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7-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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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早在去年八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无情的事实是：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申辩和参加辩论的权利——他这种起码的权利被剥夺了（只能认罪，不许分辨，是所有政治运动的惯例，刘在台上时，对被整者也同样如此，这正是相同的悲剧不断重演的原由。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刘少奇应造反派的要求书面回答戚本禹文章中的“八个为什么”时，逐条澄清事实。对于“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回答道：“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样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定我阅读的其他书籍（按：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时，建议刘读一读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写的《机械人》等书——笔者）和报刊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并且认真地在革命群众实践中加以检验。那时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了这个错误。”（以上材料参见《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7、1059页）
再一篇文章就是王力、关锋撰写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发表于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其内容，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毛泽东加在红旗评论员文章中的那段批《修养》的话的展开和发挥。发表前，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多次审阅和修改（还亲自加写了两段话），并指示“小组（按：指中央文革小组——笔者）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322…325页）
关于这篇文章，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通知》说：
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我们伟大领袖毛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1951年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翌日《人民日报》在报道亿万军民欢呼《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重新发表的时候，宣布把《修养》和《武训传》一起抛进垃圾堆！
此后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从党刊、党报、军报到遍布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小报，批判刘少奇的文章铺天盖地、连篇累牍。1967年8月15日又发表了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文章，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批示是：“此文写得好。”（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97页）
顺便说一下，我也奉江青之命写了一篇批刘少奇的文章，题目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这个题目由姚文元改定，原为《资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姚文元加了“反革命”三个字），主要批判所谓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观点，发表在1967年11月13日《解放军报》上（次日《人民日报》转载）。
我没有统计，在1967年（仅仅说1967年）全国各种报纸（包括红卫兵、造反派办的小报）关于刘少奇的大批判文章和报道有多少篇，大概不是几百、几千、几万，而是千万、几千万，甚至更多。对刘少奇的批判来头大，声势大，规模大……堪称名副其实的大批判，“史无前例”的大批判！
再说一些与此相关的事。
首先，为了从思想和理论上批判和清算刘少奇的“修正主义错误”，早在1966年秋冬，中央文革小组就调人成立了一个理论组，成员有杨永志、廖初江、王道明等。这个理论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刘少奇所有的文章、报告、讲话等，编《刘少奇言论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们先编了八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集》，后来又筛选编了两卷本《刘少奇言论选》，印数很少，大概只有二三十套，发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
其次，1967年6、7月，根据陈伯达、江青的指示又成立了一个“大批判组”，成立大会是在沙滩大院的中宣部教育楼召开的，到会的有大、中学校和北京各界、各个单位的代表，整个教育楼几百人的位置都坐满了，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有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大批判组”成员有十人，具体是：杨永志、廖初江、王道明、阎长贵等。在这次会上讲话的有陈伯达、关锋和戚本禹。内容主要是要开展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就是在这次成立“大批判组”的会议上，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简化，并说是不是称“走资派”？从此“走资派”的概念和叫法逐渐在报刊和社会上传播开来，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简化语。“大批判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我因为担任江青秘书，工作太忙，没参加它什么活动。“大批判组”成立后组织写的第一篇文章，可能就是前面说的毛泽东批示“此文写得好”的那篇《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1967年，陈伯达、康生、江青反复鼓吹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仅举江青讲话中几例——1967年4月20日，她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说：“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应该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9月1日，她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说：全北京市“要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臭，从各条战线上把他们一系列政治纲领批深批透批臭……要批得比当年苏联托洛茨基还臭。”9月5日，她在接见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现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正在全国展开，各个战线上都在向他开火。要把他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讲过，要做到家喻户晓，使他臭得比当年苏联的托洛茨基还要臭。”江青这几段话很重要，它不仅明确地传达了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意图，也反映了当时对批判刘少奇的要求和大批判运动的实际情况。
