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十五题-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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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这方法究竟有多少人实行，只记得在别的书里也看到过实行这方法的理学家，可见实行这方法的人不在少数。我们初看这方法，恐怕没有人会想到这不是“国货”，我最初也以为，只有中国，而且只有中国的理学家，才能发明这一个滑稽而笨拙的“死法”。但我后来竟然在中译《大藏经》里找到它的来源。《贤愚经》卷第十三，（六七）优波毱提品第六十讲到一个故事，说阿难的弟子耶贳，奉持佛法。他听说某一个居士生了一个孩子，于是他就去向居士索要，“欲使为道”。居士不肯。后来他又生了一个孩子，仍然不肯让他当和尚。
此耶贳是阿罗汉，三明具足，能知人根。观此二儿，与道无缘，亦自息意，不殷勤求。时彼居士复更生男，颜貌端妙，形相殊特。时耶贳复往从索。其父报曰：“儿今犹小，未能奉事，又复家贫，无以饷送。且欲停之，须大当与。”年渐长大，才器益盛。父付财物，居肆贩卖。时耶贳往到其边，而为说法，教使系念。以白黑石子，用当筹算。善念下白，恶念下黑。优波毱提奉受其教，善恶之念，辄投石子。初黑偏多，白者甚少。渐渐修习，白黑正等。系念不止，更无黑石，纯有白者。善念已盛，逮得初果。（4，442b）
这个“系念”的方法，同宋代理学家所用的那个方法，除了黑白豆子和黑白石子一点区别外，完全一样。倘若宋代理学家根本没同佛经接触过的话，我们或者还能说，这是偶合；但事实上他们却同佛经的关系非常深切，所以我们只能说，这是有意的假借。这个貌似地道中国货的方法原来也是跟佛教从印度传过来的。从这个小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宋代理学不但在大的思想方面受了佛教的影响，连许多人们平常不注意的末节也居然受到佛教的影响了。
1948年
第十四题 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 佛典中的“黑”与“白”
羡林按
明年是著名学者汤锡予（用彤）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我虽然不是锡予先生的正式学生，但是我读过先生的很多著作，从中受到了极大的教益。这对我的研究工作有深远的影响。1946年我来北大任教，实出于陈寅恪先生和锡予先生以及胡适之先生的提挈。我当时曾听锡予先生讲授“魏晋玄学”，一堂课没有缺过，并且认真做了笔记。因此，我自认为是先生的弟子。在纪念先生百年冥寿之际，一介学弟拟出版纪念论文集。此乃学坛盛事，实慰下怀。一介让我写篇文章，我欣然应命。但窃以为纪念论文集文章以短为宜，于是就根据多年搜集的资料，写此短文，滥竽论文集中，谨表对锡予先生仰止之敬意。
1948年，我曾写过一篇短文：《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现收入拙作《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页309～311）。我在里面讲到朱子教人用白豆黑豆来“系念”，起一善念，则投白豆一粒于器中；起一恶念，则投黑豆。我认为，这个办法来自印度佛教。我举了《贤愚经》卷十三的一个例子。我的结论是：“从这个小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宋代理学不但在大的思想方面受了佛教的影响，连许多人们平常不注意的末节也居然受到佛教的影响了。”
后来翻阅汉译佛典，又陆续发现了一些类似的例子，更足以证成我的前说。我现在再举出几个例子，稍加诠释。并引申谈一谈佛典中的“黑”与“白”。
《摩诃僧祗律》卷十三：
羯磨已，此比丘应作二种色筹：一者黑；二者白。不应唱言：非法者捉黑筹，如法者捉白筹。应如是唱：如是语者取黑筹，如是语者取白筹（22，334b）。
如果觉得这不够清楚，我再从对应本中举出一个例子。《十诵律》卷三十五：
若比丘已作行筹人，随僧多少应作二种筹：一分长，一分短；一分白，一分黑。说如法者，为作长筹；说非法者，为作短筹。说如法者，为作白筹；说非法者，为作黑筹（23，254b）。
