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东亚地区主义的演变及其对地区经济合作战略的影响+-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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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相成的：在为市场建立适宜的机制性基础，国家（政府）是必不可少的。”这
是世界银行对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看待。简言之，政府的干
预是必须的，如果我们承认东亚的成功有政府的巨大作用，我们还要继续承认。
斯蒂格利茨和尤素福重新考虑了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官僚。他们认为，实际上
只有少部分国家能够有效地建立和使用技术官僚，在大多数情况下，官僚是很难
独立于上述压力之外的。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更为明显。随着民主化的进
程，很多腐败被揭发出来，短期政治考虑的严苛要求开始超越长期的战略性考虑。
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本地区主要政府机构的作为，充分反映了他们对强大利
益团体的压力是很敏感的。而且，东亚的官僚体系很难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的人才。
此外，政治环境改变了，指望官僚体系的独立性是不现实的。
从体制上说，东亚的失败（金融危机）使市场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新
的“市场失灵”及“政府失灵”的具体表现。是东亚国家、地区没能适应市场经
济全球化、一体化，金融证券化、自由化、国际化发展的大趋势而出现的市场与
政府二院调解机制由原来的优化组合转化为二者“双失灵”的劣势组合的结果25。
这是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宏观分析。
不能说1997年危机是政府干预的失败，相反，危机提醒我们，在新的形势
26 自以洛克为首的自由主义提出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以来，政府在一国经济发展中主要扮演保护私产、
维护公共利益的角色，政府很少参与到经济的发展中来。但这一时期的政府仍然在国际舞台上以积极的姿
态干预贸易。进入20世纪，人们逐渐意识到“看不交的手”有其弊端，1929年危机后，凯恩斯的干预主
义开始盛行，政府干预国内经济的理论已经成熟。事实上，纯粹的自由市场是不存在的，因此，政府的干
预是始终存在的。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在两百年中，权力极大扩张，有人认为美国“形为联邦，实质高
度中央集权”。任何制度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政府干预也是如此，切忌“因噎废食”。
27世界银行《东亚的复苏与超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1页。
28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页。
虽然福山有为华盛顿共识辩护的味道，但是其对国家能力的重新界定，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政府干预的内
容和范围。
29 尤素福等，《全球变革与东亚政策倡议》，世界银行，2005年，第216、258页
下，政府干预的内容、方式和程度都应该做出一个较大的调整26。直接干预过时
了，干预的内容随着形势时刻在变，而对新旧领域的干预在程度上也要把握合适
的“度”。危机国家的政府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以保护在市场环境中无法适应的
“老弱病残”。危机也揭露了市场经济的一个问题，就是增长本身并不能替代有
效的社会政策。这是基于如下几点原因：第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市场和国内
市场的一体化，金融和贸易的全球化，使得政府的作用越来越笨拙；第二，民主
化的转型，一党专政和军人政权的威权主义政体开始丧失合法性，公共债务的不
断增加、人民对政治权力的不断追求，已经将管制问题明确地提到下一步的议事
日程上来。而且，金融危机的发生给政府带来了更多的压力；第三，各国面临的
具体问题。如老龄人口的增加、环境恶化的负面影响、社会分配的不公平、要求
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将弱势族群纳入增长的轨道、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等，都需要
政府作出更大的功能。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角色，将越来越趋于狭窄和间
接27。
弗朗西斯·福山将国家范围和国家力量进行了区分，对国家职能进行了重新
界定。他认为，在一些范围内，国家力量要增加；在另一些范围内，国家力量要
削弱。要增强国家力量，就需要相应的国家机构的增强；反之亦然。“真正的问
题在于国家在某些领域必须弱化，但在其他领域却需要加强。”28对于亚洲国家而
言，这就是关键。
Chales Boix指出，如果以欧洲公共部门的演进作为一个标准的话，那么东
亚公共部门的扩张在未来20年中还有充足的空间。如果欧洲经济体是一个向导，
那么东北亚国家将会见证自己公共部门规模的显著增加。“东亚的国家是一个适
度的公共部门（与类似国家相比还不完善），因而有充分的空间可以成长。”29关
键的问题是，公共部门如何增长，以及伴随着公共部门的增长，政府的干预应该
30约瑟夫等《东亚创新、未来增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31 关于此点，可参考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年。如果官僚是为自己赢利而非为公共利益，将会促使民众走向政府的对立面，必然会带来不可预料的负
面影响。
如何转变。今后，东亚政府的改革和干预有如下建议：
第一，“面对日益加剧的全球竞争，东亚国家需要进行公共政策改革——降
低商业成本、改进管理、改善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企业追求面向全球的目标——如
果它们想保持在世界市场中现存的优势，继续推动增长，它们必须提高生活标准，
消除贫困人口。”30
第二，制度创新。东亚必须在以下三个领域进行制度和政策创新：管理全球
化（特别是金融、贸易和投资一体化），重塑企业活力，构筑新的社会契约和转
变政府职能。“由债务负担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带来的财政压力以及全球化进程，
使东亚国家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在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事情的压力下，政府的
精力需要集中在支持市场发展的法规、限制市场的负面效应、帮助那些无法适应