责任编辑 杨继绳
邹鲁风调查人民公社之祸·李震中
一个真实的故事
1958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领导商定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调查，目的是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要求写出调查报告、论文，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两校抽调教师、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学生共162人，组成三个调查组分赴河南信阳、鲁山、河北藁城等县，进行为期半年的调查研究。1959年5月调查结束，人员返京后集中在北京大学，继续做好后期工作：撰写调查报告、讨论研究重点问题、写出论文。7月调查组的工作顺利结束。
1959年8月，风云突变。北京市委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部署反右倾机会主义，一开始就抓住了调查组这个送上门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可以说这是北京市反右倾斗争中一桩最大的案件。于是，集中力量对调查组的一些成员（主要是对领导成员）开展批判、斗争。一开始，调查组总领导人邹鲁风（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时已调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自杀身亡。斗争愈加激烈了。小会斗争，采用对敌斗争方式、审讯式的斗争，甚至训斥谩骂，如“没有出息”、“没有良心”、“丧心病狂”，“花岗石脑袋”等等。大会批判，批判者都是宣读经过党委审定的稿子，其用语力求尖刻，不讲道理，给人扣上许多耸人听闻的大“帽子”，如“反对、否定、攻击、诋毁、诬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全面、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等。这些大会批判材料都已存入被批判者的档案。这种批判斗争一直持续到1960年上半年。
批判完了组织处理。调查组成员中受重点批判的42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9人；定为严重右倾的11人。其中有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有受到严重警告处分的，有降两级工资的，也有被开除党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据说。以上处理已经是宽大为怀了，贯彻了“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方针。
这期间，人民大学党委决定，命全体调查组成员（不包括北大师生），返回原调查地点，重新调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说是“在哪里跌倒的在哪里爬起来，在哪犯的错误在哪改正”。信阳调查组于1959年底重返信阳，名为调查，实为劳动改造。然而最不幸的是，正好赶上“信阳事件”的灾难，很多农民被活活饿死。然而，此时人民大学调查组对于饿死人的事，甚至自己挨饿、吃树根、浮肿却三缄其口、讳莫如深。写调查报告，依然要大讲人民公社优越性、公共食堂好。这种调查报告，居然受到了表扬，因为这是执行正确调查路线的成果。
1960年上半年，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总算告一段落了。1961年初，北京市委认为对人民公社调查组的批判搞错了，指示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党委给调查组甄别平反。1961年上半年，学校党委为受批判、受处分的同志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这个戏剧性的故事是怎样的一个具体过程呢？
从《内部参考》说起
1959年8月26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了题为《北大、人大部分师生诋毁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文章。摘要如下：
新华社北京24日讯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财经、哲学和法律等系的师生一百六十二人，在去年12月至今年5月期间，曾分别在河北省的藁城、河南省的鲁山、信阳等地的人民公社中进行了调查。他们在陆续写出的一百八十多万字的调查报告中，共提出四百八十五个问题。其中一部分人通过质疑的方式，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1958年的大跃进，有的人甚至进行恶毒的攻击。
不顾事实的否定建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
他们的第一个错误论点是，全国并不存在普遍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
第二个错误论点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根本原则。
第三个错误论点是，组织农业大协作并不一定要采取人民公社的形式，因而人民公社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第四个错误论点是，公社的建立是否与公社化前的反右倾保守有关？这是否是有的地区怕“右倾”才不顾条件建立公社的？
闭着眼睛胡说人民公社已经“名存实亡”
他们错误地认为公社体制改变（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后，同过去的高级社已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狂妄问：公社是否已名存实亡？究竟当时有没有建立公社的必要？“政社合一”的优越性还有多少？“政社合一”的结果是否会产生消极作用？他们还恶毒地说：目前群众生活水平比公社化以前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有的地方连粮食半供给制也实行不了。有的地方吃饭就占去分配的70％以上，工资发不出。这怎能说实行半供给制半工资制有了条件？因此，他们得出的谬论是，从发展上看，供给制未必是方向。
狂妄地认为不应当反对右倾保守思想
他们狂妄地问：今春在农业战线上思想斗争的主要锋芒是什么？谭震林同志在“红旗”第四期发表文章说：“当前斗争的锋芒主要还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有些人竟然反对这个意见，认为主要的斗争锋芒应该反对浮夸、反对脱离实际、反对不尊重老农经验等。
他们诋毁1958年党指导下的伟大的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