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7-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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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10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收集军史资料访问何长工老将军时，谈到中央苏区反围剿，何老提高声音，气愤地说：“我们要特别强调总司令在这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作用。有的书上说，由于许多干部受到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影响，所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他们为什么不提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朱总司令呢？离开了总司令谁去指挥？你把总司令摆在一边，谁下命令？第四次反围剿把总司令放在一边行吗？在讲第四次反围剿时，许多人不提总司令，我说他们别有用心，割断历史。”
第四次反围剿，当时毛主席已被撤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李德等人尚未来得及直接掌控军事指挥权，周恩来刚刚担任总政委，对部队和敌情尚不十分了解。所以，重任自然就全部落在了朱老总的肩上。朱老总不负众望，以他一贯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蒋介石哀叹“此次挫折，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是历次反围剿战役中取得战果最大的一次，消灭敌人三个师，缴枪万余支，大炮40门，新式机枪300余挺，这是前所没有的。战后，红军学校开办了“机关枪训练班”，朱老总亲自到训练班讲话，鼓励学员。刘伯承校长指示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兼特科大队政治委员赵品三编写了一本《机关枪教程》作为训练班学员的教材。1959年，军博开馆时，赵品三前往参观，在红军馆内的橱窗里还见到了这本当年他亲手编写的教材。
顺便提一提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朱老总：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全面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大权。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在初战黎川失利后，李德提出“以堡垒对堡垒”的口号，采取“短促突击”等错误的战法，致使广昌战役再度失利。战至8月，北线和东线相继被敌突破，西线与南线吃紧，中央苏区四面告急。李德无计可施，称病躲避，朱老总毅然重又担负起指挥重任，收拾残局。朱老总乘机部分改变错误的打法，指挥红一、九军团等部，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在东线取得温坊大捷的胜利，歼灭李延年两个师四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唯一的大胜仗，使苦战一年的红军得到最大一次补充。但是，局部的胜利已无法改变全局的败势，到九月下旬，中央苏区已经缩小到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长汀数县的狭小地区，不得不实施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
铁的事实证明，朱老总的军事才干是第一流的，他不需要接受别人的“影响”，倒是别人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当前，某些“历史”片刻意把“朱毛红军”塑造成“毛周红军”，企图改写历史，这与“文革”中故意把“朱毛会师”描绘成“毛林会师”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渡赤水的军事指挥者是朱老总，四渡赤水并不神奇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继土城战役之后又经历了四渡赤水的军事行动，其目的是改变过去硬碰硬的打法，采取避实就虚，寻找敌人薄弱环节，机动作战，以求取得战场主动。当时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是这次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者。
1932年，中央规定：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朱德担任的职务都是拥有决定、指挥战役实权的职务。早在1934年12月18日通道、黎平会议决定转兵贵州时，军队指挥的实权已经从李德的手中转移到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手中。遵义会议决议规定：“仍由军事指挥者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周恩来是中央委托的对军事下最后决心者，新任政治局常委的毛泽东协助总政委的工作。”
1935年1月下旬，中央红军首渡赤水，2月18日，完成了二渡赤水的行动，3月4日，朱德提议设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兼司令员，他提议毛为前敌政治委员，这时毛泽东才参与对军事行动的直接领导。1935年3月11日，中央成立新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毛泽东才成为主要的军事领导人之一。3月16日，红军完成第三渡，旋即于3月21日东渡赤水河，是为第四渡，至此，整个四渡行动宣告结束。从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到1935年3月11日新的三人小组成立，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朱德身为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既负责作战计划又负责下达作战命令和战斗部署，而且有权制定行动方针供周恩来审批，毛泽东仅协助周恩来。因此，在三人小组成立前，朱德在四渡赤水的领导集体中居举足轻重地位。三人小组成立后，中央对作战方针的审批权从周恩来手中转到以毛为核心的三人小组，行动方针的制定由毛朱周负责，通过后则由毛周王负责，而贯彻行动方针，制定作战计划，颁布作战命令和战斗部署仍是朱德的职责。可以说，三人小组成立后，毛、周侧重于决定行动方针，朱德侧重于具体指挥。可见，在三人小组成立前后，朱德都是主要指挥者。从时间上看，朱德参与领导了四渡赤水的全过程，特别是一渡与二渡时，毛泽东尚未取得军事行动领导权，是由朱德全权指挥的。二渡之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毛泽东才参与领导了三渡与四渡。所以，现在有人说朱德在四渡赤水过程中只是协助毛泽东指挥是不符合事实的。
由于朱德早年曾在云贵川一带作战，对这一带的地形与民情十分熟悉，对赢得四渡赤水行动的胜利也是至关重要的，敌人的电报中曾经分析道：“红军除朱、罗（炳辉）在滇军做过事外，余多不熟悉地理民情”，可见地理民情对于作战成败的重要性。此外，情报工作的成功也是此次作战取胜的重要原因。土城战役，由于不明敌情，对敌人的兵力判断有误，战役结果很不理想。四渡赤水前，四方面军将廖承志带来的密电码破译法送交给中央红军军委二局电报队，可以及时截获敌人的电报并且破译，能够准确掌握敌军调动的情况（见傅钟及钟夫翔回忆录），从而做到避实就虚，赢得战场取胜的主动权，达致军事行动获得圆满成功。
其实，当时中央红军各部队由于不了解最高决策层的情况，对于只走路不打仗，而且多走路走弯路，致使部队极其疲劳困苦意见很大，牢骚很多，甚至许多高级指挥员也颇有怨言。1935年5月12日的会理会议上，林彪就写信提出“走弓背”的指责，要求更换前敌司令部领导，其它一军团和三军团的部分领导，也有类似意见。所以，在中央红军刚刚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时的1936年所撰写的回忆录——《亲历长征》105篇文章里，找不到一篇颂扬四渡赤水的，1952年李伯钊编剧的话剧《长征》也没有提及此事。只是到了1964年以后，萧华把它编进“长征组歌”的歌词里，先是写为“声东击西出奇兵”，1975年才进一步改为“四渡赤水出奇兵”，此后，“四渡”才大大的有名，甚至被神化。
由以上事实可见，四渡赤水并不像现在有人所说的是什么“神来之笔”，“得意之作”，好像很神秘，而只不过是遵义会议后采取机动灵活，避实就虚的新战法的结果。说白了，就是躲着强敌走。它所体现的，是集体智慧，民主决策，是实事求是的精神。
顺便提一句，《亲历长征》里面收集了12首红军部队当时传唱的歌曲——真正的“长征组歌”，其中没有任何一首歌是歌颂哪个领导人的。可是，却偏偏有一篇文章《大雨滂沱中》，现场记录了1935年6月25日中央红军和中央领导人冒雨在两河口召开欢迎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大会的场面。大会首先由朱德致欢迎词，然后张国焘致答词，张国焘在讲话结束时喊了三旬口号：“红军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共产党万岁！”这个“朱总司令万岁！”在这105篇回忆文章里，是唯一针对领导人个人的。
朱老总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战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1937年4月12日，朱老总就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针对国民党的速胜论和党内某些人的急躁情绪，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抗日战争不是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他又利用抗战爆发后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的机会，于1937年8月11日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演说，进一步指出抗战的取胜之道是：“实行持久战，开放民主，动员民众，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他的远见卓识，使得与会的国民党将领们为之耳目一新。他还就当前战局的进展发表了预见性的论断，指出：“日寇近日就会进攻上海”，在座的国民党将领们对此半信半疑。结果，只隔了一天，会议还未散，就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与会诸将领尽皆叹服备至。不久以后，蒋介石就接受他的建议，在庐山开办了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聘请了八路军将领作教官。与此同时，朱老总在八路军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上发表了专著《论抗日游击战争》，全面而详尽地阐述了怎样从战略高度上以及在具体战术上开展游击战争，以达成持久抗战并最终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目的。1938年11月，延安解放社为该书出版了单行本。这本书，成为根据地军民发动抗击日寇的军事行动的最好教材。在华北抗战中，搞得日寇头痛万分的“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游击战战法战术，都从这本书中吸取了营养。
朱老总的这一对日持久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与毛泽东完全一致，稍后，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他的著名论著《论持久战》。
抗日战场上的朱老总
朱老总是在1940年5月离开太行前线回延安的，他先到洛阳与卫立煌谈判，然后再转道返回延安，他是带着一份给予边区人民和党的丰厚礼物载誉而归的。朱老总自己也即兴赋诗一首——《出太行》借以抒怀：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1937年9月，朱总司令与彭德怀副总司令亲率八路军主力三万两千人开赴山西太行前线，开辟华北抗战，在武乡县建立了八路军前线总部（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我军华北敌后的抗日战争。他还被国民党当局任命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东路军总指挥，指挥八路军三个师和国民党的四个师，授陆军上将军衔。在他和彭德怀的领导与指挥下，八路军首战平型关，设伏雁门关，夜袭阳明堡，斩获甚多，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八路军威名天下扬。华北各地，黄河两岸，到处燃起了抗日的烽火。到朱老总离开前，不足三年，八路军主力已经迅猛发展到二十二万人，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数十万，华北各地建立了至少十一处比较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给侵华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振奋，给我全军将士以极强的鼓舞，朱老总与彭总在各根据地和全党全军中的声望如日中天，八路军声威大振。抗日战争发展到后期，我军已拥有正规军近百万，民兵游击队二百多万，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大军。这些成就，与朱德，彭德怀在华北的正确指挥与领导是密不可分的。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中，纵观华北抗战全局，在我全党全军中，朱老总和彭总的功勋是数一数二的，是无可比拟的。华北抗战的开展与八路军的大发展，为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抢占东北的决策与三大战役的擘画
日寇一投降，蒋介石立即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却急令蒋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内战阴云密布。1945年8月28日下午，朱老总在送走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从机场返回之后，马不停蹄，立即赶往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作报告，指出：“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做。”9月14日，根据朱老总的提议，中央果断作出决定，把原先准备派往南方的十万部队和两万干部转为派往东北，并陆续将二十余位中央委员调到东北工作。紧接着，他又与刘少奇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明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得到复电同意后，立刻以中央名义电示全党全军遵照执行，并且充满信心地指出，按此方针“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三大战役在中国乃至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