市场的弱者；政府也需要在由自己主导的经济活动中引入私人投资。政府还需要
重新考虑国家机构的作用。并将权利和义务下放给下级政府。最后，政府正在改
善公共管理机构（如管理收入和支出的机构和部门）以及改善公务员的服务。”
第三，提高公务员素质。公务员的素质至关重要，一支良好的、具备奉献精
神的公务员队伍，要能够代表人民，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缺乏一个道
德良好的官僚群体，政府干预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31。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生 责任编辑 郭定平）
战后日本的产业技术振兴中大学所起作用的研究
王惠贤 李宏舟
内容提要：关于二战后日本的产学联合，研究界普遍认为，由于受战后反战情绪及国内外政
治局势的影响，产学联合呈现低调，大学对产业技术振兴的贡献降至低谷，而对造成这一现
象的国家科研体系的形成及其特征，却鲜有系统的论述。本文结合战后特有的政治经济及国
际国内环境的特征，明确战后日本整个国家科研体系的特征，具体分析在战后特有的技术引
进潮流以及特需人才培养等方面，大学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并明确产学联合对大
学的深刻意义。
关键词：战后 技术振兴 产学联合 产学分离
一 先行研究简介和本文的分析视点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针对日本战后（1980年代初为止）产学联合的社会背景和产学联
合的具体形式进行系统的分析，从而明确大学在产业技术振兴中所起的作用，澄清对战后产
学联合的一些误解，弥补先行研究的不足。
关于日本战后产学联合问题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最主要的说法就是，二战以后，大学
与产业界之间的隔阂逐渐加深，产学联合进入“休眠时代”，并最终形成了大学与产业界的两
相分离的局面。而这一论点所提及的论据主要包括以下两点：第一，对战争时期的产学军联
合体制的抵触情绪，导致了战后“大学纷争运动”的高涨，产学联合被推上了批判的风口浪
尖。第二，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民间企业科研环境急速好转，导致企业的研究环境要远远
优于大学，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需要大学的帮助了。
严格地说，以上这些说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但却又是非常片面的，
没有系统地挖掘出这些现状背后的原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事实的真相。试举一例来
说，现今的研究普遍认为，战后民间企业研究环境的好转降低了产学之间的关联，但是事实
却并非完全如此。首先，战后企业科研环境的好转只是一种“物质方面的繁荣”，它不但没有
降低企业与大学进行联合的必要性，反而更加突出了企业在科研力量方面尤其是人力资源方
面的不足，而企业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寻求大学的帮助。另一方面，因为企业
优越的科研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大学科研环境的不足，反而吸引并促进了大学科研人员
与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活动。
另外，对于在战后产业技术振兴中起了重大作用的很多间接的产学联合活动，现今的研
究却鲜有涉及。比如，二战以后，不仅仅日本，欧洲诸国与亚洲诸国也曾为从美国引进先进
技术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但是，引进成功并且带来相应效益的只有日本。这主要应该归功于
日本独特的产学联合体系的存在（中山，1995）。
本文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以上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缺乏一个统一的视点来支撑。为了保
持分析的系统性与全面性，本文首先提供两个分析的视点，以此总揽全文。第一个视点是：
对于具有公共性格的大学，社会赋予了什么样的制约因素。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的国家，由于
二战之前广泛进行的产学联合被普遍认为对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产学联合被普遍视
为邪恶现象，再加上大学教员作为国家公务员的特殊身份，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产学联
合遭到了整个社会的批判。
本文所提供的第二个视点是：社会对大学寄予了什么样的期望。这是支撑大学持续存在
并且维持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大学作为联系学问、科学、技术的纽带，在不断变革的
历史长河中，正是因为完成了社会、经济发展、国际社会等诸多方面的要求，履行了大学的
“社会责任”，才有了今天的繁荣。所以，本文把社会对大学的期望以及大学对社会的回报作
为研究产学联合问题的第二个视点。
以下，本文以上述两个视点为主线，首先对战后日本产学联合的社会背景进行系统地分
析，然后就大学在产业技术发展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进行分析。
二 战后日本产学联合的社会背景
1．反对产学联合的社会风潮
二战之后，反对产学联合的社会风潮不仅来自于国内，产学联合还遭到了来自国外力量
的封杀。二战结束后，日本从深刻的反省中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产学联合对战争的进行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邪恶现象。尤其是在1960年代末期达到高峰的“大学纷争”的时代，
大学的“自治”成为整个社会所关注的焦点，产学联合遭到了整个社会的批判。日本宪法明
确规定：“国家公务员是全体国民的公仆，而不是一部分人的公仆”。1947年颁布的《国家公
务员法》也把“公务员和企业的隔离”作为了一项重要内容来强调。
除了来自日本国内的反对，产学联合也遭到了另一股来自国外的力量的抵制。1952年，
以促进日本战后重建为目的的“联合军”进驻日本，日本的产学联合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这些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在联合军的占领政策下制定的“新制大学制度”完全把
工学教育的特殊性抛掷在了脑后。战后的高等教育改革高度强调大学教育的自治性，把大学
的主要目标定位于“自由社会中所需要的领导者的训练和产出”，并且把大学和产业界进行分
离作为了重要指针。在这种情况下，工学教育的特殊性以及产业界对大学的需要根本就没有
得到考虑。
另外，在联合军的影响下，对产学联合持彻底反对态度的日本学术会议于1949年成立。
这可以说是来自联合军的第二个方面的主要影响。关于战后的产学联合，迄今为止的先行研
究所普遍忽略�
