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7-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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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家李肇特（北京医学院）等。　
　　代表团出国前，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指示：一定要团结友好，虚心学习，实事求是。不能肯定的不要去肯定。政治上支持和科学上的实事求是一定要结合。　
　　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到达平壤后，金凤汉在会见时讲了话。他说，中国《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他们的研究报告，使他们感受到中国的有力支持，受到很大鼓舞。希望代表团回中国后立即对他们的工作进行验证，把结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朝鲜打算就经络系统的研究成立一个国际组织，由朝鲜、中国等国发起，由二十人左右组成，金日成曾说要求中国出百分之五十的力量。　
　　代表团既要顾及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兄弟友谊，又要在科学问题上实事求是，没有疑问，他们要完成的任务是艰难的，他们承受的压力是沉重的。　
　　在朝鲜学习访问期间，中国科学家们仔细地观察了该研究所用兔子做实验的结果，在显微镜下观察了切片，看到了“风汉小体”；在兔子的血管中看到了“凤汉管”。在整个访问过程中，不议论，只是在看不清楚的地方提一些问题。在这个研究所里，研究人员之间没有横向联系，更谈不上学术交流与讨论。个人的研究结果都直接向金凤汉等两三位领导报告，由金凤汉等汇总成整篇论文。对这种做法，代表团员颇为吃惊，但未公开表示意见。　
　　　
　　中国科学家的重复实验　
　　　
　　代表团在朝鲜考察过程中，团长钱信忠向国内发回两次报告。这两份报告都是实事求是的。代表团于1月29日回国，第二天在卫生部召开了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协有关领导人参加的汇报会。汇报会上有两种不同意见，因此决定在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实验室进行验证工作。2月2日验证工作开始。　
　　首先得出结果的是否定了“凤汉管”的存在。这项实验是代表团成员徐丰彦教授设计的。做这项重复实验的是代表团成员胡旭初教授。他们先重复金凤汉的实验方法，用兔子实验，从兔子一条大腿的血管滴入生理食盐水，在兔子另一条大腿的血管上做一出口，使血液和生理食盐水不断地流出，当血液流完，血管里只有生理食盐水时，点滴停止。这个过程约需十几个小时。这时剪开大血管，看到血管内有一条明显的白线，同金风汉做出的“凤汉管”完全一样。对这种现象，胡旭初解释说，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的知识早已证明，血液的正常成分之一纤维蛋白元，在血液凝固时变为细密的网状的纤维蛋白。它把血液的其他成分网住，呈凝固状。如果用玻璃棒搅拌，白色的纤维蛋白就缠绕在玻璃棒上，留下的红色液体就是除纤维蛋白元以外的其他的血液成分。这条白线的形成，正是由于纤维蛋白元在长时间点滴过程中，随着血液的流动方向，而凝固成一条线状的纤维蛋白。人们都知道肝素具有抗凝血的作用，它能防止溶解在血液中的纤维蛋白元转变成凝固的纤维蛋白。于是，胡旭初等按照金凤汉的做法再重复一次，不同的只是在滴入的生理食盐水中加进一定量的肝素。点滴的结果，同预期的一样，肝素阻止了纤维蛋白元的凝固，血管里再也见不到有白线出现。同时，经过分析证明，这条白线的成分根本不是金凤汉所说的DNA，而是蛋白质。至此，“凤汉管”的存在被否定了。　
　　但是“凤汉小体”的验证工作却遇到困难，由李肇特教授领导的小组，花了两个月时间，仍然找不到金凤汉所说的、到处存在的“凤汉小体”，所看到的只是皮肤的毛囊。后来他们集中了约三十人的研究队伍，把兔子全身的皮肤都制成切片，在显微镜下一个切片接着一个切片仔细地观察寻找，终于找到了同“凤汉小体”一样的组织，但这个组织只见于兔子的肚脐。至此，“凤汉小体”也被证伪了。　
　　我国科学家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拨开重重迷雾，显示了金风汉弄虚作假的真相。他们本来应当把否定的结果向领导报告，但是当时少数领导者认为经络是客观存在的，一定要做出结果来，并一再批评他们拿不出肯定的结论，要他们尽快做出正面结果。在这种政治压力下，他们只能用科学的语言表达说，找到了各种“风汉小体”，但这些都是组织学上已经找到过的组织。即使如此，他们还不得不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进行照相制图等工作，一直忙到“文革”开始。主持这项重复实验的科学家李肇特谈起这件事遗憾地认为，十分可惜地是浪费了那么多青年的宝贵时间。而设计实验否定了“凤汉管”存在的徐丰彦教授，日子更不好过。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他却被看作犯了政治性错误，受到了打压。他没有屈服，坚持向学校党组织阐明自己的观点。　
　　　
　　事情的结局　
　　　
　　前面说过，金凤汉事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金凤汉其人其事；另一个方面是我们。事情的结局是：金凤汉方面，因弄虚作假被同胞揭露，受到应有的惩处，他自杀了，一了百了；我们方面呢？也是四个字：不了了之，或者换四个字：无可奉告。　
　　当初轰轰烈烈、史无前例地用最高的规格宣传，用最美的形容词赞扬金凤汉的成就，如今为什么不声不响，一个字的交代也没有？　
　　情况比较复杂，我们颇为尴尬。除了保持沉默，什么也不说，我们还能做什么？　
　　早在中国科学家访问朝鲜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没能无所顾虑地谈谈自己的看法。科学家们做了大量实验工作，否定了金凤汉的研究结果以后，他们既不能把实验结果公之于众，也不能向“局外人”述说事实真相。面对着人们的质询，他们只能保持沉默。这沉默；从1964年春天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如今，当年设计并参加重复实验的徐丰彦、李肇特、胡旭初教授已经带着遗憾仙逝了。代表团的成员还健在的只剩下团长钱信忠一人，不知道他还要奉命沉默到什么时候。　
　　　
　　我们有什么错？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什么错，错在什么地方？　
　　我们开头没有处理好，或者说我们的工作程序颠倒了。我们是先宣传赞扬，然后科学家出访，了解情况，然后回来重复实验，最后证伪，事情弄清楚了，我们保持缄默。如果先请科学家上场，就不会宣传赞扬，不会如此尴尬。　
　　也不大好责怪新闻媒体。媒体的误导，有的时候是限于主事者的知识水平和辨别真伪的能力；有的时候也难免是奉命行事，替决策者受过。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决策的失误呢？看来是我们太性急。中朝人民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在中国和朝鲜的土地上，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鲜血曾经流在一起。朝鲜有了突出的科学成就，长了朝鲜人民的志气，我们自当立刻大力支持，况且经络学说又是中国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太性急，忘记了应该先问我们自己的科学家的看法。金凤汉的研究工作报告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我国那么多生物学工作者和基础医学工作者立刻提出了那么多意见，可见对金凤汉工作是非真伪的判别，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其实类似的以政治划线的经验教训已经有过不少了。建国之初，我们一边倒，倒向前苏联。什么都倒，倒了再说。科学也不例外。苏联批判共振论、控制论，我们也跟着批判。苏联赞扬勒柏辛斯卡娅证明了细胞起源于生活物质、波什扬证明了微生物和病毒可以互相转化，我们也跟着宣传了。影响最大最坏的，要数李森科引发的风波。在斯大林的信任和扶持下，李森科给原来的遗传学扣上“反动的摩尔根主义”的帽子，压制苏联遗传学家，禁止他们的工作，给苏联的遗传学带来灾难。我们跟着吃了大亏。因为我们不但发表了李森科的报告，跟着大肆宣传，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跟着苏联那样办，严重地阻滞了我国遗传学的发展，后来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扭转过来。　
　　像李森科、金凤汉这样，贩卖假冒伪劣货色，追求名利权势者，从前、现在、国内、国外都不稀罕，将来也还会发生。他们的理论并不高明，他们的结论往往违背常识，而所以屡屡得逞，固然是因为新闻媒体的渲染，人们的轻信，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领导人的支持。　
　　自然科学中的是非，是只能依靠科学界自己去判别的，不以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科学家有时也会因为那个时代认识水平等方面的局限，出现失误。但是，一般说来这种失误同行政长官个人意志或新闻媒体裁定所铸成的错误相比，要少得多、轻得多。而且这种失误，比较容易通过科学界的进一步评论或科学实验予以纠正。　
　　为了政治需要，不惜压制、牺牲自然科学真理，这类悲剧何时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从共产国际档案看反“ＡＢ团”斗争·李维民