所谓“筹”，是小竹片。这里讲的是用投筹的办法来裁决和尚中的争端。我不讲裁决的过程，因为那同我要讲的无关。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在这里，黑筹和白筹尽管用途不一样——黑豆和白豆以及黑白石子象征的是恶念和善念，黑筹与白筹和善恶念头无关——可是黑仍然表示反面的近乎恶的东西，而白则表示正面的近乎善的东西。东西不同，含义则一。关键不在东西，而在颜色。
白黑象征善恶，还表现在其他场合。我举几个例子。《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卷九：
苾刍当知，若纯黑业得纯黑异熟。若纯白业得纯白异熟。若黑白杂业得杂异熟。是故苾刍应离纯黑及黑白杂业，当勤修学纯白之业（23，674b）。
对几个名词需要解释一下。“业”，梵文karma，巴利文kamma，指的是人们的所作所为。“异熟”，也译为“报”或者“果报”，梵文和巴利文都是vipⅲ齥a，我们平常所谓“报应”。“白业”，指的是善行，“黑业”，指的恶行。善行得善报，恶行得恶报。《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反复说明这个善恶报应的道理，参看23，814b；827b；837b等等。到了《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卷二，更言简意赅地说明：“汝等苾刍当知，黑业还得黑报；若行白业，还得白报。”（23，1029b）
“黑”，梵文kr…s…n…a，巴利文kan…ha；“白”，梵文s，ukla，巴利文sukka。“黑业”，梵文kr…s…n…akarma，巴利文kan…hakamma；“白业”，梵文s，uklakarma，巴利文sukkakamma。“黑异熟（黑报）”，梵文kr…s…n…avipⅲ齥a，巴利文kan…havipⅲ齥a；“白异熟”，梵文s，uklavipⅲ齥a，巴利文sukkavipⅲ齥a。同在其他语言里一样，白的颜色总是同“光明”联系在一起，引申为“善”。黑的颜色总是同“黑暗”联系在一起。引申为“恶”。
黑白不但同业报相联系，而且还同人的思惟直接联系。《那先比丘经》说：“因知善恶，知当所行，别知黑白思惟。”（32，697c）有时甚至同“出家”“在家”联在一起。
在中国，黑白有时也有类似的含义；但决不像佛典中这样具体，这样复杂；用途决没有这样广泛。
1992年7月14日
第十四题 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 《列子》与佛典（1）
——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列子》是一部伪书，自来学者少有异议。自唐柳宗元，宋高似孙、黄震、朱熹、叶大庆，明宋濂，清姚际恒、钱大昕、钮树玉、姚鼐、何治运、俞正燮、吴德旋、汪继培，下至章炳麟、陈三立、梁启超、顾实、马叙伦、陈文波、冯友兰、王德箴柳宗元，见《柳河东集》卷四，《辩列子》。高似孙，见《子略》，顾颉刚校，页58。黄震，见《慈谿黄氏日抄》卷五十五，《读诸子》：《列子》。朱熹，见《朱子全书》卷五十八。叶大庆，见《考古质疑》卷三（见《海山仙馆丛书》）。宋濂，见《诸子辨》，顾颉刚标点，第三版，页15～16。姚际恒，见《古今伪书考》，顾颉刚校点，页54～56。钱大昕，见《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释氏轮回之说》。钮树玉，见《匪石先生文集》卷下，《列子跋》。姚鼐，见《惜抱轩文后集》卷二，《跋列子》（见《四部备要》）。何治运，见《何氏学》卷四，《书列子后》。俞正燮，见《癸巳存稿》卷十，《火浣布》说。吴德旋，见《初月楼文续钞》，《辨列子》。汪继培，见《列子张注》八卷，附《释文》二卷，汪继培序（见《湖海楼丛书》）。章炳麟，见《菿汉昌育》卷四。陈三立，见《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9号，《读列子》。梁启超、顾实，见霍世休《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文学》中国文学研究专号页1053注8。马叙伦，见《国故》第1～3期，《列子伪书考》（又见《天马山房丛书》）。陈文波，见《清华学报》第一卷第1期，《伪造列子者之一证》（又见《古史辨》第四册）。冯友兰，见《中国哲学史》下册，页619。王德箴，见《先秦学术思想史》页51。，有的认为《列子》本有其书，只是经过了后人的增窜；有的认为全书都是伪造的。怀疑的程度虽然不同，但大家都认为《列子》是一部伪书。