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7-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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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战役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的胜利，标志着蒋介石20多年来在中国的统治行将结束。那么，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管军事的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在伟大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中，是如何对三大战役进程作出科学预见和指导呢？
在三大战役之前，朱老总就部署、谋划了石家庄攻坚战，关注、支持了临汾攻坚战，帮助和指导了华野濮阳整军，并条分缕析地提出了对长春实行攻坚与长围。朱老总对这些战役的宏观指导则为三大战役的全面铺开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范式。
他立足于全国战场，从战略战术方面对三大战役的进程作了全面的预示。这表现在：
1 预见三大战役尤其是辽沈战役的具体进程，并第一个指出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
1948年8月23日，朱老总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就解放战争第三年的任务、战略决战的地点、时机和条件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中原战场是决战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
2 对东北和济南等战场形势作了分析总结，并预示1948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
1948年10月1日，他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对各战略区进行了分析。他说：“过去我们是怕东北的敌人进关，因为进关后，不管增加到哪里对我们都是不利的。现在敌人已不可能进关，我们可以在东北将他们消灭。”他认为“打下济南，对我们很有利，可以利用它原有的工业基础进行生产。山东交通也很便利，有铁路、运河，对今后支援大兵团作战，是一个重要的大后方。同时我们可以腾出十万余人，再加上补充几万俘虏，足以对付南面的敌人。”
东北、华东战场的进展一如朱老总所言，1948年10月14日至15日，东北野战军主力经过31个小时激战，攻克了北宁线上的战略枢纽锦州，取得了辽沈战役决定性的胜利。
3 对中原黄淮地区战场作出预见，并预示1948年冬解决东北问题。
1948年10月16日，朱老总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指出：“现在打下锦州，他（指蒋介石）要撤也撤不出来了。锦州在战略上意义很大，是关内与东北联系的补给与转运基地……”，“目前主要作战在东北，形势对我们有利，可以打几个好仗，在今冬解决东北问题。”“山东现在已经抽出很大力量，粟裕和许（世友）、谭（震林）可以会合打大仗（指华野内线部队配合作战）。”
早在1948年4月30日中央在城南庄召开的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朱老总率先支持粟裕提出的“华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先在江北打几个大仗”的重要建议，征得其他中央领导的同意，改变了原先的部署。他又亲到豫东前线传达中央的决定，并指导作战部署，极大地鼓舞了华野部队的士气。随后，华野取得了豫东战役的全胜，证明了朱老总一贯战略指导思想的正确性。
战事的经过，桩桩件件印证了朱老总的预见。1948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辽西地区全歼了由沈阳西援锦州的第九兵团廖耀湘部5个军10万余人。11月2日，再克沈阳、营口，迫使锦西、葫芦岛之敌海运南逃。至此，辽沈战役全部结束，东北全境获得解放。紧接着，即11月6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联合发起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进行之际，挥师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也联合发起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发起、进行和结束，同样在朱老总预见之列。
4 对淮海战役及全国决战进行预测，并预示傅作义部最终将被歼灭。
1948年11月26日，当战略决战全面铺开之际，朱老总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说：“我们正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决战也即将开始。”“在徐州地区，黄百韬兵团被歼后，我主力已南下打黄维兵团，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部解决后，徐州敌人也跑不了……在华北方面，傅作义比较聪明，但他的家当只有这么大……他很可能固守平津，但其结果仍逃不出被歼的命运。”
朱老总在三大战役发起前夕和进行过程中，以高超的军事谋略和精妙的指挥艺术对全国各战略区尤其是华北、东北、中原、华东所进行的科学预见和战略指导，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怎样发动的·阁长贵
文化大革命制造了无数冤案。冤狱遍国中。刘少奇被打倒并迫害致死是最大的冤案。说它“最大”。一方面因为刘少奇是开国元勋、在党政干部中级别最高，另一方面它涉及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被打倒的各部门各地区各级别的党政干部，他们被打倒的主要和基本原因，通通都是被指控“跟着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毛泽东语），即贯彻执行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被说成是刘少奇在全国党政各部门各地区的“代理人”。梳理刘少奇冤案并分析其历史背景，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没法论述刘少奇冤案的全部情况，只说说文革中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我认为，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1967年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同整个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样，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1967年第5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王力、关锋撰写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的本刊评论员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千万不要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传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这段话不是作者王力、关锋的“理论创造”。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著作权不属于他们。这段话是毛泽东审阅这篇评论员文章时加上去的。王力说：
“四月，主席提出：要开展对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的大批判。公开提出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戚本禹文章发表的前一天，原来主席要我写的一篇红旗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是配合红旗编辑部调查员的调查报告的。本来是内部材料，这时主席给王力、关锋写一封信，要公开发表。并且亲笔加了一个《“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标题。我原来写的评论没有涉及《修养》，主席看清样时叫加一段。“修养是唯心主义”那一段，这是主席的语录。主席当场口授，我记下来整理打印好再给主席看了，主席说马上发。这是在戚文前一天毛主席公开骂刘少奇。”（见《王力反思录》）顺便说一下，关于这篇评论员文章，王力说是他自己写的，根本不提关锋，对此我存疑，我根据经验，在提到此文时仍把作者说成他们两人——其实，王力本人也说毛泽东就这件事给他们两人写信。
毛泽东在这篇评论员文章中加的这段话，就是1967年对刘少奇大批判总的指导思想和总的纲领。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拿他的《修养》开刀，也真滑稽！尽人皆知，《修养》一书1943年编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献》。对此，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不知道吧？把《修养》列为《整风文献》恐怕就是毛泽东提出和决定的——据《修养》最初在延安《解放》杂志1939年第81…84期发表时担任责任编辑的吴黎平说，《修养》经过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给他一信，信中说：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宣布《修养》是“欺人之谈”，“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是历史捉弄人，还是人捉弄历史？（当然，在今天看来，《修养》不论观点内容，还是历史作用，也不是没有可分析和批评的地方，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毛泽东还说，对《修养》的批判，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看来，毛泽东所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不仅仅是指“50天”派工作组的问题，而是要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全面清算——我觉得这是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和从思想上批判刘少奇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的策略。
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在毛泽东的发动和领导下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王力曾谈到1967年第五期《红旗》（3月30日）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一文。该文是戚本禹写的，但不能把它看作戚本禹的个人行为。对这篇文章，毛泽东不仅批示：“写得很好”，还亲自加写了极其重要的一段：“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毛泽东为了表示支持当时的红卫兵，把红卫兵和义和团中的“红灯照”相比照，他要戚本禹加强对义和团中“红灯照”的评述，在戚的送审稿上批示：“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这个问题，戚照做了。就是戚文中把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写错（按：即把“赵舒翘”误写做“赵舒饶”），毛泽东都提出改了。（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92…293页）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亲自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对戚这篇文章逐段地讨论修改。文章点不点名，点哪些人的名，怎样点，都是讨论过的。对刘少奇没直接点名，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对邓小平也没有直接点名，大家的意见，用“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陆定一在“彭、陆、罗、杨案”中早点名了，在这篇文章中明确点了周扬的名——其实在姚文元的文章中也早点过了。陈伯达主张点胡乔木的名，康生不同意，陈伯达很坚持，江青支持陈伯达，戚听江青的，——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只点姓不点名即写成胡××，这叫半点名。关于文章署名问题也进行过讨论。戚提议以《红旗》杂志社论或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周恩来说，在外国社论或编辑部文章一类，要比个人署名文章层次高，我们搞批判的第一篇文章还是个人署名好，大家都同意；戚又提出是不是用个笔名，江青瞥了戚一眼，戚觉得江青认为他有害怕的意思，戚就收回了这个意见——因为文章是戚写的，周恩来决定由戚署名。还有一点，在这篇文章中质问“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八个问题，原来没有八个，是戚在同林杰、《红旗》杂志责任编辑等共同讨论后增加的。
这就是戚本禹那篇“著名”的批判刘少奇文章写作和发表的大致情况。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说：“四月一日（按：指戚文在《人民日报》转载的时间——笔者），发表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总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只有江青知道。”（《王力反思录》下第991页）这不是事实。当我近年就这件事情直接询问戚本禹时。戚惊奇而又有点气愤地说：“王力怎么能够说他不
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怎样发动的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阁长贵 字数：2925 来源：炎黄春秋 第7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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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呢？！……总理主持讨论这篇文章的会议他是参加了的。真不知道王力为什么这样乱说。这样欺骗人。难道他真的忘记了？”
刘少奇从报纸上读到戚本禹这篇文章，极为愤慨。他把报纸狠狠一摔，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