　　反“AB团”与“富田事变”，是红军时期在中央苏区影响很大的事件。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出版的党史军史，一般都不提这件事情。三中全会以后，曾经历过这一事件的萧克等老同志，写了回忆材料，党史军史研究工作者也有文章发表，但当时的文献，除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之外，其他文字的记载，特别是关于反“AB团”斗争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的记述很少。最近，阅读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集、第10集，其中有几份文件对于研究反“AB团”与富田事变，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反“AB团”斗争是在中央苏区由总前委发动的　
　　　
　　中央苏区的反“AB团”斗争，发生于1930年10月，富田事变发生于同年12月。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并没有反“AB团”的指示或部署，苏联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也没有开始，后来被打成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苏联党的领导人，这时都还在担任要职，他们都是在1934年以后才遭迫害的。1930年12月3日，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军事负责人盖利斯给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的汇报信中，转述了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1930年10月14日写的一封信的内容。盖利斯说：　
　　他在这封信中谈到了江西党组织的危机，秘密的反革命半恐怖主义组织“AB团”成员不仅钻进了基层组织，而且还钻进了党的领导机关，党组织处在富农、地主和豪绅的影响之下，依靠地方力量来改善党组织是极其困难的，应该从上海派人去。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首先提出了“半恐怖主义组织AB团”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反“AB团”的建议。1931年2月19日，盖利斯、米夫和马雷舍夫的谈话记录中也提到这封信的内容：　
　　为补充以前关于江西情况的通报：毛在10月14日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江西的组织处于富农和地主的影响之下。AB团分子钻进了党和苏维埃机关，包括领导机关。　
　　占领吉安时发现了在党、苏维埃政权和军队中活动的AB团分子的名单。根据这份名单，许多省委委员都是AB团分子。很难断定名单中指出的人真是AB团分子还是这里的AB团分子的挑拔离间，要使我们的同志倒在枪口之下。这份名单在通过毛关于逮捕省委的决定时起了很大作用。　
　　1931年2月10日，即富田事变发生两个月后，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进一步反映了他听到的情况，信中说：　
　　一个由三名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刚刚抵达（他们1月4日从那里出发），报告了负责我们江西运动的领导人中发生的重大分歧。据代表团报告说，毛泽东使朱德处于单纯执行自己命令的地位，剥夺了他作为总司令的几乎所有权力。毛指责省委书记与“AB团”组织（地主富农等的恐怖组织）有联系，并提出解除他职务的问题。表决时毛显得很孤立，该书记仍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于是毛便开始指责整个省委。部分党委委员后来被20军解救了。毛为此下令湖南部队（20军已开赴湘东）解除20军的武装。毛的这项命令未被执行。　
　　毛同彭德怀在进攻方向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有过彭不执行作战命令的情况。在代表团出发前，彭同毛还没有完全公开闹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朱德的功劳，他对彭有影响力。老的政治指挥人员对毛暗暗不满。地方党组织几乎全都反对毛。前敌委员会同他站在一起。　
　　代表团到上海来，是为了请中央解决冲突。代表团认为，过错全在毛身上。这一切在东固事件（注：即富田事变）前就发生了。现在（2月10日）情况如何我不清楚。很难弄清楚，这里到底是谁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