只有很少数的人读到《列子》而没有怀疑，像梁刘勰，宋洪迈，元刘埙，明王世贞，清褚人获刘勰，见《文心雕龙》卷四，《诸子》。洪迈，见《容斋续笔》卷十二，《列子书事》。刘埙，见《隐居通议》卷十九，《列子精语》。王世贞，见《读列子》。褚人获，见《坚瓠续集》卷四。等。另外还有两家，虽然也承认《列子》不是出于列御寇之手，但大体上却是替《列子》辩护的：一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十八子部道家类；一是日本学者武内义雄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列子冤词》……可惜这些替《列子》辩护的学者们的意见都太空虚，不能让人心服。
替《列子》辩护既然难成立，我们回头再看怀疑《列子》的学者的意见。统观这些学者，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举出了很坚实可靠的证据，但他们却只证明了一点，就是：《列子》是一部伪书。至于这部书究竟伪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就是：这部书究竟是在哪一年著成的？著者究竟是谁？虽然他们有的也多少说到过，但我总觉得理由都太空洞，或者只是想像之辞。钱大昕说：“恐即晋人依托。”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说，释氏轮回之说出于《列子》，非常可笑。姚鼐以为《列子》里面有汉魏以后人的附益，也许张湛就有所矫入。何治运举出了许多证据，说《列子》出于《尔雅》、《易纬》，在佛法入中国和两汉“圣学昌明”之后，没有确定说什么时候马叙伦《列子伪书考》说：“何治运以为出郭璞后人所为。”不知何据……俞正燮说：
“《列子》晋人王浮葛洪以后书也，以《仲尼篇》言圣者，《汤问篇》言火浣布知之。”
这理由似乎不大充足。《仲尼篇》言圣者，最多只能证明《列子》出于佛法入中国之后；《汤问篇》言火浣布也只能证明《列子》出于火浣布输入以后，都不能证明《列子》是王浮葛洪以后的书。大概王浮葛洪都是制造伪书的专家，所以俞正燮就想到他们身上去了。章炳麟先说《列子》作于佛法初兴之世，后来又说：
“《列子》书汉人无引者。王何嵇阮下及乐广，清谈玄义，散在篇籍，亦无有引《列子》者。观张湛序，殆其所自造。湛谓与佛经相参，实则有取于佛经尔。”
他说《列子》可能是张湛伪造的，实在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发前人所未发；但可惜并没能举出具体的证据，只是一个揣测而已梁启超、顾实，霍世休也有同样的揣测。见霍世休《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二。霍氏说，他曾著《〈列子…汤问篇〉质疑》一文，不知写成了没有……陈三立以为季汉魏晋之士，看了佛典以后，就杨朱之徒所依托的，增窜而成《列子》。马叙伦举了二十事证明《列子》是伪书，连刘向的《叙录》也是伪造的。他的结论是：
“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成此八篇，假为向叙以见重。”
他最后说：
“夫辅嗣为《易》注多取诸老庄，而此书亦出王氏，岂弼之徒所为与？”
陈文波在他的论文《伪造列子者之一证》里举出了几个前人没有注意到的证据，他先说《列子》“颇似魏晋时之出产品”，又说“晋人或有见于《庄子》之寓言，于是杂凑群书，以成《列子》”。以上这些说法都太笼统。
我们上面谈到，学者们对于《列子》成书年代的意见既然都未免有点空泛，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办法把这部书著成的年代更精密的确定一下呢？我觉得我们还有办法，而且办法也许还不止一个。我现在只根据中译的佛典来试一试。
第十四题 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 《列子》与佛典（2）
张湛在《列子序》里说：
“然其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
章炳麟已经怀疑到，并不是《列子》与佛经相参，而是《列子》钞佛经。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觉得张湛在这序里不打自招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