门远亲确实勉强。狱方征求我个人意见,我黯然说不要麻烦了,自己回家去住。入狱后,我父亲原单位还算不错,没有收回那套小单元,属我父母生前购置,不在没收之列的一些家具什物还封存在内。我在农场存下了一小笔钱,另外银行中我母亲名下尚有一小笔刚解除冻结的存款,这样,暂时我的生活还不成问题。
    我到家的头几天,心情还算好,休息得也不错,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有点自由的感觉。屋里的奢侈品悉数入官了,桌椅床柜还齐全,只是屋子长期没人住,十分阴潮,好在天气也渐渐热了,每天可以开窗通气。我终日一个人在家,亲戚自然是没人了,朋友也别提了,唯一有时来看看我的,是那个年轻的管片民警。他倒是个好心眼的人,拿我也当半个朋友看,有时,我们还聊聊天,他要不怕传染,也抽两支我的烟。
    “当年,我真叫你给蒙了。”他高兴了,也无话不谈,“你那孙子装得可够匀实的。”
    “那会儿是装的,这会儿可是真闹个肝炎。”
    “肝炎没事,好好养能好。你也是瞎他妈折腾,怎么搂不着钱,憋那份坏,媳妇也没了。你媳妇的事你知道了吧?”
    “我媳妇?”
    “就是跟你合伙蒙我的那个女的。真媳妇假媳妇我也不知道,叫吴什么来着?”
    “……你当时在场?”
    “我领着市局的人来的。明听见屋里有人嘻嘻哈哈说话,门锁着,叫不开。踹开锁进去,窗帘拉着,人就躺在这张床上,胳膊搭拉在床沿,手腕切的口子肉翻得像小孩嘴唇,脸扭向一边,似乎自己都不敢看。血已经流尽了,遍地殷红,走不进人,你想想,几千CC血喷出来是什么劲头。她是学生吧?”
    我点头。
    “可惜。市局人说,其实她不死没事。她是你们裹进去的,顶多劳教两年,辩好了,当庭释放也没准。想不开,害怕,岁数太小,挺好的小妞就这么完了。”
    我没说话,递给片警一支烟。抽了会儿烟,我问:“你说当时屋里有人嘻嘻哈哈说话?”
    “没人,她开着录音机,录音带上有人说话。这是障眼法,她考虑得还挺周全,看来是下了决心,这样的人救也救不活。”
    “录音带,那录音带没收了吗?”
    “好像没有,那是她的东西。本来她父亲来时,我叫他上这儿把闺女的东西认认,老头怕伤心,死活不来。也许还扔在这屋里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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